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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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姨夫段六柱在军中的职级与军衔。
新中国成立之初，姨夫报名参军，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归国后又跟随部队转战大西南，参加了西南边疆地区的剿匪战斗。姨夫在战争年代里多次受伤，战功卓著，却多年没有回乡。和平时期，他一直跟随部队在云贵川驻扎，行踪不定，经常转移，为维护西南地区社会稳定奉献力量。当姨到部队随军一起生活后，他们才算在贵州六盘水附近的军营里定居下来，那个地名叫做水城。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姨夫从部队转业，全家从贵州水城回到了冀中平原老家。表姐建钦当时正在部队服役，当一名通信兵报务员，就留在了遵义，退伍之后进入一家军工厂工作。许多前年，我曾与建钦姐通过几回信，互通音信，才得知她在遵义结婚成家，儿子中学毕业后却远在深圳打工。2009年夏天，我到贵州旅行，急忙从贵阳赶到遵义，期待能够见到阔别多年的建钦姐。我手中拿着表姐当年寄给我的信，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急切地四处打听，但那个地址只是一个数字编码的邮箱，估计是她所在的军工厂，属于保密单位，没有人知道具体位置在哪里。我手中紧紧攥着那个皱巴巴的信封，茫然四顾，痴痴地站在繁华的遵义街头。我们一行四十多人，在遵义停留了两天，参观了遵义会议旧址，又去攀登凤凰山，站在山巅上眺望遵义市容风貌。
从贵阳回到天津后，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赶紧给建钦姐写了一封信，将我去遵义旅行的经过告诉她，但没有得到回信，估计她没有收到我的信。我又给表弟建军打电话，询问表姐的联络方式，可表弟并没有她的电话，也是只有一个相同的通信地址。屈指算来，建钦姐也该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姨夫转业之后，全家回到了饶阳县段君道，在村子里安家落户。姨夫被安置在衡水市检察院工作，离家七八十公里，还是不太便利，于是姨夫主动要求回到饶阳县，那时正值十年动乱时期，他担任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如今的县委副书记。因曾在衡水市检察院工作一段时间，后来便被任命为县检察院检察长。改革开放初期，姨夫改任副县长，负责工业建设方面。退居二线之后，挂名县政协副主席，时间不长，他就正式退休了，回到段君道村中休养。
姨夫当副县长时期，饶阳县工业生产搞得红红火火，轴承厂、化肥厂、机械厂、油棉厂、印染厂、棉织厂、食品厂等企业遍布县城四周，产品好，效益高，工业生产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尤其是轴承厂和化肥厂，生产规模较大，职工二三千人，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随着工厂规模不断扩大，从县城周围村庄招工数百人。为了解决化肥厂原材料与产品运输问题，在化肥厂西侧修建了火车站，是一条单轨铁路，连通衡水火车站。小火车通车的那一天，前来看热闹的群众人山人海，把那座小小的火车站货场围得水泄不通，我和小伙伴们也跑去观赏奇观，第一次见识了火车的真模样。轴承厂院内有一座大礼堂，我们曾多次跑进去，夜晚挤在人群中观看电影。中学毕业后，农闲时节，我也曾跑到轴承厂图书室借阅文学书籍。
在近年编纂出版的《饶阳县志》中，我找到了姨夫在饶阳的任职履历，清清楚楚写着他的姓名、职务及任职时间。
在姨家卧室的北墙上，悬挂着一个相框，里面摆满了照片，其中就有一张是姨夫的戎装照。他身穿新式军服，笔直站立，英俊威武。那应该是1955年授衔时特意拍摄的，但我没能看清他的肩章上是什么级别的军衔。我那时年纪尚小，不能辨识军衔的等级。后来，我也曾询问表哥和表弟，遗憾的是，他们也说不清楚。依照县团级的干部级别换算，以及姨夫转业后的工作安排，我推测他在军队里应当是一名正团级干部。
我三哥在燕山军营服役，打算退役之后回饶阳工作。那时姨夫正担任检察长，而我还是一名小学生，就跟随三哥跑到饶阳旧县城西南街检察院的院子里，坐在姨夫简陋的办公室里谈话，如今早已不记得他们谈话的内容了，没坐多长时间，我们兄弟二人便起身告辞。三哥退役之后并未回到饶阳，而是安置在石家庄。
姨夫担任检察长，手中掌权，就有亲朋好友找上门来，求他办事，尤其是牵涉到刑事案件。白池村许铁军不知是他本人还是他的什么人，也不知是什么案子，他就通过我家找到我的姨夫，请求关照，疏通关系，具体情况不明。但我觉得，姨夫肯定是依法办案，秉公办事，绝不会变相通融，更不会徇私舞弊。
姨全家转业回到老家后，没有住进县政府安排的公房，而是回到段君道，自己动手建房。那时我正在中学读书，星期天便跑去凑热闹。姨夫找人帮忙盖房子，在村口的打谷场上拓土坯，再挖出一个大土窑，自行烧制砖块。后来表哥表弟结婚的时候，又陆续在村边上建成了三处房子。
姨的家中陈设十分简单，跟村中一般人家别无二致，在县城的人们眼中看来，不免显得有些寒酸。
姨回到段君道安家之后，就把寄存在我外婆那里的家具回来了，其实只有一件躺柜和一个迎门橱，躺柜里放衣物，迎门橱中摆杂物。躺柜旁摆放着一个铁皮文件柜和两只军用绿木箱子，这大概是姨夫转业的时候从部队带回来的东西。绿木箱的箱体上印着一串数字与字母编码，好像是炮弹箱。平时，文件柜和木箱就当成了座椅，冬天就在上面铺个棉垫。我每次回乡探望姨和姨夫，就坐在那上面跟他们漫谈。
姨夫担任县领导，姨和三个表兄弟都在村中务农，姨夫没有运用掌握的权力给家属子女在县城安排工作。他曾担任主管工业的副县长，凭借他的权力，完全可以安排自己三个儿子去县城的国营工厂上班，哪怕是先做个临时工，干几年后，再慢慢转正也可以的。但是，姨夫从来不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三个儿子务农吃了不少苦，我估计他们心中多少都会对自己父亲有些埋怨的情绪。表哥建芳和建强，农闲时节曾经在杨君道村西的油棉厂打工，又脏又累，自谋生路，挣的是一份辛苦钱。表弟建军自建温室大棚，栽种蔬菜，收割之后，驾驶三轮车送到县城农贸市场出售，这成为他的主要收入来源。
姨夫刚刚转业回来的时候，仍是抽烟喝酒，后来患上了支气管炎，咳嗽越来越厉害，于是听从医生建议戒了烟，但酒还是喝，一时难于戒酒，只是喝得越来越少了。姨夫曾经使用过的一只竹制水烟袋，丢弃在卧室一角，慢慢蒙上了一层灰尘，安静地沉淀着姨夫心中对于大西南峥嵘岁月的思念之情。
我当上排长后回乡探亲，给姨夫送去两瓶四特酒和两条大前门过滤嘴香烟，当年这就是最好的烟酒了。因为还是凭票供应，类似于特供商品，我特意找到师机关招待所所长，才买到手。姨夫把我带去的烟酒放了起来，他还是照常抽自己的水烟袋，饭前喝一杯沧州出产的“清烧酒”，当时的价格才一块八一瓶。饭桌上也没有下酒菜，姨夫就干喝一杯酒，然后端起饭碗吃饭。他真是舍不得独自享用高档烟酒。他用沙哑的嗓音跟我说：“喝那么好的酒干什么，我倒是觉得这清烧的味道就挺好的。”
及至老年，姨夫不幸罹患胃癌，不单是戒掉了酒，到了后期就连吃饭都难以下咽，实在是苦不堪言。
姨夫在战争年代多次受伤，身上布满伤疤，健康状况不佳，但他并不在意，转业后全身心投入地方工作。工作之余，他常常跟随儿孙们去田间劳作，力所能及地帮助孩子们做一些农活。在他看来，告别了战争硝烟，结束了戎马生涯，回归故乡的原野，享受平静的生活，他就心满意足了。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他也会按时起床，冒着寒风到村口的田间地头转一圈，他心中无疑对故乡的土地怀着深厚的感情。
我小时候去姨家，看到窗台上放着几枝红蓝铅笔，鲜艳醒目。我拿走了一枝，回到家中，在自己的小学生作业本上，用它画画。待到我在军中担任了司令部军事参谋之后，参加战术演习，便时常要在一比十万的军用地形图上进行标图作业。手中正是拿着一枝红蓝铅笔，标绘红蓝双方攻防态势图，红色代表我方红军，蓝色为敌方蓝军。有时凝视着手中的红蓝铅笔，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姨夫，他转业的时候从部队带回来几枝红蓝铅笔，说明他在部队从事军事工作。
后来的一件事情，给我的猜测提供了一个佐证。
1979年春，西南边境爆发了中越自卫反击战。姨夫被原部队召回，只身返回大西南，担任军事顾问。大约半年之后返回，他固守着军事秘密，从来不跟任何人提起这次重返西南的特殊经历。姨家的迎门橱上放着一只保温杯，上面印着两行红字“参战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部队赠”，这大概就是姨夫这趟西南行获赠的纪念品。
这足以说明，姨夫从前在军中是一名军事干部。
我有整整六年时间担任连长，外出执行军事演习保障任务的时候，经常在野外安营扎寨，露宿山野，习以为常。记得有一年暮秋，我回到饶阳探望姨，当姨夫得知我又将远赴太行山参加军事演习，就把他珍藏的两件物品翻找出来相赠，一是皮革文件箱，另一个是一条狗皮褥子。姨夫轻声说：“你都拿走吧，我留着也用不着它们了。”于是，我将狗皮褥子装进皮革箱，一起带回了部队。隆冬腊月，我再次跟随部队奔赴太行山，在保定西部山区进行山地进攻战术演习。入夜，寒风呼啸，天寒地冻，连队官兵们在半山坡上露营，用铁锹铁镐挖出单兵掩体，在在二尺深的土坑里撒上一层枯草，然后再铺开被褥，和衣而卧，露宿山坡。我特意带来了姨夫馈赠的狗皮褥子，铺在掩体的杂草上，彻夜酣睡，竟然赖此皮褥子，抵御夜半袭来的阵阵寒气。
我有一次跟姨夫讲述自己在军中的坎坷经历，说起愈演愈烈的歪风邪气，姨夫听罢缓缓抬起头，额头上的皱纹挤成了一个疙瘩，许久都没有舒展开来。他睁大了眼睛，良久注视着我，口中嗫嚅，又似乎是在自言自语：“怎么变成这样了？”看到姨夫大惑不解的样子，我真后悔自己多言，不该向这位正直的老军人讲这些事情，让他凭空无端地生出一些困惑与苦恼。
当我休假结束就要离开家乡的时候，去跟姨告别。姨夫从木箱中找出一块旧手表，让我带到天津修理，表针都不走动了。回到天津，我连续跑了几家手表修理部，都说这块手表太旧了，无法再修理。恰好外甥女来津，我便让她带回去，归还姨夫。
姨夫从县政协副主席职位上退休，回到村中，闲居养老，每日坚持读报，仍旧关注时事新闻。
姨夫退休之后本应安享晚年生活，却因战争给他遗留的伤痛，加之多年辛苦工作，积劳成疾，罹患癌症，很快便住进了县医院，病情逐渐恶化，终于不治，过早离开了人世。
姨夫住院治疗期间，需要支付一大笔医疗费，但他的存款却被我的一位姐姐花言巧语借走挪用了。姨托人讨要，依旧拖延不还钱。最后还是从贵州赶回来的建钦姐把钱讨要回来了。表姐气冲冲地跑到那位姐姐家，勒令归还，但还是分两次才全部还清。得知此事，我曾经给这位姐姐写去一封信，督促她还钱，并声言如果她急需钱，我可以借给她，但姨的钱必须立即归还。我没能得到她的回信，这是在我预料之中的。
某年春节前夕，县委县政府派人来家中慰问，赠送一轴中堂，姨夫便将它悬挂于居室的北墙上。大红洒金宣纸，墨书“仁者寿”三个大字，笔势苍劲有力，一团端庄大气，顿令蓬荜生辉。
姨夫当然是一位仁者，但却未能长寿，天欺人也？姨夫经历过战争硝烟的磨炼，多年奋斗在西南边陲地区，戎马生涯，饱经忧患，操劳过度，致使损害了健康，减损了寿命。
我最近从《论语·雍也》中找到了这句话的出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姨夫是一位宽厚仁慈的长者，他面慈心善，安分守己，与世无争，安静地走完了他曲折而平凡的人生道路。姨夫留在我的心目中的意象，是一座高大挺拔的大山，又是一条舒缓流淌的大河。姨夫是一位仁者，更是一位智者。忆及姨夫，我犹如站在仁者智者的面前，高山仰止，大河长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