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庆
网站用户
记忆是有气味的。对我而言，那便是四十年前老峰镇夏日里弥漫的稻香，混合着墨汁、粉笔灰，以及一支无形的教鞭在岁月中划过的痕迹。
1980至1982，不过是中国乡村教育年表里平凡的三个数字，于我而言，却是整个青春的重量。那是一段被稻浪环绕的岁月，那时公社大喇叭还在播送中央文件，生产队的粮仓刚刷上“包产到户”的新标语。我穿梭于田埂与讲台之间，得以认识土地的诗意，触摸教育的温度。老校长的车铃摇醒晨雾，曹老师的算盘数过光阴，孩子们的诵读穿过窗棂，共同谱成了一支遥远的歌谣。时光的尘埃早已落定，而那由“教书的农民”与“种地的老师”共同守护的希望之火，却在我心底愈发清晰地显影，定格，如同窖藏的老酒，历久弥醇。故以此文，掸落时光的浮灰，重返那金黄的乡愁。
一、金穗入梦
1980年的稻浪是带着锋芒的。那年8月30日清晨，我背着师范生涯的全部行李，踩着露水浸润的田埂，走向安庆市老峰镇那所九年制学校。晨风裹着稻香，将二十二岁的青涩与豪情，搅拌成对未知的忐忑与对讲台的渴望。
这是一所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乡村九年制学校，四周农田环绕，紧邻二十多户的小村庄。校园由七间低矮教室和宿舍围成无墙的院落，中间是不到两个篮球场大的操场，成为师生们的乐园。体育课上口令声惊起田埂边的麻雀，课间总有滚铁环、抽陀螺的身影飞转。校门口有条小路穿过小河直通村外，旁边八平米的单间就是我的宿舍，木窗正对无垠稻田，窗台上晒着用旧报纸糊的窗花，墙角铁皮暖水瓶印着“农业学大寨”的褪色红字，夜风掠过时，仿佛整片稻浪都会涌进梦里。虽经七十年代修缮，学校仍显破旧：昏暗的教室，简陋的桌椅，有些课桌用砖木拼接而成，黑板槽里积着老式粉笔的石膏末，墙上奖状盖着“老峰人民公社”的圆形公章，条件超出想象的落后。师资力量匮乏，除了校长和我们九位在编教师外，其余七八个是民办代课教师。
这里的春天美得让人心醉。油菜花从宿舍墙根一直铺到远山脚下，像大地的金箔。春耕时农民在田里忙着插秧，那单调重复的动作，却被他们操作得津津有味。他们的谈笑声，夹杂着远处布谷鸟的鸣叫，为乡村增添了独有的一片祥和。
二、铃铛与算盘
老校长的永久牌自行车是乡村教育的计时器。每天清晨，车铃穿透薄雾，带来比报纸更鲜活的讯息：王老师的女儿考上了中专，这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成了农家子弟最好的出路；村头老李家将竹篾生意做到城里，这是中央允许农村发展副业政策带来的新气象。公社决定给民办教师每月加两元补贴（相当于当时14斤大米的价值）……搪瓷缸里的劣质茶叶在沸水中舒展，我们十几个教师围着那张掉漆的办公桌，在茶香中触摸时代的脉搏。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任务是迎接学区的听课检查。每当此时，我这个正规师范生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同事们半是羡慕半是打趣的眼神，总让我既激动又忐忑。老校长总会拍拍我的肩膀：“马老师，这次又要看你的了，加油！”他的眼神里，既有长辈的期许，也有过来人的了然。望着窗外操场上晨读的学生，我突然明白了老校长每日奔波的意义——他带来的不仅是消息，更是一个乡村教师与时代脉搏最真切的联结。
总务处曹老师的算盘是另一件圣器。这个被学生唤作“汉奸胡”的老会计，总在拨弄那些油亮的算珠时哼着黄梅调。每月十五号，曹老师拨弄算珠的黄梅调总会戛然而止。他推一推老花镜，对着工资册上那几个熟悉的名字叹口气：“吴老师，二十八块五，还得扣掉上次预支的十斤粮票；李老师，三十一块……”这时，他会下意识地瞥向窗外——操场边，王老师正利用课间十分钟，飞奔回自家责任田里给秧苗放水，裤腿高高卷起，沾满了泥巴。曹老师收回目光，喃喃道：“这群人呐，白天教别人的娃认字，晚上点灯熬油地侍弄自家的地。是老师里最懂种地的，也是农民里最会教书的。可这双份的辛苦，换来的却是半份的体面。”他那声叹息里，有同情，有敬意，也有一丝对时代不公的无奈。算珠噼啪一响，仿佛不是打在算盘上，而是敲在乡村教育沉甸甸的基石上。
闲暇时我最爱去他办公室，泡上一壶野山茶，听他讲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变化及乡里乡俗。在他的影响下，我才开始读懂田埂间的文章。一次在学校后门的菜园边，几位歇晌的农妇指着绿油油的韭菜考我。我灵机一动，故意将其认作麦苗，果然引来一阵爽朗的哄笑。这笑声惊动了正从墙角厕所出来的校长，他一边系着裤带一边趿拉着布鞋走来，脸上堆着熟稔的笑意：“你们可别小瞧马老师，他可是在学区上过公开课的一流好手！”那一刻，阳光融融地照着，善意在粗粝的玩笑与质朴的解围间流动。没有师生之别，也无城乡之隔，只有乡村特有的一种包容，如同脚下的泥土，浑厚而温暖。
三、泥土里的诗行
于是，我将金色的稻浪、农民的汗水都化作了生动的教材。记得在四年级的语文课上，最有趣的一堂课便是《悯农》。那是1980年秋收后的一个清晨，我特意从食堂借来一束带着露水的稻穗，摆在讲台上。当读到“锄禾日当午”时，我让王强和几个常帮家里干农活的孩子示范锄地动作，他们略显笨拙的表演引得全班哄笑。讲到“汗滴禾下土”时，许梅芳突然举手：“老师，我爸说汗水里有盐分，滴到土里能让稻子长得更壮实。”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阳光透过木窗棂，将三十多张小脸镀上一层金边。课后，几个调皮鬼在操场上模仿农民插秧，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背着诗句，那认真的模样让我想起老家墙根下学母鸡孵蛋的雏燕。
这种顿悟时刻总在田间地头生长。李亮拖欠作业的秘密，是在他家灶台前揭开的——原来这个早熟的孩子因母亲病弱，不得不包揽做饭、打猪草等家务，常常只能在灶火边见缝插针地写字读书。这个蹲着烧火的男孩，右膝上摊开的课本被火光照得通红。他父亲用卷烟纸写“保证监督”时，粗糙的指节捏着铅笔，像握着最珍贵的种子。后来李亮的作业总带着猪草汁的印记，但每个字都像他父亲种下的秧苗般挺拔。
四、青瓷岁月
汪老师的韭菜炒鸡蛋是记忆里的釉色。周末下雨时，她总招呼我去她那间土坯房。铝制饭盒里装着用粮票换来的大米，搪瓷碗上向日葵图案已磕掉半边。新割的韭菜泛着翡翠光，土鸡蛋在铁锅里绽成向日葵。多年后重逢，她白发如雪，却仍记得我爱吃嫩些的炒蛋。那双手曾经在黑板与灶台间往返，如今在养老院的阳光里微微颤抖，却仍保持着握粉笔的优雅弧度。
记得初夏的一个雨天，我独自在宿舍改作业。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更衬出小屋的寂静。忽然，门被轻轻推开，语文课代表许梅芳探进头来，发梢滴着水珠。她身后跟着几个女生，怀里紧紧抱着一大摞青菜，水灵灵的，还带着田埂的泥土气息。“马老师，”许梅芳的声音比平时更清亮，“今天周末食堂不开门，我们给您送点菜来，是我家地里刚摘的！”
她们不等我回应，便熟门熟路地拿起我那只磕掉了瓷的白搪瓷脸盆，嬉笑着冲进雨幕，跑到门口的池塘边。我隔着窗看她们：挽起打补丁的裤腿，蹲在青石板上，小手认真地搓洗着菜叶。水花溅湿了她们的衣衫，银铃般的笑声惊飞了檐下躲雨的麻雀。那专注而快乐的模样，仿佛不是在洗一捆青菜，而是在完成一件无比重要的作品。
那顿饭，我嚼着清甜的菜叶，望着空荡荡的宿舍，眼前浮现出她们蹲在青石板上洗菜的模样，喉头忽然一哽。那一刻我明白，我收获的何止是一餐饭食。
这种质朴的温柔，并非总是和风细雨。有个傍晚，我因几个学生背不出课文而动了气，声音严厉了些。课后，我最不看好的那个沉默寡言的男孩，磨磨蹭蹭最后一个离开。他走到门口，犹豫了一下，又折返回来，伸出黑乎乎的小手，飞快地将我掉在地上的半截粉笔头捡起来，轻轻放回粉笔盒，然后像受惊的麻雀一样飞跑了。望着那半截被郑重归位的粉笔，我顿时面红耳赤。在这片土地上，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的施与受。他们用这样小心翼翼地珍惜，回应着我的急躁，教会了我何谓尊重。
五、灯下哲思
当夏日的喧嚣与人群的温暖渐渐沉淀，独处的秋夜便成了我精神沉思的绝佳时光。月光透过窗棂，将稻浪的轮廓拓印在斑驳的墙面上，墙根的秋虫与邻村的犬吠在黑暗中交替吟唱。白炽灯泡在电压不稳时微微闪烁，我摩挲着《唐诗三百首》里“汗滴禾下土”的诗行，突然懂了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深意——在这片土地上，黑板与田垄本就是同一张考卷的两面。白天里捏粉笔的手指，此刻正随着月光游走，时而与李白“举杯邀明月”，时而陪李清照“守着窗儿”，在《红楼梦》的大观园里流连，与徐志摩、莱蒙托夫对话。这间不足八平米的小屋，既是稻浪翻滚的田野，也是我精神最富足的殿堂。
六、离别与显影
1982年夏至刚过，蝉鸣撕扯着溽热的空气。调令来得比预想中突然，当我收拾那几件简单的行李时，窗外的知了声嘶力竭地挽留。推开吱呀作响的木板门，十几个孩子静默地站在烈日下——许梅芳的麻花辫被汗水浸得发亮，李亮躲在最后搓着衣角。当我走到校门口的小河旁时，几个女孩子突然追上来，许梅芳将一张集体照塞进我手里，照片背景是刚刷上“教育要面向现代化”标语的教室外墙，相片边缘还带着体温。李亮趁人不备，把两根用荷叶包着的烤红薯偷偷塞进我的行李袋，滚烫的温度透过布料灼着我的掌心。身后突然响起参差不齐的背诵声——是我教他们的《悯农》。我没敢回头，秧田的水光太亮，会照见一个教师的脆弱。
四十年前的老峰镇，教鞭是责任与温暖的象征。当孙辈的指尖在平板电脑上划出荧光轨迹，我总会想起那些沾着猪草汁的作业本——两种时空，同一种渴望。教育的真谛不在教案里，而在曹老师拨算盘时的叹息中，在老校长车铃捎来的希望里，在春天田野的笑语和秋夜窗下的孤灯中。
如今，电子屏幕取代煤油灯，标准化考场替代田间课堂。我们更需思考：如何在追求效率的时代，保留对“带着泥土印记作业”的耐心？如何在虚拟联结中，重建基于灶台与田埂的真实人际温度？
稻浪年年翻金，田埂却日渐寂静。那根无形的教鞭，如今应化作我们共同的叩问：如何让教育的根，始终触摸生活的质感，让金穗的基因在现代土壤中获得新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