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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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草漫过门槛的瞬间，故乡忽然成了生命里的一座驿站。那些被时光遗落的故事，如同褪色的老照片，在记忆深处若隐若现。
小时候，爷爷总爱把我带在身边。走在村里，总能看见那些闲置的窑洞，我仰着脑袋，好奇地问爷爷：“为啥这院里草长得这么高？” 爷爷总会蹲下身，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抚过我的头顶，耐心解释：“这家人都在门外呢，某某在西安，某某在延安。” 那时的我似懂非懂，“门外” 二字于我而言，不过是山外的一个模糊概念，至于究竟有多远，全然不知。
老宅不远处，有个荒弃的院子。半塌的院墙袒露着内里的稻草与石块，像极了被岁月撕开的伤疤。院子中央，废弃的石碾盘上，石锈如墨，支离而斑驳，诉说着往昔的热闹与如今的寂寥。干柴零散地堆在院中，每一根都落满了随风而来的枯草，还有蒲公英的种子，仿佛在等待一场未知的启程。荒草肆意生长，铺满整个院子，密密麻麻，让人无处下脚。院墙根下，一棵枣树孤独地伫立着，春去秋来，静静绽放枣花，枣子由青转红，又悄然坠地，无人问津。冬天，一场雪落下，将整个小院严实地盖住，唯有麻雀偶尔光顾，叽叽喳喳，打破小院的寂静。
时光流转，我最终定居在离家乡一千三百公里外的 “门外”。二弟在离家乡五百公里远的“门外”安了家。父母和三弟则搬到了县城。
曾经，父亲母亲倾注无数心血建造的窑洞，如今也闲置荒芜。窑内，物件蒙着厚厚的尘土，衣柜和箱子散发着陈旧的气息，灶火早已熄灭，冷冰冰的，没了一丝温度。窑壁上挂着的玻璃相框，倒像是被时光遗忘的角落，框里的照片与十几年前的记忆完美重合。照片中的我，眼神清澈还是翩翩少年，镜外的我，胡子拉碴步入油腻中年。曾经晾晒谷子、枣子的庭院，如今被青蒿和野生酸枣树占领，稍不留意，就会被酸枣的枝叶勾住裤脚。父亲堆在院畔的石料，有的已长出翠绿的苔藓，有的布满斑驳的石锈。院畔的枣树，默默生长，粗壮了许多，也更高了，真真是 “十年树木” 啊！
某个秋日的午后，一阵风掠过，白云在天际疾驰，恍惚间，竟与少年时的记忆重叠。夜晚，抬头仰望深邃的蓝天，银河如练，星星依旧一眨一眨，这片星空似乎亦未改变。我好似又回到了少年时光，或者我从未长大，也未远离故园。那是秋日的午后，阳光炽热浓烈，院里的脑畔上的南瓜藤垂下，挂着两个沉甸甸的大南瓜，青石碾盘上放着簸箕，簸箕里晾晒着五颜六色的豆子，在阳光下闪着光，家人们或坐在窑洞的炕沿，或倚在沙发上，谈天说地，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茶台的玻璃上，温暖又惬意。
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大概是人类在迁徙过程中，始终都在思考的问题。
我给孩子讲陕北的春天，黄风肆虐，吹得人睁不开眼。风过之后，干枯的苦蒿根部会冒出嫩绿的新芽，厚厚的冰层逐渐裂开，河水解冻，溪边的泉眼汩汩冒出细沙，扒开石块，还能找到藏在溪中的小虾米。孩子却歪着头说：“电影和电视里都说，陕北的沙漠已经消失了，现在不会刮黄风了。” 孩子对去溪边找泉眼和虾米毫无兴趣，手里的玩具和电子设备，是孩子童年时光的重要伙伴，即便如此，孩子还常常抱怨有些无趣。
孩子在公园里捞过蝌蚪，也曾把蝌蚪养在瓶子里。我给孩子讲，在村庄的小河边，河水潺潺流动，汇聚在低洼处形成池塘，夏日的夜晚，青蛙在塘里此起彼伏地鸣叫，青蛙产下的卵，一团团半透明的，孵化后才变成小蝌蚪。这些生动的自然场景，恐怕在课本里无法了解真切。
孩子爱喝沙棘汁饮料，却不知道沙棘树是何模样。在陕北一种植物叫酸刺，是一株株长满尖刺的低矮灌木，果实小巧玲珑，有橙色和红色，和绿豆差不多大，酸刺的汁液挤到黄土上，连黄土都酸得冒泡泡，而这汁液装到瓶子里就是沙棘汁。
孩子们自有属于数字时代的快乐，电子屏幕里的奇幻世界与公园里的塑胶滑梯，构筑起与父辈截然不同的童年。但我仍衷心期望，有朝一日，当他们向友人讲述陕北窑洞的故事时，话语间能跃动着真实的温度 —— 不只是课本里关于陕北民居的刻板描述，而是能细数窑洞冬暖夏凉的奥秘，也能描绘窑洞里灶台前祖母拉着风箱，饭菜的香气悠悠散发出来，家人座在火炕上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院子外面有明亮星空和高悬的银河，还有坡底下的杨树在夜风中沙沙作响的场景。
有一天，孩子回到陕北老家，是否会被岁月锈蚀的门环叩响心中的好奇？拨开丛生的野草，凝视着石碾盘上的锈迹，可能无法想象父辈们曾在月光下推碾子的情形；打开木箱里的旧书，大概会掉落祖母的鞋样子和剪纸模板；拉开抽屉，里面还有祖父抖落的烟丝和生锈了五金工具。
陕北的窑洞，是家族迁徙的坐标，每一块石头上都镌刻着祖辈们与黄土地较劲的坚韧，更是琥珀，封存着陕北春种秋收的烟火、邻里守望的温情。当我们再次站在窑洞前，触摸到的不仅是冰冷的土坯，更是家族绵延不绝的生命脉络，是刻进血脉里的乡愁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