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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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这部作品能够吸收多少光，又能够散射多少光，这是我的个人体悟，但这个体悟并非空穴来风。鲁迅先生借助于社会与人性中的伪、劣、恶和愚等现象给了文学一面有光的镜子，也同时用这面镜子照亮了一个时代，还用文字所散射出来的光唤醒了许多有志之士曾经麻木的灵魂，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这样的文学作品是深邃的，更是有价值的，它的现实意义远超过它的文学价值。所以，我们也经常非常欣喜地看到，在当代文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前景下，许多关注现实题材，书写人类文明进程，记录时事发展要务的作品层出不穷。这类作品既以文学作品该有的艺术魅力充实了读者的内心世界，又以文学该有的使命感艺术化地记录了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光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站在时代发展的广袤土壤，《嫁果记》是其中一棵在茁壮成长的苗，这是毋庸置疑的。
《嫁果记》的创作，把大视野根植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这一具有跨时代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举措上，又把“一带一路”这一全球发展倡议贯穿其中，但笔端却落实在了农民群众的民生问题和乡村发展的具体物象上，塑造了李宁生、米拉.果斯曼、李城生、李翠玉、胡尚勤、李葫等在乡村振兴路上奋力进取，改变落后面貌奔向小康新征程中的生动形象。同时，又将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巨大任务中勇于担当、大胆作为的马天雄、廖阔海、尹学林等形象跃然纸上，给了故事一个真实的时代感和亲近感，也让读者在类似于“亲眼目睹”的阅读氛围中感知了这部作品带给阅读者的“视觉冲击”和认同感。无论是从选材的激进性，还是故事情节构建的创新性，或者是地域文化凸显的妥帖性，亦或者是语言使用的特别性，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在深读《嫁果记》之后，非常震撼。这部小说的立足点在甘肃平凉静宁县。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平凉人，我了解平凉的现状，也熟悉平凉的风土人情，更有理由深入作品内部去探寻这部作品所具备的“内核”价值。现依据自己的认知，将对这部作品的阅读和理解与大家分享，不妥之处，请马宇龙先生和读者见谅。
一、根植于本土“原浆”的现实主义时代凯歌
随着中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完美收官与乡村振兴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广大文艺工作者们的敏锐视觉被不断激发。诸如电视剧《山河锦绣》、电影《天地之间》，长篇纪实文学《迎香记》，长篇小说《大娄山》等一系列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映入眼帘。通过形象化地反映时事，客观冷静地思考社会发展，用身边真实可见的人物形象作为创作素材，用清晰可被触摸的现实题材来完成创作，一举成为这段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时尚”发展线，也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文艺现代性”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奔赴小康的历史征程应当被铭记，文艺工作者的国家观、文化观应当转化为一种神圣的职责，而《嫁果记》恰好符合了这一点。
走进《嫁果记》的深处，从内容与形式等各方面去理解，作品的现实意义非常直观。
首先，《嫁果记》的内容呈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文艺现代性”的创作主旨。
《嫁果记》是2021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庆祝建党百年、记录全面小康”主题专项中长篇小说序列中的其中一部，入选的60项选题中基本都是立足现实主义、彰显时代特色的创作选题，这已经为马宇龙小说《嫁果记》确定了一个非常符合时代脚印的创作动力。也为这部小说具备强烈的现实主义特点奠定了基础。马宇龙巧抓“现实”方向标，将小说的创作根据地放在了古城静宁，将小说的“内核”落在了静宁苹果上，将故事情节的骨络承载到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这一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政治举措上，体现出了文艺作品提升人民道德水平和文明素质，滋养人民审美观和精神世界，书写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的伟大实践，算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应尽的一份责任。
至于小说写什么样的故事，静宁的苹果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现实主义“内驱力”。静宁苹果题材在静宁人心中的现实意义以及在推动平凉品牌创造和平凉经济发展中的实际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所以马宇龙在创作的前期显然已经牢牢把握住了关于文艺创作“现代性”的基本特征。那么，小说在情节发展、骨架构建方面的“现代性”也就应运而生了。
其次，小说情节的塑造和发展大多是有据可依的，为推动现实主义本土“原浆”作品的发酵提供了酵母。
故事的原型人物和情节来自于静宁县古城乡西湾村的赵会勤、王根花一家。至于像马天雄、廖阔海、尹学林这些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扶贫干部、基层领导的形象，也可以在身边真实地触摸到他们的影子。包括静宁苹果走出国门，古城乡西湾村靠苹果产业实现脱贫，故事中人物的生活状态，静宁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甚至大到“一带一路”的项目成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政策举措，都是真实的。基于真实，李宁生在西湾村的果产业发展情节都是依照西湾村的果产业发展路子摄取的，能让读者在阅读中看到一个近乎真实的西湾果产业发展掠影。李城生一路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从乡村走到了县城，还将眼光多次放到南方城市甚至国外，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做出的大胆探索，也是近年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中许多基层干部和一些乡村致富带头人在尝试和执行的举措。还有，在新一代年轻人投身于乡村振兴实践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具体举措和业绩，也是按照时代发展的真实镜像去做了刻画。发展乡村旅游、发展产业合作社与电商平台以及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促销和发展模式，通过自媒体的强大优势来促进行业宣传和产业发展，都是现实题材中的时代符号。这些时代符号为根植在本土“原浆”题材书写中的故事情节发展增添了活力，也提供了催化剂。正是源自于真实“镜像”发展下的情节推进，《嫁果记》的情节生发就像酿造土色土香的高粱酒，要种高粱、还要建酒坊，要技术和发酵，还要来自于各方面必备因素的催发。等酒酿成，怎么喝都是乡土味，却难以代替。所以阅读《嫁果记》，仿佛就是在古城西湾经历了一场脱贫攻坚战，类似于一个被艺术化了的乡村振兴纪录片，一切在身边真实可见，接地气又丰满。
再次，作者毫不避讳人物生存现状的真实性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现实性。
静宁县自1986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扶贫县，静宁发展的前景才实现了新的突破。然而曾经贫穷落后的静宁，碍于自然条件、交通、物产等多种原因，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是可向而知的。小说中李宁生的母亲一路乞讨来到李耕读家，后与大她很多而为人忠厚的李耕读结合，这样的故事并非虚构，也并非个例。在那个异常贫穷的年代，静宁人曾背起“褡裢”，内装“炒面”，向着周边或更远的地方徒步“讨生活”，这是一个时代的具象。当地也有流传，管静宁人为“炒面客”，可见一斑。米拉.果斯曼嫁入静宁，在大力开创振兴路的过程中遭受的质疑和阻挠，作者并没有采用过多的夸张手法，而是应用了质朴的乡村民众心理，站在乡村民众因见识浅薄和受传统“陋习”影响的落后思维背景下进行了客观刻画。所以，也出现了因锯苹果树嫁接新枝而差点被群众殴打，还有李宁生的母亲因承受不了别人的流言蜚语而持有的反对态度，甚至包括李宁生在其中因矛盾心理和郭思嫚产生的矛盾。还有一直站在利益边缘摇摆的村妇二楞媳妇，她热心、质朴，面对小恩惠和大利益总有点按耐不住。这些情节和形象的塑造都是客观现实的，让站在“改革与发展”浪潮中的普通人的心理跃然纸上。
普通民众历来是小说创作的基本源泉，而文学创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把握好真实塑形与艺术化呈现的度，但作者这种毫不避讳的直白手法却给了作品丰富的血肉，能直入人心。法国文学史家爱弥尔·法盖说：“现实主义是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再明确地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的艺术主张。……要从几千几万的现实事件中，选择出最有意义的事件，再将这些事件整理起来，使之产生强烈的印象。”针对于《嫁果记》的创作而言，不需要几千几万的现实事件，但需要的是在几千几万的普通民众中选择和塑造几个能让读者产生现实思考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从“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中走出，但并不浮夸和虚拟，读来让人觉得亲近又没有违和感，这无疑是成功的。
二、民俗与“乡音”共荣的特色化语言体系
作家、评论家赵松在小说写作访谈中谈到“语言是小说的骨气血脉气息和灵魂”，这句话既给小说中语言的价值以定位，又让小说语言渗透出了“血脉气息”样的中医学与道学理念。中国人自古是信奉“道”的，也是遵循道的。分门别类，各有各的道，小说创作也不例外。乡土题材在众多作家的笔下始终都没有逃离过。从许多名家的重量级作品到普通作者的文学创作，故土情结不会少。也还有来自于地域广博、文化多样的国情所衍生出来的创作题材，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南腔北调”给了读者充足的阅读选择。这些充满“乡土乡音”味的作品有生命力，也有成长土壤。
贾平凹、陈忠实等著名作家将秦川大地的文化和秦腔秦音带入了公众视野，甚至带向了世界，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冯骥才先生的津味作品亦是一面镜子，更是一个文学样本的闪亮标识。小说《神鞭》《雕花烟斗》《三寸金莲》等作品让人叹服，甚至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已经有4集，但高龄的冯老却停不下来。他在《俗世奇人4》序言中说到他这是写“俗世奇人”上了瘾，而且每过几年要犯一次瘾。这足以说明“俗世奇人”在作家笔下和读者心中有恒久的生命力。灵台本土作家石凌、田华、曹鹏伟、宋亚平、杨小梅、吕春文、芦苇、马巧凤、小麦、于贵红等作品频频在大刊亮相，从作家自身写作题材的选择性上来看，也是“乡土题材”和“乡土语言”给作品添了彩。
《嫁果记》中的“乡土”气息是很浓郁的，“乡音”式语言更是作品最主要的语言载体。从作品中随意走进去，就能读到静宁人的生活，更能体会到静宁人生活气息中的点点滴滴。方音俚语为作品创设了独特的语言环境，更为小说贴上了别致的地域特色。如果用平凉话、静宁话去阅读《嫁果记》，小说的韵味就会更充足，对小说内容的理解也就更深刻。从作品中任意选取几个情节去剖析文本中的语言特点，都可以读到“静宁味”，读到属于平凉人和静宁人的显著标识。如：
“唣静宁人现在是冷买房，冷买车，冷供娃，三冷……”“你说你，逞的什么能？与你没关系，你瞎掺和啥，手指不疼硬要塞磨子眼里。”“人吃土几口，土吃人一口”“狗儿，妈给你赔不是来了，你莫气忍，妈不知道啊，那天还动手打你，把你推倒了，妈这是在作孽呢，真个是拉着瞎瞎上树呢，缝眼不睁么。”“这世上有三件事难得很：屎难吃，气难受，人难活。这干成一件事，咋就这么难？”
“会开罢已经很晚了，李城生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太阳已经西斜了。在西湾村小学上四年级的弟弟李宁生已经回家了。母亲已经把饭做好等他了。看见李城生进门，母亲就对已经坐在饭桌前的李宁生说，宁生，叫你爹来吃饭。”
“唣”是静宁人最有代表性的乡音，意为“咱”，是静宁人的标识。而且在当地方音体系中，蕴藏着丰富的俗语尤其是歇后语资源，如“拉着瞎瞎上树呢——缝眼不睁”这样的经典语句在当地方音体系中不胜枚举。马宇龙在写作中很好的将这些资源开发和利用了起来，给了小说情节发展很好的情景创设。小说中贯穿始终的方言化语言构造，也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创设了很好的历史背景，恰与“乡村振兴”工作的实际结合了起来。既实现了作品扎根文化传承与推介的基础性，又体现出了特色化写作的必要性。至于关于李城生开完会回来的这段描写，完全是按照当地方言基础陈述的，而且整部作品的多半篇章在语言方面都是这样的陈述方式。这种乡音化的语言体系构建起了一个活生生的静宁。用作者在手记中写到的话说，一切源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实在不想放弃“静宁”这个美好的字眼，这可能也是作者在写作中如此使用语言的初衷吧。
乡音与乡俗往往会在文学作品中相得益彰，这是文学作品体现乡土共性的基本手段，《嫁果记》也不例外。无论是在刻画西湾还是杜尚别，作者有意识地借用了有代表性的乡俗来彰显和突出其文化基因。站在小说情节的重要节点上去俯瞰，李宁生和米拉·果斯曼的婚礼是重要的一笔，关于婚礼情节的写作，作者显然是做过充足准备的，其细节的刻画简直就是一场民俗文化盛宴，而且都是有据可依的。还有关于小说情节中主要人物的生活细节，都是根植和生发于静宁这片土地，读者在其中触摸到的就是静宁人、静宁事，静宁味。关于果斯曼先生鸣枪、撒面粉为外孙庆生的情节，在小说中尽管属于非必要因素，但活灵活现的刻画也让故事情节更加生动有趣，充满人情味。诸如此类比比皆是的民俗文化的呈现与对照，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这种表达手段，置作品以实，让读者也将阅读之心落实，作品的可读性就增强了，作品灵魂进一步得到了升华。
三、传承与创新并存的作品塑形与自我突破
写作的过程一定是一个不断突破与接纳的过程，更是一个作家不断实现自我突破，历练灵魂高度的过程。近日，第十一届矛盾文学奖入围目录公布，马宇龙小说《云归楼》位列其中，这至少代表着马宇龙小说创作的发展势头和能力已经走向了非常高的层次。作为一个在诗歌、散文和小说创作方面均高产的作家，马宇龙作品最大的特点一直是能关注社会现实，体现社会形态大视野下的人性与真情。如果说《云归楼》是对一个群体在社会视野中精神心理最好的诠释，那么《嫁果记》就是对一个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甚至上升到关注人类命运高度的一个新的突破，也是作者在创作思想中不断实现蜕变的过程。从人物到群体，再到社会，到关注人类命运高度，《嫁果记》呈现了一个“螺旋基因”式的衍生和上升图谱。这种“螺旋基因”图谱式的创作结构为小说中的两条重要主线、以及在这两根关键主线发展下的衍生基因创造了张弛有度的创作空间。站在现代小说创作的大视野下去观察，《嫁果记》的写作结构并非新的开创，也是新时代小说创作中惯用的手法，但《嫁果记》借用童话和梦境作为引子，又用梦境和童话加强作品表现力，增进作品精神内涵的独特创设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高明的突破。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嫁果记》关注了主角光环，但是又注意了配角的陪衬和映射作用。在线索清晰的故事情节发展中，高奋强和李翠玉之间的情感纠葛并不是重点，甚至并不重要，但高奋强却是整个故事中追求真挚纯美爱情的一个美好纯洁的象征，也为后来桑眉的出现和李宁生在复杂的情感抉择中做出正确的选择指明了方向。杜全知穿插出现于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为发展乡村旅游、打文化发展品牌做了铺垫，也是作者在处处有意识地提醒读者树立“文化自信”的一个标志。对时代发展和政治形态拥有高度敏锐性的马宇龙，在《嫁果记》中将文化基因的种子巧妙的埋藏在一些非必要环节和不经意的细节中，可见作者在写作思维中的缜密，同时也是在自我创作中的一个不错突破。
爱情是人类最重要又最复杂的情感，也是小说创作中必备的情感结构，它的最大功能就是会同时开创美与丑、喜与殇，甚至多种交替性和多变性。高奋强的一以贯之是喜剧也是悲剧，但却透射出了以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纯美的爱情观。在爱情道路发展中经历了自卑与逃避后的李宁生，最终在异域寻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创造了爱情的升华，这是身披主角光华的爱情特例，处处彰显着艺术美和情感美，但高奋强勇于坚守的单纯美更是爱情的至高境界。不用说，《嫁果记》在关于书写爱情观的创作基调上也是有继承又有突破的。
爱与性历来代表着情与欲，长篇巨著中的爱与性往往透射着人性深处的善于恶，代表着情节发展的正与邪。《嫁果记》中的爱与性是别致的，仿佛一支沁透心脾的舞与歌，澄澈心灵而充满艺术美感。“嫁接”到一起的米拉和李宁生，经历了“品尝一只苹果”的甜蜜知足，如愿以偿的爱与欲的升华，有“色香味”俱全的独特笔触，亦有来自于音乐美感的细节刻画，是现实主义笔法中唯美的浪漫开拓。美与善的至纯至美在作者笔下塑造了完美，也让纠缠于米拉和桑眉之间的矛盾点缀有了归属感。针对于任何形式的正能量文学作品而言，即使再过错综复杂的爱与欲终归要走向正确的道德标准，这是《嫁果记》在探寻人性复杂性和情感唯一性之间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作为一个在体制内工作的作家，马宇龙熟悉体制内工作的显性和隐性规则，作品中笔触深浅的把握自然得心应手，这也为自身在《嫁果记》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提供了雄厚基础，更为作品情节发展中的“政治渗透”提供了土壤。《嫁果记》显然是有政治性的，从作品的创作出发点和基本情节上已经决定了它的发展路子，但作者含蓄圆润的创作基调让读者在现实主义的长河中品悟到了其中的精妙，敏锐而不敏感、敏捷而不俗套，这是众多体制内工作的作家比较难逾越的艺术创作难题，作者在这一领域的自我突破很让人称道。
四、过分完美的情节塑造遗留的艺术瑕疵
《嫁果记》的写作是一个“纯美”的塑造过程。整个故事的纯与美和其中人物形象的纯与美，让这部作品在近乎完美的呈现中展示了它的全貌，但太过完美的情节和形象却未免会留下些许生硬和虚妄。作为展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时代主题的现实主义力作，《嫁果记》扎根实际，体现了文艺作品坚守人民立场、书写人民生活的基本宗旨，但在群众形象的塑造上缺少“相对”人物的陪衬和辅助作用，从而让作品的张力有所减弱。尽管作品中多处也通过“传统观念和新时代先进理念”的矛盾冲突体现出了新事物发展中存在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观，以及处于迷茫中的人性之劣性，但个人认为如果有一两个发展路上的“绊脚石”形象的重点塑造，作品可能更丰满，更值得细细品味。
正视人性深处的真善美、愚恶丑是文学作品在作家手中最主要的表现手段，也是一部作品的灵魂所在。《嫁果记》是彰显时代主旋律的《嫁果记》，拥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勇于开拓、砥砺奋进的时代旋律，但《嫁果记》还可以有更广博的书写视觉。如马天雄作为脱贫攻坚战中基层驻村干部的典型代表，是脱贫攻坚工作中一个被符号化的群体形象，作者在其工作历程中的细节刻画是很到位的，但其在工作过程不断完成自我突破、实现自身跨越和成长的方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薄的。作者在基层干部形象的刻画上很具真实性，也在部分章节表现出了社会发展之中存在的一些劣性因素对干部工作的影响，但扶贫工作实现个人锤炼，造就个人品质和精神突破的痕迹还不突出。米拉·果斯曼是个被“神化”了的形象，她身上拥有的魄力和品格明显拥有众多优秀人物形象堆积于一身的“嫁接”印痕，从“主角光环”这一领域去理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作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明显带有一定的“男性视角”，可能对女性思维和心理的塑造还是不够深入的。这说明作品在人物深层次精神世界的挖掘和刻画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抛开《嫁果记》在语言特色方面的光环，走向人性真善美、愚丑恶的层次，《嫁果记》也还可以有更好的呈现和突破。
一部好小说一定也是一部写作思维让人惊叹的小说。就像东野圭吾的悬疑推理小说风靡全球，个人认为最大的亮点是其写作思维的精湛和思维逻辑形式的独特性。《嫁果记》已经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了作者高妙的写作思维，但站在精品小说的立场去评判，还是免不了有过多传统“中国式”文艺作品塑型的惯性思维。结局和情节的发展，读者甚至能在阅读中揣摩到，写作思维呈现规整逻辑性的生发过程，这证明作者在小说创作领域还可以有很大的长进空间。当然，世无完美、事无巨细，《嫁果记》的成功是不言自明的，瑕不掩瑜。
四、结语
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有能让读者感同身受或醍醐灌顶的强大感发力量存在。著名古诗词大家、教育家叶嘉莹先生讲求古诗词的阅读和传播要注重“感发力量”，所谓的感发力量，就是在阅读文学作品之后能在其中有所感发，进而将这种感发放在对生命价值的挖掘中，放在对深切的现实关怀中。《嫁果记》的写作本身有对基于现实的感发，也是针对于“战贫”和谱写“一带一路”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的感发。
新时代文艺作品关注人类命运发展、心系民族复兴伟业、体现人民意志、开拓文艺新境界、讲好中国故事、坚持弘扬正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对文艺工作者提出希望的重要内容。聚焦《嫁果记》这部作品，它是一个时代在一个地域的文学表达，更是一个时代留在历史长河中的现实性印迹。无论从作品的选材创作、思想主旨、语言特色还是作品从显性和隐性两个不同方面留给读者的思考，都证明《嫁果记》是地域性、时代性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不容忽视的一笔，有可能它还会随着时光的更迭被赋予不同的光和影。
该文发表于2024《崆峒》杂志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