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和静

小时候，我长期生活在外婆家。

外婆家在一条曾经繁华后来衰落的背街里，街背后是一条河。以前人员物资的运输主要靠船只，这条街很热闹，后来陆上交通取代了船只，这条街就沉寂了。

街道两侧遍布大小不一，年代久远的老式平房。偶尔一两户家境好的，比如外婆隔壁的人家，就是翻新盖了两层，据说花了2万。那个时候，这可是笔巨款。

街道不宽。记得一到夏天，家家户户把竹床搬出来纳凉的时候，偶尔有一辆汽车经过，大家都要暂时把竹床挪开，好让汽车通过。

住在这里的人家基本上都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劳动者。

当时我接触的，都是家住在附近，放学后结伴回家的同学。小舅舅曾经笑我：跟你玩的，要么家里是拉板车出苦力的；要么家庭不齐整（父母离异）；再不然就是连说话都叫人听不清楚（外地转学来的），总之都挑不上筷子，上不了档次。

莲是同我走得最近的。就是小舅说的，父亲是拉板车出苦力那个。

她长得有点野性，有双猫样的眼睛，眼白似乎带点蓝色；嘴唇很薄，经常在嘴角处钩出尖锐的弧度，带着与年龄不相称的讥笑或冷眼旁观的神色。

莲的爸爸是街道搬运站拉板车的（搬运工），父女两个住在搬运站二楼的一个单间，一扇很大的窗户正对着马路。自从认识莲，路过搬运站，我都会下意识地仰起头，想看看窗户后面有没人。

我从小对别人的家事没什么兴趣，虽然觉得莲的家好像跟大家不一样，但从不好奇，也不去打听。

有一次，学校要召开运动会。作为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大家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班主任老师通知，提前放学，晚上六点钟到校开展班级选拔赛。

我和莲从学校出来。我们两个都有点郁郁寡欢。

我是有自知之明。平时最怕上体育课，跑也跑不快。一个五十米，别人都到终点了，我还差着一大截；投（铅球）也投不远，老师都担心，我会不会砸伤自己的脚。

明知道这选拔赛跟我没什么关系，去了也是丢人现眼，但老师要求去，我也不敢不去。

莲是担心吃饭问题。莲和她爸爸不在家做饭。吃饭都是从食堂打来的，这个时间点她爸在外面拉货还没回来，食堂还没开饭。

看她一个人孤零零的，很可怜，我于心不忍，就邀请她到外婆家去吃饭。这样一来二去，就跟我熟络起来。

她陆陆续续对我讲她们家的情况：她家有姊妹三个，妈妈有精神病，她因为要上学就跟爸爸一起生活，妈妈和两个妹妹在乡下。一般人听到精神病会害怕，我不会。

外婆家与另一户吴姓人家的房子是前后联成一体的，房子前面临街，后面临堤。从临街的大门进去，一直往里走，到中间是两扇有栓的木门，我们叫中门，中门前面的区域是外婆家的领地，中门白天是开着的，前后畅通无阻。晚上要睡觉了，吴家就拴上中门，两家就隔开了。

吴家的大女儿叫巧巧，年龄比我妈还大。巧巧有精神病。

巧巧的妈是缝纫社的裁缝，巧巧也学会了裁剪，不发病的时候，她就在家里拿着尺子、画粉，画啊，剪啊，踩缝纫机，帮她妈做活。

我就经常看见她把软尺挂在脖子上，鼻尖上沾着彩色画粉印，嘴里唱着“棉花糖，香又甜，吃吃喝喝喜洋洋”，手舞足蹈，乐呵呵地，还会和我拉家常。说实话，一点都不吓人。

巧巧犯病的时候，她就被家里人关进屋子里，我没有看见过她发病时的疯狂样子，只听见不时传来的尖锐的怒骂声，大人说她是文疯子。

有了和精神病人的接触史，莲说她妈有精神病，我并没有表现得多么吃惊、害怕，也没有因此疏远、冷淡她，还是和她一起上下学，一起做作业，不时带她到外婆家吃饭。

莲在学校并不快乐，自个成绩不好，家庭也受歧视。这是我现在才感悟出来，不然她为什么总爱挑起嘴角带着那样一种讥笑的神态看别人，其实是一种无声的反击。

一天中午放学后，她借口要我教她作业，拉着我上了她家位于搬运站二楼的房间。

这是我第一次去她家，刚刚碰上他爸爸端着从食堂里打来的饭菜，黑红的脸上带着憨厚热情的笑意，非要留我在他们家吃饭。

莲甚至用筷子把菜夹到我嘴边，想既成事实。那个卤制的蓑衣干子散发出的香味其实很诱人，但是，从小的教育是我不能随便吃别人的东西，于是我坚决地更加用力闭紧嘴唇，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肯定很可笑。

莲的好意我还是没有领受，现在想来，她一定很失望。也许在她心里，这是蓄谋已久的“还情”。

很可惜，我没有领会到她的一番苦心。

少不更事的年龄，同学之间也有歧视链和等级观念，这是我在和莲的交往中意识到的。

一天，我和莲两个肩并肩在街上闲逛，突然一个叫静的女同学从马路对面快速地走过来，拉起我的手就跑，一直跑到把莲甩得看不见影子了，才停下来。

我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是忍不住地问静：

“怎么了？”

“你怎么跟她一起玩？她爸爸是拉板车的，他们家是农村的，她成绩很差的……”

她一串排比句说的都是事实，我没法反驳，但为什么不能一起玩，我非常不解。

对于静的举动，我觉得莫名其妙。

特别是，平日静和我并无交集。

她父母都是本地重要部门的领导干部，在当时算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很注意对孩子教育。

我上一年级报名的时候，连名字都不会写。她的字已经相当漂亮，当我会写字的时候，她的字可以给我当字帖。

也许是先天遗传，加上耳濡目染。她的智商、情商都很高，谁家里是什么状况摸得一清二楚，和谁交朋友，和谁一起玩都是精心选择的结果。

对住在老旧平房，父母地位不高，自己成绩又不好的同学，正眼都不带瞧。

也许在她的观念里，我虽不能与她相提并论，但也不能与莲为伍。

于是就有了我和莲一起逛街，她把我拉走，要我不跟莲来往那一幕。

后来，我小荷渐露尖尖角。虽然起点低，但成绩慢慢拔尖起来，又乖巧听话，深得老师欢心。静就经常拉我在一起玩，跟我讲很多学校、老师的“内幕”消息。

她对每个老师的背景、喜好、关系都了如指掌。我还记得，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某老师的老公是“三种人”，某老师的老婆有精神病，我们班某某同学是班主任的侄女……

象我这样没有见过世面的傻孩子听到这些，看着她眉飞色舞，只觉得茫然无措，忧心忡忡地想着那个车老师那么漂亮温柔，对我们和蔼可亲，怎么老公会是“三种人”？他们会不会离婚？如果离了婚，那车老师岂不要被别人指指点点，好可怜……

在绝大多数同学完成了二年级的学业，升三年级的时候，莲因为成绩不好留级了。

我们的交往戛然而止，后来听说莲辍学了，因为她妈妈精神病发作，到处乱跑，被水淹死了，她回了乡下照顾两个妹妹。从此，再也没有了她的消息。

到了三年级，我被老师任命为班上的学习委员。静还是一身轻松。也许是她及她的父母高明，不屑浪费时间做无益的事，她小学期间一直没当过任何班干部。

那个时候，每天早晨上课前，大家要将家庭作业本交给组长，各组长收齐后交给学习委员，由学习委员送到老师办公室。那天，小组长告诉身为学习委员的我，静的作业没交。我如实跟老师汇报了这个情况。

课堂上，老师当场把她点起来，问她，“作业为什么没交？”

“忘家里了。”她神情自若，沉着应答。

“学习委员跟她一起回家去拿！”老师有些不高兴，手拍在一叠作业本上，声音里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怒气。

我这个悲催的学习委员，当场从课堂撤下，跟着她踏上寻找作业本之旅。

她没把我带家里去，而是带到楼房顶层的平台上。她环顾空空如也的四周，配上一副莫名惊诧的表情，加上高八度的质问“我昨天就是在这里做的作业，谁把我的本子偷走了？”

然后扭头对我说“你看，本子没有了，是不是？”

作为唯一听众加观众的我，心里是万般佩服她的演技加心里素质。换上我，无论如何撑不到这一幕，大概在组长收本子阶段就实话实说了。而现在，我居然成了她的证人或同伙。

我一直在猜，她是认为我傻，会真的相信她的表演？还是知道我不相信，赌我不会揭穿她的谎言？

这个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但是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她的种种表情。那是小学三年级，她只有九岁。

当时我就隐约觉得这个人品行不好，撒谎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还煞有介事地演戏，不是善类。

都说三岁看到老，都说聪明反被聪明误，用在静身上太恰当了。

大学毕业后，静分配到一家银行工作，后来犯了大事，案情很严重——被通缉。遂整容、潜逃到北京，找了个有权有势的二代，从此隐姓埋名。

现在想想，以静的高智商高情商，在九十年代，金融是新生事物，各项规章制度还不够健全，管理也不规范，存在一些监管漏洞，岂不正是她发挥“聪明才智”的绝好机会？而“聪明”又何尝不是导致她可悲结局的致命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