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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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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6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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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丫儿

黄土高原的秋,来得烈,也来得早。刚入九月,日头就敛了暑气,风卷着塬上的黄尘,刮过沟壑纵横的梁峁,刮过清河镇那条坑洼的柏油路,最后扑在国营清河商店的蓝漆铁门上,发出呜呜的响。

商店在清河镇的正街,是镇上唯一的国营铺子,青砖砌的墙,木梁架的顶,门头的红漆字褪得发粉,却依旧挺着腰杆——在清河镇,国营商店就是体面的代名词,能在这里上班的人,走路都比旁人抬高一寸下巴。

柳丫儿就站在商店的糖果柜前,白的确良衬衫掖在藏青卡其裤里,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细白却带着薄茧的手腕。她今年二十岁,生在塬下的柳家洼,眉眼生得周正,眉毛细弯,眼尾微微上挑,是黄土高原少见的水润模样,只是颧骨略高,脸盘被塬上的日头晒出一层淡淡的蜜色,像熟透了的沙果。头发扎成一个利落的马尾,用黑色的皮筋绑着,额前的碎发被风扫得贴在脑门上,她抬手抿了抿,指尖划过额头,又落回柜台上,指尖无意识地抠着柜台边缘的木纹。

“柳丫儿,给我称二两水果糖,要橘子味的。”来买东西的是塬上的张婶,挎着个竹篮,篮沿上还沾着泥土。

柳丫儿回过神,脸上扯出笑,声音脆生生的:“张婶,稍等。”她拿起黄铜的秤,掀开玻璃糖罐,用糖夹子夹起橘色的水果糖,一颗颗码在秤盘里,秤砣滑到二两的刻度,她又添了一颗,“凑个整,您拿着。”

张婶接过糖纸包着的糖,捏了捏她的胳膊:“丫头手巧,人也俊,在国营店上班,以后准能找个好婆家。”

柳丫儿的脸微微发红,低下头收拾糖夹子,心里却甜丝丝的。她能进国营商店,是托了远房舅舅的关系,柳家洼是个穷洼子,祖辈都是刨黄土的,她是村里第一个进国营单位的姑娘,爹娘逢人就夸,说丫头有出息,跳出了农门。

她也觉得自己有出息。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她就踩着塬上的露水,从柳家洼走到清河镇,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布鞋沾着黄土,裤脚磨出了毛边,可一进商店的门,换上干净的衬衫,她就觉得自己和那些在地里刨食的女人不一样了。她守着自己的糖果柜,卖水果糖、奶糖、酥心糖,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听着他们喊自己“柳售货员”,心里的体面感,像塬上的野草,疯长。

商店的掌柜是王叔,五十多岁,脸膛黝黑,说话嗓门大,对员工很严厉,却唯独对柳丫儿还算温和。“丫儿,做事仔细点,国营店的东西,一分一毫都不能错。”他常说。

柳丫儿记在心里,做事格外认真,账算得清清楚楚,货摆得整整齐齐,从不和顾客拌嘴。商店里的其他售货员,大多是镇上的人,看她是乡下出来的,偶尔会挤兑她,说她“土气”,说她“靠关系进来的”,柳丫儿不吭声,只是低头做事,她知道,自己只有做得更好,才能站稳脚跟。

傍晚下班,夕阳把塬上的黄土染成金红色,柳丫儿背着帆布包,走在山路上,风吹着她的马尾,她哼着当时流行的歌,心里满是憧憬。她想,就这样在国营商店干下去,干到退休,领退休金,嫁一个镇上的工人,生个孩子,日子就像蜜一样甜。

她从没想过,这蜜一样的日子,会像塬上的泡沫,一戳就破。

那时的黄土高原,风平浪静,塬上的黄土沉默,沟壑沉默,清河镇的国营商店,也沉默地站在正街,像一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没人知道,时代的浪潮,已经从远方涌来,正朝着这黄土覆盖的土地,狠狠拍来。

柳丫儿的心里,只有眼前的糖果柜,只有二两橘子味的水果糖,只有那句“找个好婆家”的期许。她的世界,小得像清河镇的正街,像柳家洼的那片黄土坡,她以为,这就是一辈子。

日子像塬上的河水,慢悠悠地流,一晃就是五年。

柳丫儿二十五岁了,依旧在国营清河商店的糖果柜前上班,只是身上的白的确良衬衫,换成了蓝布工装,头发也留长了,挽成一个发髻,用一根银簪别着。她嫁了人,是镇上粮站的工人,叫李建国,个子不高,人老实,话不多,爹娘看中他是正式工,有粮本,能让柳丫儿过上安稳日子。

婚礼办得简单,在柳家洼摆了几桌酒席,塬上的亲戚都来了,喝着自家酿的米酒,吃着猪肉炖粉条,都说柳丫儿有福气,嫁了个正式工,两口子都是吃商品粮的,这辈子不用刨黄土了。

柳丫儿也觉得安稳。婚后,她和李建国在清河镇租了一间小平房,不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摆着她从商店挑的玻璃花瓶,插着塬上的野菊花。每天下班,她回家做晚饭,李建国下班回来,两人坐在小桌边吃饭,偶尔说几句话,日子平淡,却也踏实。

只是,这几年的清河镇,渐渐变了模样。正街两旁,多了几家私人开的小店,卖衣服的,卖副食的,卖日用的,门面不大,却摆得琳琅满目,价格也比国营商店便宜些。镇上的人,渐渐不爱往国营商店跑了,宁愿去私人小店买东西,说那里的老板热情,东西也实惠。

国营清河商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冷清。以前,柜台前总是挤满了人,现在,半天也来不了一个顾客,售货员们坐在柜台后,要么嗑瓜子,要么聊天,没了往日的精气神。

王掌柜的脸,一天比一天沉,嗓门也更大了:“都给我精神点!没人买东西就整理货,把柜台擦干净!”可就算擦得再干净,货摆得再整齐,也没人来。

柳丫儿的心里,隐隐有些慌。她看着空荡荡的商店,看着那些落了灰的糖果罐,手指抠着柜台的木纹,抠得指尖发白。她想起五年前,自己刚来这里时,商店里人声鼎沸,二两橘子味的水果糖,能让她心里甜上半天,可现在,糖果柜前冷冷清清,偶尔来一个买糖的孩子,家长也会说:“少称点,私人店里的更甜。”

她和李建国说过自己的担心,李建国只是闷头吃饭,说:“怕啥,国营单位,铁饭碗,还能丢了不成?”

柳丫儿也想,铁饭碗,哪能说丢就丢。可她看着镇上的私人小店越开越多,看着塬上的人都往城里跑,看着商店里的售货员一个个托关系调走,她的心慌,像塬上的黄尘,越积越厚。

这年冬天,黄土高原下了一场大雪,鹅毛大雪飘了三天三夜,把塬上的梁峁、沟壑,都盖得严严实实,清河镇的柏油路,结了一层冰,走在上面,吱呀作响。

雪停的那天,王掌柜把所有售货员召集到一起,他的脸比外面的雪还白,声音也没了往日的底气,断断续续地说:“县里下来通知了,国营商店,要改制了。”

“改制?啥是改制?”有人问。

“就是……不再是国营的了,要承包,要裁员,留不下的,就下岗。”王掌柜的话,像一块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店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风声,呜呜的,像哭。

柳丫儿的脑子,一片空白,她站在糖果柜前,手指死死地攥着糖夹子,糖夹子的铁柄硌得她手心生疼,她却感觉不到。下岗?她从没想过这两个字会落在自己身上,她的铁饭碗,她的体面,她跳出农门的骄傲,难道就要这样,碎在这场大雪里?

“王掌柜,那我们谁走谁留啊?”有人带着哭腔问。

“县里定了指标,留三个人,剩下的,都下岗,领点安置费,自谋出路。”王掌柜说完,叹了口气,背着手,走进了里屋,再也没出来。

店里的人,炸开了锅,有人哭,有人骂,有人托关系找门路,只有柳丫儿,呆呆地站着,看着窗外的白雪,看着那片被白雪覆盖的黄土高原,心里的天,塌了。

她是乡下出来的,没什么硬关系,舅舅早就调走了,在县里的单位,自顾不暇。李建国的粮站,也风声鹤唳,说也要改制,他自身难保,根本帮不了她。

接下来的日子,商店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每个人都在争,都在抢,为了那三个留下来的名额,撕破了脸。柳丫儿不抢,也不争,她只是照常上班,整理货,擦柜台,卖那些少有人问津的糖果,她知道,自己争不过那些镇上有关系的人,她的结局,早已注定。

开春的时候,结果出来了。留下的三个人,都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的亲戚,柳丫儿,还有其他四个售货员,被通知下岗。

那天,王掌柜把柳丫儿叫到里屋,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是三千块钱的安置费。“丫儿,委屈你了,”他说,“叔对不住你,没帮上忙。”

柳丫儿接过信封,手指发抖,信封很薄,却重得像一块石头。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眼泪憋在眼眶里,硬是没掉下来。她走出里屋,看着自己守了五年的糖果柜,看着那些落了灰的橘子味水果糖,转身,走出了国营清河商店的门。

门在她身后,吱呀一声,关上了。

她的铁饭碗,碎了。她的体面,也碎了,碎在黄土高原的春风里,碎在清河镇正街的那片黄尘中。

走在回家的路上,春风卷着黄尘,扑在她的脸上,迷了她的眼。她抬手擦了擦,指尖沾着黄土,也沾着冰凉的泪水。

二十五岁的柳丫儿,失去了她的工作,失去了她引以为傲的身份,像一只折了翅膀的鸟,从云端,摔回了黄土里。

下岗后的日子,像塬上的阴天,灰蒙蒙的,看不到一点光。

三千块钱的安置费,柳丫儿捏在手里,舍不得花。李建国的粮站,虽然没裁员,却降了工资,两口子的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小平房的窗台上,玻璃花瓶早就碎了,野菊花也枯了,没人收拾,就那样摆在那里,像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柳丫儿试过找工作,清河镇的私人小店,她去问过,人家要么说人满了,要么说嫌她是国营商店出来的,“架子大,干不了粗活”。塬上的地里,她回去帮过爹娘刨地,可五年的售货员生涯,让她的手早就没了刨黄土的力气,刨不了一会儿,就累得腰酸背痛,爹娘看着心疼,让她别去了,“在家歇着,总能想出办法”。

可歇着,解决不了吃饭的问题。每天看着李建国下班回来,闷头抽烟,不说一句话,柳丫儿的心里,就像堵着一块石头,憋得难受。她想和他说话,想问问他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怕一开口,就会哭,就会吵架。

夫妻间的话,越来越少,饭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冷冰冰的。以前的踏实,早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焦虑和争吵。一点小事,就能让两人吵起来,李建国骂她“没用,连个工作都找不着”,柳丫儿回骂他“没本事,养不起老婆”,吵到最后,李建国摔门而出,柳丫儿坐在地上,抱着膝盖哭,哭自己的命苦,哭这操蛋的日子。

黄土高原的夏天,燥热得很,塬上的黄尘被晒得发烫,刮在脸上,像针扎。柳丫儿坐在小平房的门口,看着清河镇的人来人往,看着那些在私人小店里忙碌的人,心里满是羡慕,也满是不甘。她不甘心就这样窝在家里,不甘心一辈子刨黄土,不甘心自己二十五岁的人生,就这样一眼看到头。

这天,她在镇上的路口,碰到了以前国营商店的同事,张兰。张兰比她大几岁,也是下岗的,只是张兰胆子大,嘴也甜,下岗后,去了城里打工,这次是回清河镇看爹娘的。

张兰穿着花裙子,踩着高跟鞋,头发烫成了卷,涂着红嘴唇,和以前在国营商店里那个素面朝天的售货员,判若两人。她看到柳丫儿,笑着走过来,拉着她的手:“丫儿,好久不见,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柳丫儿看着张兰的打扮,心里有些自卑,把手缩了回来:“在家没事,瞎忙活。”

“瞎忙活啥呀,”张兰撇撇嘴,“女人家,就得出去闯,窝在这穷镇子里,能有啥出息?我在城里找了份活,在舞厅里当服务员,管吃管住,一个月还能挣不少钱呢。”

“舞厅?”柳丫儿的心里,咯噔一下。在清河镇,舞厅是个名声不怎么好的地方,听说里面鱼龙混杂,有喝酒的,有跳舞的,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

张兰看出了她的顾虑,拍了拍她的肩膀:“你别想歪了,就是端茶倒水,收拾桌子,正经活计。城里不比清河镇,机会多,只要你肯干,就能挣着钱。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去城里,保准你能吃上饱饭,还能挣着钱。”

柳丫儿的心里,动摇了。她想起了家里紧巴的日子,想起了李建国的冷脸,想起了爹娘期盼的眼神。舞厅虽然名声不好,可总比窝在家里强,总比刨黄土强。她需要钱,需要一份工作,需要摆脱现在的日子。

“我……我想想。”柳丫儿说。

“想啥呀,机不可失,”张兰说,“我后天就回城里,你要是去,就跟我走,不去,你就继续窝在这穷地方,过苦日子。”

那天晚上,柳丫儿一夜没睡。她躺在硬板床上,听着李建国的呼噜声,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挂在黄土高原的夜空,冷冷的,清清的。她想,去城里吧,闯一闯,就算是火坑,也跳了,总比在这里等死强。

第二天,她跟李建国说了自己的决定。李建国愣了愣,然后骂道:“你疯了?舞厅是什么地方?你去那里上班,丢我的人!”

“我不丢你的人,我只想挣钱,只想让日子好过点,”柳丫儿的声音,带着哭腔,也带着一丝决绝,“你要是有本事,能让我过上好日子,我就不去,可你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凭什么管我?”

李建国被噎得说不出话,摔了一个碗,碗碎在地上,瓷片溅了一地,像柳丫儿破碎的婚姻。

“我走了,”柳丫儿说,“你要是想过,就等我回来,不想过,就离婚。”

她收拾了一个简单的包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还有那三千块钱的安置费,然后,她走出了那间小平房,走出了清河镇,朝着城里的方向,走去。

黄土高原的夏天,路两旁的玉米长得老高,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响,柳丫儿走在土路上,包袱压在肩上,沉甸甸的。她回头看了一眼清河镇,看了一眼那片生她养她的黄土高原,心里五味杂陈。

这一走,她就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那个守着糖果柜的柳丫儿,回不去那个体面的国营售货员,回不去那个黄土里长大的,单纯的姑娘。

城里的光,在远方闪烁,像一个诱人的陷阱,而柳丫儿,一步步,走了进去。

城里的日子,和黄土高原的日子,是两个世界。

没有黄尘,没有梁峁,没有坑洼的土路,只有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霓虹灯闪烁,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柳丫儿跟在张兰身后,走在城里的大街上,眼睛都看直了,她像一只从黄土里钻出来的土拨鼠,对眼前的一切,都充满了陌生和惶恐。

张兰带她去的舞厅,叫“夜来香”,在城边的一条巷子里,门头挂着彩色的灯,一闪一闪的,门口站着两个穿着暴露的女人,涂着浓妆,叼着烟,看到张兰,笑着打招呼:“兰姐,回来了?这是你带来的姐妹?”

张兰点点头,拉着柳丫儿走进去:“这是柳丫儿,我老乡,以后就在这里上班了,多照顾点。”

舞厅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夹杂着人们的说话声、笑声、酒杯碰撞的声音,烟雾缭绕,空气里弥漫着酒气、烟味、香水味,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舞池里,男男女女搂在一起跳舞,灯光忽明忽暗,照在他们脸上,看不清表情。

柳丫儿的心跳得飞快,手紧紧地攥着包袱,指尖发白,她想逃,想回到黄土高原,回到那个安静的清河镇,可她知道,自己不能逃,逃了,就什么都没了。

舞厅的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刘,大家都叫他刘老板,脸上有一道疤,从眼角延伸到下巴,看着有些凶,却对张兰还算客气。他上下打量了柳丫儿一番,点点头:“模样还行,手脚麻利点,好好干,不会亏待你。”

柳丫儿的工作,确实如张兰所说,端茶倒水,收拾桌子,擦地,倒垃圾,都是粗活。上班时间是晚上七点到凌晨两点,管吃管住,住的是舞厅后面的集体宿舍,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上下铺,又闷又热,弥漫着汗味和廉价香水味。

刚开始,柳丫儿很不适应。音乐声太吵,震得她头疼,烟味太浓,呛得她咳嗽,那些男人看她的眼神,色眯眯的,让她浑身不自在。有客人调戏她,拉她的手,想让她陪喝酒,她吓得躲开,脸涨得通红,张兰总会过来打圆场,把客人劝走,然后私下里跟她说:“丫儿,在城里混,不能太死板,客人拉个手,喝杯酒,没什么大不了的,别太较真,不然挣不着钱。”

柳丫儿记在心里,却还是做不到。她从小在黄土高原长大,受的教育是守规矩,讲体面,那些暧昧的举动,那些轻佻的话语,让她觉得恶心,觉得羞耻。

她每天小心翼翼地做事,低着头,不看任何人,不跟任何人说话,下班了就回到集体宿舍,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念黄土高原的夜空,想念塬上的风,想念那碗爹娘做的小米粥。她把那三千块钱,藏在包袱的夹层里,那是她的救命钱,也是她最后的体面。

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三百块钱,柳丫儿捏在手里,心里五味杂陈。这是她下岗后,第一次靠自己的双手挣到钱,不多,却比那三千块钱的安置费,更让她觉得踏实。她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寄了两百块钱,跟爹娘说自己在城里挺好的,让他们放心,却没说自己在舞厅上班。

日子一天天过,柳丫儿渐渐习惯了舞厅的生活。她不再害怕那些吵杂的音乐,不再介意那些烟味,面对客人的调戏,她学会了笑着躲开,学会了说一些客套话,学会了把自己的情绪,藏在心里。她的话,渐渐多了起来,和宿舍里的姐妹也能聊上几句,知道了她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为了钱,从各地来的,有农村的,有小镇的,都是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女人。

张兰看着她的变化,笑着说:“丫儿,你终于开窍了。”

柳丫儿只是笑了笑,不说话。她知道,自己不是开窍了,是麻木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这个鱼龙混杂的舞厅,她的体面,她的骄傲,她的单纯,都被磨成了粉末,和城里的灰尘混在一起,消失不见。

她开始学着化妆,涂淡淡的口红,描细细的眉毛,穿张兰给她的花裙子,虽然还是有些不自在,却也知道,这是在城里生存的必要手段。她的眉眼,本就生得周正,化了妆,更添了几分妩媚,舞厅里的客人,越来越喜欢找她,让她陪喝酒,陪跳舞,给她小费。

刚开始,她不收小费,觉得那是别人的施舍,张兰骂她:“你傻呀?小费也是钱,白给的钱,为什么不收?在城里,有钱才是硬道理,体面值几个钱?”

柳丫儿听了张兰的话,开始收小费。那些零零碎碎的零钱,攒在一起,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她的日子,渐渐好过了起来,不用再为吃饭发愁,不用再想念那碗小米粥,她甚至给自己买了一件新的连衣裙,红色的,像一团火,穿在身上,走在城里的大街上,也能感受到别人投来的羡慕的目光。

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霓虹灯,心里总会空落落的。她想起李建国,想起清河镇的小平房,想起国营商店的糖果柜,想起黄土高原的黄尘,那些记忆,像一根刺,扎在她的心里,隐隐作痛。

她给李建国写过一封信,问他过得好不好,要不要来城里一起干,可李建国没有回信,后来,她又听说,李建国在清河镇,找了一个女人,也是粮站的,两人在一起过了,还托人带话,说要和她离婚。

柳丫儿接到消息的那天,正在舞厅里收拾桌子,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她蹲下去捡,眼泪却掉了下来,砸在冰冷的地板上,碎成了一朵小花。

她没有哭太久,只是擦了擦眼泪,捡起抹布,继续干活。离婚就离婚吧,这样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守着,也没什么意思。

她去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没有回清河镇,只是托人把离婚协议书寄给了李建国。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柳丫儿觉得,自己彻底自由了,也彻底孤单了。

二十五岁的柳丫儿,离婚了,没有家,没有根,像一片浮萍,漂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漂在“夜来香”舞厅的烟雾和音乐里。

黄土高原的风,吹不到城里,塬上的黄尘,也落不到这里,可柳丫儿知道,自己的骨子里,还是那个黄土里长大的姑娘,只是,这姑娘,被生活磨去了棱角,被城市蒙上了灰尘,再也回不去了。

在“夜来香”舞厅干了两年,柳丫儿二十八岁了。

她不再是那个怯生生的乡下姑娘,脸上的妆越来越浓,衣服越来越暴露,说话的语气,也带着一丝城里女人的泼辣和圆滑。她学会了喝酒,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和男人打情骂俏,学会了用笑容,掩饰自己的内心。

她的工资,加上客人给的小费,一个月能挣不少钱,比在国营商店上班时,多了好几倍。她搬出了集体宿舍,在城里租了一间小小的出租屋,一室一厅,虽然不大,却干净整洁,是属于她自己的空间。她买了新的家具,新的衣服,新的化妆品,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看似光鲜亮丽。

只是,她很少给家里打电话,很少想起柳家洼,很少想起那片黄土高原。她觉得,自己和那里,已经隔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她是城里的柳丫儿,不是那个黄土里的柳丫儿了。

舞厅的生意,渐渐不如以前了,城里的舞厅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刘老板为了拉生意,开始让店里的服务员,陪客人喝酒,陪客人跳舞,甚至陪客人出去,给的提成,比平时高很多。

张兰第一个答应了,她早就看透了,在这个地方,想要挣大钱,就不能守着那些所谓的底线。她劝柳丫儿:“丫儿,别傻了,我们干这行的,吃的就是青春饭,趁现在年轻,多挣点钱,以后老了,才有保障。陪客人出去又怎么了?不就是逢场作戏吗?有钱拿就行。”

柳丫儿的心里,犹豫了。她知道,张兰说的是实话,干服务员,一辈子也挣不了大钱,青春饭,吃不了几年,可让她陪客人出去,她的心里,还是有一道坎,一道来自黄土高原的,关于体面的坎。

有一天,一个老顾客,姓王,是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看上了柳丫儿,让她陪自己去参加一个饭局,给她五百块钱的小费。五百块钱,相当于她半个月的工资,柳丫儿看着那叠崭新的钞票,心里的坎,慢慢松动了。

“就这一次,”她对自己说,“就挣这一次,以后再也不做了。”

她答应了王老板,陪他去参加饭局。饭局上,推杯换盏,男人们说着她听不懂的生意经,开着粗俗的玩笑,王老板把她搂在怀里,给她夹菜,给她倒酒,她笑着迎合,心里却像吞了苍蝇一样,恶心。

饭局结束后,王老板送她回去,在车上,他想对她动手动脚,柳丫儿躲开了,把那五百块钱扔给他:“钱我不要了,你送我回去。”

王老板愣了愣,然后笑了:“你这姑娘,还挺有意思,行,我送你回去。”

回到出租屋,柳丫儿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用冷水洗了脸,洗了一遍又一遍,想把那些酒气,那些烟味,那些男人的味道,都洗干净。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浓妆艳抹,眼神空洞,像一个陌生人。她问自己,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为了钱,丢掉自己的底线,丢掉自己的尊严,像一个商品,被男人挑来挑去。

她哭了,哭得撕心裂肺,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她想念黄土高原的风,想念塬上的野菊花,想念爹娘的声音,想念那个守着糖果柜的,单纯的自己。

可哭完之后,日子还是要过。五百块钱,她最终还是收下了,因为她需要钱,需要这份光鲜亮丽的生活,需要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站稳脚跟。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柳丫儿渐渐放下了心里的坎,开始陪客人出去吃饭,喝酒,唱歌,她的小费越来越多,挣的钱也越来越多,她买了金项链,金耳环,买了最新款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有钱人。

只是,她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爱说话,每天回到出租屋,就把自己关起来,抽烟,喝酒,看着窗外的霓虹灯,一夜一夜的不睡。她的心里,越来越空,像被黄土高原的风吹过的,空荡荡的沟壑。

她开始厌倦这样的生活,厌倦那些男人的嘴脸,厌倦那些虚情假意的笑容,厌倦这个烟雾缭绕的城市。她想离开,想回到黄土高原,可她知道,自己回不去了。她在城里待了太久,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习惯了被人捧着,她再也吃不了刨黄土的苦,再也过不了清苦的日子。

她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笼子是自己做的,金笼玉砌,却没有自由,没有快乐。

黄土高原的秋,又到了,城里的树叶,开始落了,金黄的,像塬上的黄尘。柳丫儿站在出租屋的窗前,看着窗外的落叶,心里想起了清河镇的国营商店,想起了二两橘子味的水果糖,想起了那个二十岁的,眼里有光的自己。

只是,那束光,早就灭了,灭在城市的霓虹灯里,灭在生活的琐碎里,灭在自己一步步的选择里。

三十岁的柳丫儿,离开了“夜来香”舞厅。

不是她想走,是她老了,舞厅里的年轻姑娘越来越多,个个貌美如花,青春靓丽,她这个二十八岁的女人,在她们面前,已经没有了竞争力。刘老板找她谈了话,话里话外,都是让她主动走,柳丫儿识趣,收拾了东西,离开了那个她待了两年的地方。

离开舞厅的那天,张兰来送她,递给她一个红包:“丫儿,这是姐的一点心意,以后在城里,好好混,有事给姐打电话。”

柳丫儿接过红包,说了声谢谢,转身就走了,没有回头。她和张兰,只是萍水相逢,在舞厅里互相照应,离开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交集了。

离开舞厅,柳丫儿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她没有一技之长,除了在舞厅里端茶倒水,陪人喝酒,她什么也不会。她试过找其他工作,去饭店当服务员,人家嫌她年纪大,去超市当收银员,人家嫌她没经验,去服装店卖衣服,人家嫌她不会说话。

她高不成,低不就,手里的积蓄,一点点的花光,日子,又开始紧巴起来。

出租屋的房租,快要到期了,她交不起房租,房东天天来催,看着她的眼神,满是嫌弃。柳丫儿的心里,又开始慌了,像五年前下岗时一样,慌得不知所措。

这天,她在城里的街头,碰到了一个以前舞厅的客人,姓赵,大家都叫他赵哥,是个开卡厅的老板。卡厅,比舞厅更乱,更杂,是城里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消遣的地方,里面有唱歌的,有喝酒的,有赌博的,还有些见不得人的交易。

赵哥看到她,笑着说:“柳丫儿,好久不见,怎么混成这样了?”

柳丫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低下头,不说话。

“我开了个卡厅,缺个看场子的,兼做服务员,你要是愿意,去我那里干,工资比舞厅高,小费也多。”赵哥说。

柳丫儿知道,卡厅不是什么好地方,比舞厅更乱,可她现在,走投无路了,有份工作,能挣到钱,就不错了,她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去。”她说。

赵哥的卡厅,叫“忘忧阁”,在城的最西边,比“夜来香”舞厅更偏僻,更隐蔽,门头没有霓虹灯,只有一块小小的木牌,写着“忘忧阁”三个字,看着不起眼,里面却别有洞天。

卡厅里,隔成了一个个小包间,每个包间里,都有沙发,有茶几,有电视,有音响,烟雾缭绕,酒气熏天。来这里的客人,大多是些社会闲散人员,还有些做生意的老板,出手阔绰,却也心狠手辣。

柳丫儿的工作,是给客人倒酒,点歌,收拾包间,偶尔,还要陪客人喝酒,唱歌。这里的客人,比舞厅里的客人,更粗鲁,更放肆,有客人对她动手动脚,她不敢躲,只能笑着迎合,不然,就会被赵哥骂,甚至被客人打。

有一次,她拒绝了一个客人的要求,客人当场就翻了脸,扇了她一个耳光,打得她耳朵嗡嗡响,嘴角流了血。赵哥过来,不仅没帮她,还骂她:“你他妈是不是傻?客人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敢不听话,滚蛋!”

柳丫儿捂着脸,站在那里,眼泪掉了下来,却不敢哭出声。她知道,在这个地方,没有道理可讲,没有尊严可言,有钱就是爷,没钱就是孙子,她是孙子,连哭的资格都没有。

她擦了擦嘴角的血,继续给客人倒酒,脸上堆着笑,心里却早已麻木。

在“忘忧阁”卡厅干了半年,柳丫儿见过了太多的人情冷暖,见过了太多的尔虞我诈,见过了太多的黑暗和肮脏。她看到有人在包间里赌博,输得倾家荡产,有人在包间里打架,打得头破血流,有人在包间里做着见不得人的交易,钱色交易,权钱交易,应有尽有。

她学会了冷眼旁观,学会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学会了把自己的良心,藏起来,不去看,不去听,不去想。

她的钱,渐渐多了起来,比在舞厅里挣的还多,她交了房租,买了新衣服,新化妆品,日子,又恢复了看似光鲜亮丽的模样。可她的心里,却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冰冷,像黄土高原的冬天,冻得结了冰。

她开始熬夜,开始酗酒,开始抽烟抽得更凶,她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脸色苍白,眼圈发黑,头发也掉了很多,三十岁的人,看着像四十岁。

她很少想起家里,爹娘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她都敷衍了事,说自己在城里挺好的,挂了电话,就把他们忘在脑后。她觉得,自己对不起爹娘,对不起那片黄土高原,她没脸回去,也不想回去。

黄土高原的冬天,来了,城里下了一场小雪,雪花飘落在地上,瞬间就化了,没有塬上的雪,那么厚,那么白。柳丫儿站在卡厅的门口,看着飘落的雪花,心里想起了柳家洼的冬天,想起了爹娘烧的炕,想起了那碗热乎乎的小米粥。

她的鼻子,酸酸的,却没有眼泪。她的眼泪,早就流干了,流在舞厅的烟雾里,流在卡厅的酒气里,流在自己一步步的堕落里。

三十岁的柳丫儿,像一朵开败了的花,被生活的风雨,打得七零八落,挂在枝头,摇摇欲坠。

日子在卡厅的烟雾和酒气里,一天天的过,柳丫儿三十三岁了。

三年的卡厅生涯,让她彻底变成了一个城里的“底层女人”,抽烟,喝酒,熬夜,和那些社会闲散人员称兄道弟,说话满口脏话,脸上的妆,浓得化不开,遮住了她原本的模样,也遮住了她眼里的所有光。

她在“忘忧阁”卡厅,算是老员工了,赵哥对她还算信任,让她管着几个年轻的服务员,她也渐渐有了一点“地位”,只是,这份地位,是靠她一次次的妥协,一次次的放下尊严,换来的。

她的手里,攒了一点钱,不多,却也够她生活一阵子。她换了一间出租屋,比以前的大一点,也干净一点,在城的南边,离卡厅远一点,算是有了一个稍微安稳的住处。

只是,她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朋友,唯一的联系,就是卡厅里的那些人,可那些人,都是酒肉朋友,酒酣耳热时,称兄道弟,转身就忘,遇到事,谁也不会帮谁。

她越来越孤单,越来越寂寞,每天回到出租屋,面对的,都是冰冷的墙壁,空荡荡的房间。她开始怀念以前的日子,怀念国营商店的糖果柜,怀念清河镇的小平房,怀念黄土高原的黄尘,可那些日子,早就过去了,再也回不来了。

她开始给自己找乐子,和卡厅里的客人出去喝酒,唱歌,赌博,甚至和一些陌生的男人,发生关系,她觉得,这样可以填补自己心里的空虚,可每次过后,心里却更空,更寂寞,像被黄土高原的风吹过的,空荡荡的山谷。

她的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头晕,乏力,咳嗽,月经也不调,她知道自己生病了,却不敢去医院,她怕查出什么大病,怕自己没钱治,也怕自己一个人,面对那些冰冷的检查报告。

她就这样拖着,扛着,把所有的痛苦,都藏在心里,用酒精,用香烟,用那些短暂的快乐,麻痹自己。

有一天,她在卡厅里,碰到了一个从黄土高原来的老乡,是塬上另一个洼子的,来城里打工的。老乡看到她,愣了愣,然后认出了她:“你是柳家洼的柳丫儿吧?我记得你,你以前在清河镇的国营商店上班,可风光了。”

柳丫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赶紧扭过头,假装不认识他。她不想让老乡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不想让他们知道,那个曾经风光的国营售货员,现在变成了一个卡厅里的女人,一个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女人。

老乡看她不想认,也没再多说,摇了摇头,走了。

那天,柳丫儿没有上班,提前回了出租屋。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不抽烟,不喝酒,就那样坐着,从白天坐到黑夜,从黑夜坐到白天。

她想起了柳家洼,想起了爹娘,想起了塬上的黄土,想起了自己二十岁时,走出柳家洼,去清河镇上班时的样子,那时的她,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以为自己能走出一片天,可现在,她却掉进了泥沼里,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她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是娘接的,娘的声音,苍老了很多,听到她的声音,娘哭了:“丫儿,你在哪啊?你回来吧,爹娘想你,家里再穷,也能让你吃上一口饭。”

柳丫儿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捂着嘴,不敢哭出声,只是说:“娘,我在城里挺好的,不用惦记我,我过段时间,就回去看你们。”

挂了电话,她哭得撕心裂肺,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她想回去,真的想回去,可她不能,她现在的样子,没脸回去见爹娘,没脸回去见塬上的乡亲们。

她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在城市的上空,想回到地面,却找不到方向,只能任由风吹,飘向未知的远方。

黄土高原的风,又刮起来了,刮过梁峁,刮过沟壑,刮过柳家洼的黄土坡,却刮不到城里,刮不到柳丫儿的出租屋,刮不到她那颗早已冰冷的心。

三十五岁的柳丫儿,离开了“忘忧阁”卡厅。

这次,是她自己要走的。她的身体,越来越差,经常晕倒在卡厅里,赵哥看着她这样,也怕她出什么事,砸了自己的生意,就给了她一笔钱,让她走了。

离开卡厅,柳丫儿手里有了一笔钱,不多,却也够她租一间小房子,安安稳稳的过一阵子。她不想再工作了,不想再和那些人打交道,不想再过那种醉生梦死的日子,她只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养身体,好好过日子。

她在城的最北边,租了一间小小的出租屋,一楼,阴暗潮湿,没有阳光,房租很便宜,适合她现在的状况。出租屋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里,小区里住的,都是些社会底层的人,打工的,捡破烂的,还有些和她一样,在城市里挣扎的女人。

她把出租屋收拾了一下,虽然阴暗潮湿,却也干净整洁。她买了一些简单的家具,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个小小的电磁炉,每天自己做饭吃,熬点小米粥,炒点青菜,日子过得清淡,却也安稳。

她戒掉了烟,戒掉了酒,不再熬夜,每天早睡早起,去小区附近的公园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她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脸色也红润了一些,眼里,也有了一点微弱的光。

她以为,自己的日子,就这样安稳下去了,平平淡淡,直到老去。

可生活,从来不会放过那些在底层挣扎的人,它总会在你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时候,给你狠狠的一击。

柳丫儿的身体,还是不好,经常觉得不舒服,头晕,乏力,下身还经常出血,她实在扛不住了,就去了小区附近的一个小诊所,看了医生。

医生给她做了简单的检查,脸色凝重,让她去大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柳丫儿的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

她去了城里的大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等结果的那几天,她坐立不安,吃不下,睡不着,心里的恐惧,像塬上的黄尘,越积越厚。

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把她叫到办公室,递给她检查报告,说:“你得了梅毒,还有宫颈癌,中期了,需要马上治疗,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柳丫儿拿着检查报告,手发抖,报告上的字,像针一样,扎在她的眼睛里,扎在她的心里。梅毒,宫颈癌,这两个词,像两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

她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在舞厅,在卡厅,那些混乱的生活,那些陌生的男人,让她付出了代价,这代价,是生命。

医生说,治疗需要很多钱,手术费,化疗费,医药费,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柳丫儿的手里,只有那笔从卡厅里拿的钱,根本不够治疗。

她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脸上带着希望的病人和家属,心里一片绝望。她没有钱,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人能帮她,她只能自己扛着,自己面对。

她走出医院,没有回家,而是走到了城里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霓虹灯闪烁,可这一切,都和她无关。她像一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孤零零的,走在冰冷的大街上。

她想起了自己的一生,二十岁,国营商店,体面,骄傲;二十五岁,下岗,离婚,从云端摔回黄土;二十七八岁,舞厅,卡厅,堕落,挣扎;三十五岁,梅毒,宫颈癌,走投无路,濒临死亡。

她的一生,像一场笑话,一场由自己亲手导演的,悲剧的笑话。

黄土高原的春,又来了,城里的花,开了,五颜六色的,像塬上的野菊花。柳丫儿站在大街上,看着那些盛开的花,心里想起了柳家洼,想起了爹娘,想起了那碗热乎乎的小米粥。

她想,要是当初,没有下岗,要是当初,没有去城里,要是当初,没有走进舞厅,没有走进卡厅,她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她会不会还在清河镇的国营商店上班,守着她的糖果柜,嫁一个老实的男人,生一个孩子,平平淡淡,过完一生?

可世上,没有如果。

她的人生,早就被自己一步步的选择,走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走到了悬崖边,前面,是万丈深渊,后面,是回不去的过往。

柳丫儿没有去治疗。

她拿着检查报告,回到了那间阴暗潮湿的出租屋,把报告锁在抽屉里,再也没有打开过。她没有钱,也不想治疗,她觉得,自己的一生,已经够苦了,够累了,就这样结束吧,也好。

她依旧过着清淡的日子,每天自己做饭,去公园散步,只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头晕的次数越来越多,下身的出血,也越来越严重,她经常躺在床上,起不来,浑身无力,像一朵快要枯萎的花。

她的出租屋,越来越阴暗,越来越潮湿,角落里,长了霉斑,像她的人生,一片灰暗,没有一点光。

她很少出门,也很少和别人说话,小区里的人,都觉得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独来独往,沉默寡言,脸上没有笑容,眼里只有空洞。

有一次,她在公园散步,碰到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看她脸色不好,就问她:“姑娘,你是不是生病了?看你脸色这么差,要多注意身体啊。”

柳丫儿笑了笑,摇了摇头:“没事,就是有点累。”

老太太叹了口气:“姑娘,人生在世,不容易,别太拼了,身体是本钱,好好照顾自己。”

柳丫儿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就走了。她知道,老太太是好心,可她的苦,她的累,她的病,不是一句“好好照顾自己”,就能解决的。

她的心里,早就放弃了,放弃了自己,放弃了生活,放弃了所有的希望。

她开始想念爹娘,想念柳家洼,想念那片黄土高原。她想,要是能死在柳家洼,死在那片生她养她的黄土里,也好,至少,有爹娘陪在身边,有塬上的风,塬上的黄尘,陪着她。

可她回不去了,她没有钱买车票,没有脸回去见爹娘,她只能死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死在这间阴暗潮湿的出租屋里,死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

她给爹娘写了最后一封信,信里,她告诉爹娘,自己在城里挺好的,让他们好好照顾自己,不要惦记她,她还说,自己以后,可能很少给他们打电话了,让他们保重身体。

她没有写自己的病,没有写自己的绝望,没有写自己快要死了,她不想让爹娘担心,不想让他们为自己伤心。

信寄出去之后,她把出租屋里的东西,收拾了一下,把自己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把自己的化妆品,摆得干干净净,她想,就算是死,也要死得干净一点,体面一点,就算这体面,只是给自己看的。

她的身体,越来越差,已经不能下床了,每天只能躺在床上,靠喝点水,吃点稀粥维持生命。她的出租屋,没有水,没有电,房东因为她欠了房租,把水电都停了,她就在黑暗和干渴中,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她躺在冰冷的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霉斑,心里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清河镇的国营商店,想起了二两橘子味的水果糖,想起了二十岁的自己,眼里有光,心里有梦。

她想起了黄土高原的黄尘,塬上的风,野菊花,想起了爹娘的笑容,想起了李建国的老实,想起了张兰的泼辣,想起了那些在舞厅和卡厅里,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

她的一生,像一部电影,在她的脑海里,一幕幕的闪过,最后,定格在二十岁的那个秋天,她站在国营商店的糖果柜前,抿着嘴笑,指尖抠着柜台的木纹,心里甜丝丝的,以为那就是一辈子。

只是,那一辈子,太短了,太苦了,太悲剧了。

她的眼睛,慢慢的闭上了,最后一丝光,也灭了,灭在这间阴暗潮湿的出租屋里,灭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灭在黄土高原的远方。

她的手里,还攥着一颗橘子味的水果糖,那是她从清河镇的国营商店里,偷偷留下来的,藏了十五年,一直舍不得吃,现在,她把它攥在手里,像攥着自己最后的,一点甜,一点希望,一点体面。

柳丫儿死了,死在她三十五岁的那个春天。

她死在城北边的那间阴暗潮湿的出租屋里,死了很久,才被人发现。房东因为她欠了几个月的房租,上门来催,敲了很久的门,都没人开,房东觉得不对劲,就撬锁进去了,然后,就发现了她的尸体。

她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发出了难闻的味道,躺在冰冷的床上,手里攥着一颗橘子味的水果糖,糖纸已经泛黄,被她攥得变了形。

房东报了警,警察来了,做了简单的调查,发现她是因病去世的,没有他杀的迹象,就联系了她的家人。

警察通过她的身份证,找到了柳家洼,找到了她的爹娘。爹娘接到消息,当场就晕了过去,醒来之后,哭得撕心裂肺,连夜从柳家洼赶到城里,来见女儿最后一面。

爹娘看到柳丫儿的尸体,看到她躺在那间阴暗潮湿的出租屋里,看到她手里攥着的那颗水果糖,哭得肝肠寸断。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引以为傲的女儿,那个跳出农门的国营售货员,最后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死在一间无人知晓的出租屋里,孤苦伶仃,连一个送终的人都没有。

爹用他那双刨了一辈子黄土的手,轻轻的抚摸着柳丫儿的脸,她的脸,苍白,消瘦,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水润模样,只有眼角,还挂着一滴未干的泪水。

“丫儿,爹来接你了,跟爹回家,回柳家洼,回黄土里去。”爹的声音,沙哑,苍老,像塬上的风,呜呜的哭。

娘把柳丫儿手里的那颗水果糖,小心翼翼的拿出来,收在自己的口袋里,那是女儿最后的念想,也是女儿一辈子的遗憾。

爹娘把柳丫儿的尸体,带回了柳家洼,带回了那片生她养她的黄土高原。

按照塬上的规矩,爹娘给柳丫儿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没有多少客人,只有塬上的几个亲戚,还有清河镇的几个老邻居。李建国也来了,他已经再婚了,有了孩子,看着柳丫儿的棺材,脸上满是愧疚和惋惜。

葬礼办在柳家洼的黄土坡上,黄土高原的春天,风很大,卷着黄尘,刮过梁峁,刮过沟壑,刮过柳丫儿的棺材,呜呜的,像哭。

爹娘把柳丫儿埋在了黄土坡上,埋在了那片她离开时,心心念念,却再也回不去的黄土里。坟前,没有立碑,只有一束塬上的野菊花,黄的,白的,在风里,轻轻的摇曳。

娘把那颗橘子味的水果糖,埋在了柳丫儿的坟前,她说:“丫儿,娘知道你喜欢吃橘子味的糖,娘给你埋在这里,以后,你在黄土里,再也不会缺糖吃了,再也不会受委屈了。”

风卷着黄尘,落在柳丫儿的坟上,落在那颗水果糖上,把一切,都埋进了黄土里。

清河镇的国营商店,早就不在了,变成了一间私人的超市,门头的红漆字,换了新的,再也没有人记得,曾经有一个叫柳丫儿的姑娘,在这里守着糖果柜,卖二两橘子味的水果糖,眼里有光,心里有梦。

城里的“夜来香”舞厅,“忘忧阁”卡厅,也早就关门了,变成了其他的店铺,再也没有人记得,曾经有一个叫柳丫儿的女人,在这里挣扎,在这里堕落,在这里,走完了自己悲剧的一生。

只有那片黄土高原,依旧沉默,梁峁依旧,沟壑依旧,黄尘依旧,它见证了柳丫儿的出生,见证了她的成长,见证了她的离开,见证了她的堕落,最后,又把她收进了自己的怀抱,用黄土,掩埋了她所有的苦,所有的累,所有的遗憾。

柳丫儿的一生,像塬上的一株野草,在黄土里生根,发芽,努力的生长,想开出一朵花,却被风吹,被雨打,被生活的磨难,压得抬不起头,最后,枯萎,凋零,落回黄土里,尘归尘,土归土。

这是柳丫儿的一生,也是黄土高原上,无数个像柳丫儿一样,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女人的一生。她们被时代的浪潮推着走,被生活的磨难磨着走,她们努力过,挣扎过,堕落过,最后,却还是逃不过命运的安排,逃不过那片黄土的归宿。

黄土高原的风,依旧在刮,卷着黄尘,刮过梁峁,刮过沟壑,刮过柳丫儿的坟前,呜呜的,像哭,也像唱,唱着一个女人的悲剧,唱着一片黄土的沧桑,唱着那些在底层挣扎的,无人知晓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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