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的院里有一棵百年杏树,是太姥姥也就是我妈的奶奶做童养媳那年栽下的,那年是民国十四年。
栽这棵杏树的时候,她十一岁。树苗在她怯生生的手里栽进了张庄一个怯生生的大院里的厚土中。没人记得这个四岁丧母、十一岁失怙的小丫头叫什么名字,只知她姓魏,称魏氏,是她“同族叔叔领来的童养媳”。杏树活了,她也活了下来,像一粒被风吹落在张庄的草籽。
这棵杏树,活成了张庄最沉默的见证者。它的根,一定比我们想象的扎得更深,深到能触摸那些早已被黄土掩埋的呜咽与寒凉。它记得太姥姥初来时单薄的身影,记得她十一岁那年,那个同族叔叔牵着她冰冷的小手走进这高门大户时,她回头望向村口的眼神,那里埋葬了她被土匪撕票的父亲,一个模糊得只剩下“爹”这个称呼的影子。
太姥姥的一生都在苦难中打转。熬到成年,终于嫁给了我妈的爷爷,生儿育女,日子嵌进大家族森严的齿轮里转动。丈夫在太姥姥三十几岁上突然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那时节,族中兄弟的嘴脸,比寒冬的北风还冷硬刻薄,为争祖上传下的田产,他们曾把她拖至祠堂,摁在冰冷的砖地上,家法的木杖落下,闷响砸进皮肉深处。
杏树在窗外看着,它的枝条在风里抽打墙壁,发出徒劳的噼啪声,太姥姥咬着嘴唇,硬是一声没吭,血丝从嘴角渗出,滴在冰冷的砖地上,洇开小小的暗红花朵。
后来乱世如沸粥,为护住膝下一儿一女,太姥姥狠心改嫁。姥爷的继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却因多看了过路的土匪一眼,惹来杀身之祸,无处可逃,他竟蜷缩在自家冰冷的地窖里,用一根裤带结束了性命。当太姥姥颤抖着掀开地窖盖板,那微弱的斜阳只照亮一张青紫绝望的脸,杏树那年结的果子格外少,且都是苦涩的,它记得太姥姥独自在地窖口坐了一夜,背影比夜色更沉。
总算熬到新天新地。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姥爷,在太姥姥近乎拼命的坚持下识了字,是文化人,当了乡村老师,娶了勤快的姥姥,她的脸上难得有了舒展,像久旱逢了微雨。
她常坐在杏树下的小板凳上,看儿子夹着课本意气风发地出门,看儿媳在灶间忙碌。杏树也仿佛抖擞了精神,挂果累累,甜得齁嗓子。这安稳如杏子般饱满的日子,却只持续到姥爷三十六岁。一场急病,像突如其来的冰雹,将枝头沉甸甸的希望砸得稀烂。急病带走了正当盛年的儿子,也抽走了太姥姥眼中最后一点活泛的光。那一年,杏树沉默着,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直指苍天。
从我记事起,太姥姥已是古稀老人,寄居在舅舅家低矮的厢房里。她个子很高,腰板挺直,像一株风干了水分却筋骨犹存的老竹。一件洗得发白的大襟褂子,穿在她身上竟有说不出的典雅端庄。她看我的眼神,浑浊却温软,像冬日糊窗纸透进来的、晒暖了的阳光。她枯瘦的手,会从炕头那个掉了漆的小木匣里,颤巍巍地摸出几粒冰糖或一块硬得硌牙的点心,塞进我的小手里。那匣子里,似乎藏着永不枯竭的甜。
她离不开那座老院,像树离不开脚下的土地。她唯一的女儿接她去小住,清闲舒适,她却整日坐立不安,像离了水的鱼,她住不上几日就念叨:“金窝银窝,不如我的草窝……院里的杏树枝条该修剪了。”她终究要回来,回到杏树荫蔽的院子里。即便咳嗽起来惊天动地,瘦削的肩胛骨在单薄的衣衫下剧烈起伏,仿佛要把整个肺都咳出来,她也不肯闲着。秋忙时,她挪着小脚去割猪草,佝偻着腰在灶膛前煮猪食,烟气熏得她眼泪直流,咳嗽更加撕心裂肺,一刻不停,仿佛停下,生命就会立刻枯竭。舅舅劝她歇着,她总摆摆手:“能动弹,是福气。”那声音被咳嗽切割得支离破碎。
她八十一岁那年冬天,北风格外凛冽。太姥姥终于倒下了,躺在炕上,像一盏燃尽的油灯。女儿、孙子孙女围在炕前,端水喂药,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而她却转过头,用浑浊的眼睛望着低矮的屋顶,望着糊满旧报纸的土墙,望向窗外那棵落尽叶子、枝干虬劲的老杏树。
卧床第七日,她趁家人去灶房熬药的间隙,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摸索到枕边那个装止咳药片的瓶子,她把白色的药片倒出来,一把一把平静地塞进嘴里……那是她攒了许久、对付漫漫长夜咳嗽的“氨茶碱”,此刻成了她通往宁静的船票。一百多粒,她数得清楚,如同数尽这一生漏掉又咽下的所有苦难。
然而,连死亡都对她倦怠了。或许是常年服药,身体早已有了抗体;或许是阎王爷翻看她的命簿,也觉沉重得难以下笔。一番折腾灌肠洗胃,她竟又悠悠醒转,深陷的眼窝茫然地望着哭肿了眼的儿孙,喉咙里发出微弱如游丝的叹息,那叹息里,竟有一丝未能解脱的遗憾。
她熬过了那个冬天,但在开春,泥土刚刚解冻,老杏树黑紫色的枝桠上还不见丁点绿意,太姥姥走了。她像一片熬干了水分的叶子,终于从苦难的枝头飘落。出殡那天,风刮过老杏树空荡的枝桠,发出呜呜的声响,像低徊的呜咽,又像悠长的诉说。
如今,舅舅家的老院早已翻新,青砖红瓦替代了土墙,唯有那棵老杏树还在,越发粗壮嶙峋,树皮皲裂如太姥姥晚年的手背。每年深秋,枝头依旧挂满累累杏果,孩子们举着竹竿敲打,杏子噼里啪啦落下,捡一颗放进嘴里,甜甜的,但也能品出岁月深处一丝难以言喻的涩意。
树记得很多事。它记得一个四岁女孩手中树苗的微颤;记得十一岁童养媳眼底的惊惶;记得木杖落在妇人脊背的闷响;记得地窖盖板掀开时涌出的绝望;记得盛年丧子的母亲倚着它躯干无声的崩溃;记得垂暮老人望向它枝头时,那疲惫目光里最后一丝对故土的眷恋;也记得那瓶白色药片灌进口中的决绝,和未能如愿的叹息……所有无声的悲恸,所有咽下的苦痛,所有在岁月风沙中磨蚀了面容的苦难与坚韧,都化作了它一圈圈沉默的年轮,化作了秋日枝头那沉甸甸、红得刺目的果实。
人走了,树还在。它不说话,只是站着,用一圈又一圈的年轮,镌刻着张庄发生的一切,那些被风带走的叹息,被黄土掩埋的泪水,被时光模糊的面容,树都替张庄记着;每一道深刻的疤痕,每一处扭曲的结痂,都是它无法言说、却永不磨灭的铭文;当孩子们在树下捡拾甜杏,嬉笑打闹时,那甜里渗着的涩,便是老树无言的回响,它以自己的方式,咀嚼着、消化着、铭记着这片土地上,一个平凡女人所承负的,那过于沉重的近一个世纪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