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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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根
一、尴尬之事
记得那是33年前的一个往事，而且是最令我无比尴尬的事儿。
1991年初，我从乡下一个国办中学的语文教师，可能是我的文笔被领导认可，被调到中共莫旗委办公室当了秘书，由于单位也没有房子安排，只能用自己微薄的薪金租住人家的房子，妻子和我的工资加在一起，每月不足200元钱，其中50元用来付房租，余下的钱只够维持每月的生活，生活过的很拮据、很艰难。即使这样，我和妻子在工作上勤奋刻苦，任劳任怨。一周之内，只有在周日能改善一次生活，买一二斤猪排骨，炖上柳蒿芽吃，两个女儿就会吃的很高兴，还非常喜欢吃柳蒿芽这种野菜。这不知是达斡尔人的基因使然，还是那些猪排骨在起作用。
妻子将我们每个月的生活安排得非常细致，基本上没有超支的情况。我也是每月一发工资，就如数交给妻子这位大管家，一个月的米面和油盐酱醋就由她负责了，我也乐得一个省心。那时候，大女儿已上小学，由我每天用自行车驮她上学下学；小女儿刚二三岁，说话还不太利索，托付给邻家大姨看管，每天中午和晚上接回来。
一天中午，我下班回来后，将小女儿接回家，抱着哄她。由于天气炎热，门窗大开，等着妻子回家做饭。就在这当儿，有一位卖冰棍的女人路过家门口，小女儿用微弱的声音发出“站一会儿”，却被那女人敏锐地听到了，驮着冰棍箱子的自行车“唰”地站下了，她用热辣的眼神望向屋内。我只好把小女人放下来，急切地翻找上衣和裤子的口袋，惊诧得连一毛钱都没能翻出来，只好向那个女人摆手快走。我连忙把门窗都关上了，小女儿眼巴巴看着卖冰棍的走了，委屈得哭起来，我也郁闷得不行。这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
过一会儿，妻子回来后看到孩子哭闹，就问咋回事儿，我只好把缘由告诉她，她也苦笑了一下，就默默做饭去了。
从这件事发生之后，我的兜里每天都揣上一些零花钱，虽然不多，但在关键时刻能救急。作为一个普通人，此事是我从乡下到旗里工作后遇到的最令我尴尬的事儿，也是此生最难以忘怀的事儿。
二、幸运之事
通过这件尴尬之事，使我想起我儿时（大概六七岁的时候）的一件难忘的事儿。
那时候，我家还在内蒙古的扎兰屯居住，父亲是扎兰屯农牧学校的老师，母亲没有上班，看管我们几个孩子。一个周日中午吃过饭后，父亲领我去一个远房表姑家串门，那位表姑父是电影院放电影的，长得瘦瘦的，高高的，脸稍黑、稍长。那时我和父亲去电影院已看过两三回电影，一听说去表姑家，我就兴奋起来，赶紧穿好衣服，不顾中午炎热的太阳，与父亲牵着手就出门了。
从我家到表姑家好像还挺远，我走到一半路程时就不乐意走了，老想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歇一歇。正在此时，有一位卖冰棍的妇女推着用棉被捂着的小车从对面过来，我就摇着父亲的手想吃冰棍。父亲好像不知道我表达的意思，用大手紧紧攥着我的小手，不容质疑地拉着我继续向前走去。我是一肚子不乐意地在父亲的牵引下，歪歪扭扭地到了表姑家。表姑一看我满脸不高兴，就给我倒了一杯凉凉的糖水（可能是用糖精兑的水）喝，我这才高兴起来，与表妹她们玩儿。那个特殊时期（“文革”时期），谁家都不富裕，表姑家可能比我家境况好一些罢了。
从表姑家回来后的第二天，父亲下班回家后对母亲神秘地说，昨天有一个卖冰棍的女的被公安局抓了，据说在冰棍里下毒了，有不少孩子中毒住院治疗呢，她卖的是三分钱一支的冰棍。父亲还说，昨天中午我们就遇到了这个卖冰棍的女人，我们没有卖冰棍，真是太玄啦！父亲感慨着，也许是父亲囊中羞涩吧，或者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吧，让我们躲过这一劫。后来听说那个卖冰棍的女人，因为丈夫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抓捕入狱，对现实不满，遂起报复社会之险恶用心而使然。当我长大一些后，也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庆幸自己有老天爷、“白那查”的神灵在保佑啊。
由此事，使我想起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看过的一部反特故事片——《黑三角》（1977年上映），影片里的那个女特务就是卖冰棍的，她就是用冰棍传递情报和信息，也用冰棍涂毒杀人。然而这部影片的插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是那么清新悦耳，深情讴歌军民鱼水之情，李谷一那甜美圆润的歌声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仍然萦绕在耳边，经久不衰。
三、中学时代
1974年，我升入初中（当时是二年制）读书，那时正值“文革”中后期，学校要求我们学生也要积极参加各种运动，比如，“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水浒》”，学习反潮流小将黄帅等等。我们学校是乡下的中学，长期有贫宣队驻扎，一到农忙季节，学校就组织各年级学生到生产队里参加各种农业生产劳动，就是在那个年代，我学会了铲地、割地、打场等农活，还参加兴修水利，挖渠道，割水稻。学校还给学生分配捡拾农家肥的任务，每天上学时要交一土篮子牛粪。学校周围的牛粪早就没有了，我和同学就在头天晚上去生产队的粪堆里偷粪。这样学生捡拾的牛粪、马粪、猪粪等，在校园里堆积如山。等粪肥沤好后，开春时节由学校的四匹马拉的气包车运送到校田地里。
学校还有一个校办企业——砖场，也让我们学生去干活，主要是往砖窑里运送砖坯子，红砖烧制好后，再从砖窑里运出来。这个活可真是让人难受啊！运送砖坯子还好些，往外运送红砖那可是难受极了。大夏天里，砖窑本身温度就很高，灰尘大，在里头搬砖，搞得灰头土脸，汗珠顺着脸颊、脖子往下淌，一道白来一道黑。为了加入团组织，我也积极表现，有时候干得眼冒金星，昏昏沉沉。只有休息时，跑到砖窑前的小河沟里喝水和洗头洗脸，从而降降温。
当我们干活时骄阳似火，被太阳炙烤得又累又渴，嗓子眼冒烟的时候，非常渴望能喝上凉透心脾的泉水，或者村子老井里尚未解冻的冰块。那种透心凉的感觉一定爽快。那时，想吃冰棍和喝汽水那是天大的奢望。
在那个时期，我们几乎没有读什么书，对学校之外的事基本是无知的。从书本上也学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我的初中也是在浑浑噩噩、懵懵懂懂中度过的。好在“评《水浒》”时，我从学校里拿了一套《水浒传》，在家看了三个月，对书里的那些一百零单八将了如指掌，谁的诨号叫啥基本上都记得。当年特别崇拜鲁智深（花和尚）、李逵（黑旋风）、武松（行者）等人物。
1976年9月升入高中（也是二年制）后，没过多长时间，就得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来又传来消息说国家将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此后，学校也重新调整教学秩序，终点将优秀的教师配备到高一、高二年级。教我们的老师都是“文革”之前的大学生，有的是右派，有的是支教来的，就这样给我们临时抱佛脚，进行“填鸭式”教学，一股脑儿都教给我们，不管你是否学懂不懂，理解不理解，就这样度过了高二。1978年我参加了应届高考，可想而知，名落孙山。学校又给我们这些立志高考的学生，办了一个补习班，那时课外读物、学习资料也比以前丰富多了，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我们这个补习班的同学，当年考上中专、中师的有五个人。我上了师范学校两年，1981年7月毕业后，被分配到母校——阿尔拉中学任教。这个时候学校重点抓教学，学生也能安心学习，从而走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四、教师生涯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也吹进了我们这个闭塞的地方。全社会开始尊师重教，学习风气也好了起来。我从事教育工作时，主要教过初中语文、政治、历史等课程，还担任过班主任、校团委书记、教导主任等职。由于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知识竞赛等，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开拓视野，还建立了校图书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88年教师节期间被呼伦贝尔盟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
在课余时间，我们时常组织教职工进行篮球、排球比赛。当中国女排夺得五连冠后，极大地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女排的拼搏精神鼓舞人心，排球热就此兴起。人少时，我们就进行二、三人制的半场排球赛，这种比赛我们有时还带点“赌博”性质，那个队输球了，就派人去小学的校办冰棍厂卖一暖瓶冰棍，大家伙儿一起吃。一会儿就消汗了，休息好后，大家带着欢快愉悦的气氛回家了。
在担任团委书记期间，与爱好文学的、志同道合的时任教导主任的孟老师、教导副主任的常老师一起创办一张油印校报，名曰《诺敏浪花》。孟老师担任主编，常老师担任副主编和刻字员，写得一手漂亮的仿宋体字，我也担任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孟和常两位老师也写一些通讯和文学作品。我们发动能写作的老师和作文写得好的学生踊跃投稿。我们的这一举措在学校里和社会上反响不错，每出版一期，都分发给各班级，各个教师办公室。这张校报是八开纸张油印的，每一期印刷100份，寄给旗教育局、教研室和各个学校。这在全旗乡下学校里是首创，我写的散文习作《校园里一棵老白杨》在首期刊登后，收到广大师生的好评。那时，我参加了《海燕中短篇小说》刊物（现在就叫《海燕》文学杂志）的刊授文学创作班的学习，当年我的指导老师是宋一平先生，这篇习作发表在刊授版上，年终我被刊授学校评为“优秀学员”。
文学梦是我青年时代的梦想。业余时间，我就阅读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组织学生开展读书会，对作文写得好的学生进行鼓励和在《诺敏浪花》上予以刊登。这样就使教师和学生写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的这张报纸坚持出版了10多期，后来孟老师调走荣升。常老师升任教导主任后，我们又出版了几期，他也被调到别的学校担任校长。此后，《诺敏浪花》不得不停刊，寿终正寝。但是，这张油印小报纸却是我文学梦的开始。
最后，以一首自嘲诗作结吧。
老天让我当文曲，风雨彩虹寻梦来。
怎奈书生且愚笨，耕耘淌汗落尘埃。
乙巳年正月初七写于清雅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