《记忆里的钟声与糖仁》

七岁那年，母亲把书包递给我，我便跟着姐姐走向村中央那座被称为“老学儿”的学堂。那间旧校舍紧挨着一家小小的代销点，我的童年记忆里，飘着铅笔与纸张的淡香，更裹着一分钱一块的糖仁甜。那些糖仁被捏成手枪、小人和公鸡的模样，我最爱那支“小手枪”——总是攥在手心玩到将化未化，才舍得一点点舔进嘴里。若是嘎嘣一咬，甜脆便在齿间炸开，三秒便化作了虚无。

然而有一天，我却想要逃离那里。课间从厕所跑回教室的路上，一个飞跑的身影把我撞倒在地。我哭着跑回家。爷爷提着烟杆要去找人理论，被母亲拦下：“没问清是不是故意，哪能上去就熊人家孩子？让小勇歇一晌，明天再去。”正合我意。谁知第二天，我却怎么也不敢迈出门槛——怕同学再撞我，更怕老师发现我逃学后的一顿训。爷爷摆手：“不去就不去吧。”母亲却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第一，错的不是你；第二，撞你的人，老师会管教。”母亲牵着我走回学校。老师让我先回座位，母亲则和她进了办公室。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并不知道，只是从那以后，再没人欺负我。我竟当上了副班长——不是因为母亲说了情，而是因为我总被叫到黑板前，带着大家一遍遍读拼音和生字。老师教两遍，我便会了，剩下的时间便成了我的“课堂”。我念得认真极了，老师不回来，我也不敢停下，就是嗓子发干、声音发哑，也要坚持。

二年级开学时，我们搬着自家的小杌子，迁往村北的新学校。校舍是抱厦式的结构，长长的走廊串联起好几间教室，水泥柱子又粗又圆。最西边的柱子上高高挂着一只铃铛。打铃的白老师年轻漂亮，铃声急促清脆，像她利落的脚步；而老李师——我们的校长，他打铃总是慢悠悠的，一声，隔一会儿，又一声，仿佛老座钟在踱步。偶尔放学后铃声会忽然又响几下，我总是走了一半又折返，后来才发现，是顽皮的孩子偷爬上去拽那铃绳。手随身体滑下，便只够响两三声。

老李师不常上课，却总在早操后训话。他常常板着脸说，“冰糕是洗脚水做的，吃了会肚子疼；河里有碎玻璃，还有吃小孩的“老马猴”；地里的玉米秸、甜高粱秸是喂猪的，“猪可是吃屎的”。大家都怕他，因为他真的会脱下鞋底打人。只有一个大男生不服管，冬天偷偷去溜冰，结果“钻了老马猴被窝”——掉进冰窟窿，差点没命。这事成了老李师口中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新学校的操场宽阔，杨树环绕。我们从城里转来的同学那里学会了广播体操，回家还兴冲冲地做给大人看，仿佛自己也成了“城里人”。树荫下，我们跳高、跳远、“当碗儿”、撞拐，或是挤在墙角“挤暖暖”。最刺激的是冬天滑冰——谁若在冰道上潇洒滑过，便能赢得一片欢呼；若是半途摔个仰面朝天，则招来满场哄笑。但铃声一响，所有热闹都得戛然而止。也有胆大的趁机多溜一趟，结果往往摔得响亮，更惨的还被李校长提着耳朵去办公室“修理”一番。

三年级时，我们搬进西边的教室，班主任换成了张老师。他是我们学校管得最严厉的老师。一次课堂上出了五道题，学习委员刘涛第一个交作业，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我第二个交，也挨了一巴掌，真是火辣辣的疼。“你们两个连增加和增加到都分不清，都给我长点记性！”张老师的声音像铁一样冰冷。从那以后，我和刘涛在审题时连标点都不敢漏看。

四年级时，数学老师换成了刘老师，与张老师搭班。刘老师上课从不带课本，让我们念题，他随手写下数据，算式便一行行流淌出来，清晰得像小溪映着阳光。刘老师教会了我们，要看准关键词，作业便能做得又快又准。

时光如箭，如今我的女儿快要大学毕业了，儿子也要小学毕业了。老李师走了多年，张老师也在五年前因病离去。那座新学校早已在乡村合校后闲置、变卖，如今成了寻常人家。只有记忆里的铃声、糖仁的甜、冬天滑冰时摔的屁屁疼、还有老师落在作业本上的红笔印，依然清晰如昨。

——仅以此文，怀念钟声远去的学堂，致敬背影渐远的老师，以及当年冷桌子热板凳上，那群一起长大的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