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最里面压着那把木弹弓,桑木的——爷爷当年特意挑的韧料,摸了十几年,木纹早被掌心的温度焐得发亮,凑鼻尖细闻,还能寻着点淡得快散了的木香,那是爷爷身上独有的味道。爷爷大名叫啥,我其实记不太全了,只知道尾字是“树”;又因他的木匠活在村里没人不竖大拇指,乡邻都用方言喊他“树木匠”,那声“树”拖得软乎乎的,喊了几十年,倒比本名更像他的记号。
听父亲说,八十年代那会儿,爷爷的刨花香气能飘半个村。他二十来岁就成了木匠师傅,带过的徒弟多到能从村头排到晒谷场,后来开了家小木具厂,刨子在他手里推得又快又稳,墨斗线一弹一个准,连最难伺候的硬木,到他手里都能变得服帖。我没见过他开厂时的样子,却从家里的木头上读懂了他的细——床架雕着简单的缠枝纹,我小时候总爱用指尖顺着摸,连个小毛刺都没有;餐桌用了十几年,桌面严丝合缝,从没晃过;连天花板的吊顶,都是他踩着木梯子,一块板一块板对着眼拼的,木纹凑得整整齐齐,像他做人一样规矩。最让我骄傲的还是那把木弹弓,他把桑木削得粗细刚好,弓柄处特意磨出个弧度,刚好能贴住我的手掌,我背着它在村里跑,小伙伴们围着看的模样,比打中小鸟还让我得意。
我的童年,差不多是泡在爷爷的木味和田里的泥土香里长大的。他不忙的时候,总爱带我去村后那片番薯地。他蹲在地里,粗糙的手握着小锄头,一挖一个准——番薯藏在土里,他看藤叶就能猜着位置。我跟着学,刨得满手泥,只带出半截须根,急得直跺脚。他不恼,笑着把我的小手裹在他掌心里,掌心的茧子蹭得我有点痒,“傻丫头,番薯在土里躲猫猫呢,得顺着藤找,别用蛮劲”。阳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汗珠滚下来,砸在土里,也砸在我心里。
挖累了就坐在田埂上,他从中山装口袋里摸出颗糖——是那种带点姜味的,具体叫啥名,我到现在也没记清。糖纸早被他的体温焐得软塌塌的,他指尖捏着糖纸边角慢慢剥开,塞进我嘴里时,还带着点掌心的温度。含在嘴里先是一点温辣,慢慢就渗出清甜来,顺着喉咙暖到肚子里。他自己则掏出旱烟袋,烟丝的醇厚混着田埂上的青草香,裹着嘴里姜糖的暖,成了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安心劲儿。
有时他会带我去田边的小河边,看大白鹅伸长脖子划水,羽毛在太阳下白得晃眼。我追着鹅跑,他就在后面喊“慢些,别摔进泥里”,声音软乎乎的,满是怕我疼的劲儿。或是去隔壁阿爷家看小白兔,兔子缩在笼角怯生生的,他就教我揪片嫩菜叶,慢慢递过去,“小动物跟小孩一样,得疼着”。他待木头是这样——每块木都要细细磨;待我也是这样,把最软的耐心都给了我。连家里的小黄狗,都爱跟着我们在田里跑圈,爷爷跑不快,却总故意放慢脚步,看着我和狗闹得满身泥,笑得眼角皱成一团,像朵晒开的菊花。
后来我去外地读书,第一次拖着行李箱走的时候,车轮碾过村口的水泥路,咯吱响。爷爷跟在后面,没说多少话,就一直看着我,直到车开远了,我回头还能看见他站在老槐树下,身影小小的。从那以后,我再没摸过爷爷的刨子,也没机会在田里追着大白鹅跑,连田埂上的青草香,都只能在电话里听他说“今年的草长得旺”。
可每次放寒暑假回村,刚走到院门口,就闻见味儿了——先是屋里飘来的木香,混着厨房梅干菜扣肉的咸香,还有窗台红辣椒串子的鲜气。他总在我回村前,就扛着小锄头去田埂边转:把我念叨了好几遍的毛芋从土里刨出来,带着湿泥的块头沉甸甸的;红辣椒摘得一串一串的,挂在窗台晒太阳,风一吹就晃;连我随口提过想吃的小青菜,他都在菜园边角留了一畦,绿油油的等着我摘。我进门时,他快步过来攥住我的手,手还是那么糙,却攥得很紧,转身就往厨房跑,“毛芋蒸上了,梅干菜扣肉也热着,读书耗脑子,得多吃点”。明明我都长到比他高了,他却还像我小时候那样,把我的喜好记在心里,半点“溺爱”都没减。
现在那把木弹弓还躺在我抽屉里,田埂上的毛芋、窗台的红辣椒,还是每次回村都能看见的模样。我才慢慢明白,小时候那些甜滋滋的日子,不是凭空来的——是爷爷用刨子一下下磨出来的,是田埂上姜糖的温辣、毛芋的粉糯熬出来的,是他掌心的温度、木作的香气,还有那份从没变过的疼,一点点裹着我长大。我现在没别的盼头,就盼着田里的毛芋年年饱满,窗台的红辣椒岁岁鲜亮,更盼我的“树木匠”爷爷,能像他亲手做的那些老木家具一样,结结实实的,陪着我一年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