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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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多年前的3月12日，料峭春寒还未褪尽，北平城内的风裹挟着哀伤，吹遍了神州——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溘然长逝。一代伟人从此仙归，这消息如惊雷般震彻四方，于彼时的革命阵营而言，更似天塌地陷般令人惶然无措。国民党同仁听闻噩耗，无不悲痛欲绝，有人伏案垂泪，有人扼腕长叹，往日里为革命事业奔走的激昂声息，一时都被沉重的哀思所取代。
悲痛之余，众人念及先生为民族独立、民权解放所倾注的心血，皆觉需以庄重之礼缅怀先生，让其精神永垂不朽，于是共同议定：待日后寻得佳地，必立碑勒石示敬，将先生的功绩与革命理想镌刻其上，供后世子孙瞻仰铭记，这便为后来南京中山陵那方镌刻着“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的石碑，埋下了深切的缘起。
八十年过去了，当我们怀着追思之心踏入南京紫金山麓，循着苍松翠柏的指引走向中山陵，百余级石阶在晨光中延展，每一步都似在叩问历史。拾级而上时，风拂过陵前的祭堂，将喧嚣轻轻隔绝，唯有石阶缝隙里的青苔，默默镌刻着岁月的痕迹。
行至陵门之上，目光骤然定格——那方洁白石碑静静矗立，“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十三个大字遒劲挺拔，方正规整，如先生当年的革命初心般坚定，令人肃然起敬。在这行碑文之侧，十一个小号楷书“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也如君子安座，端端正正排列，墨色虽历经百年风霜，却依旧清晰可辨，仿佛在无声诉说着当年立碑时的庄重与缅怀，让每一位前来瞻仰的人，都能在此刻与那段历史深情对话。
是谁书写的，怎么如此中规中矩？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便沉下心来，回望烟云缭绕的往昔韶光，发掘这通碑文的隐藏故事。
一九二〇年代，海内书风正炽，不聿好手如云，民国政坛元老，四大书家扬名，谭延闿以颜楷著称，笔力浑厚雄健，结体宽博端庄，兼具庙堂之气与文人风骨；于右任乃近代草圣，首创标准草书，笔势连绵洒脱，墨色枯润相生，广为欢迎；吴稚晖擅长篆书，取法商周金文，线条古朴遒劲，尽显文人的冲淡旷达之气；胡汉民隶书笔法沉稳，兼具金石质感，雄健挺拔，气势开张，蕴含豪迈胸襟。于是，严肃静穆的中山陵，写碑勒字的任务，就落到了谭延闿肩上。
谭延闿有这样的条件吗？
还真有。
这份足以担起中山陵写碑重任的底气，源于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书法领域的深耕与积累。
5岁入私塾，每天练大、小楷，成绩斐然，众人称赞。稍长，得到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的悉心指点，对颜真卿的楷书，和北魏的碑版潜心揣摩，收获颇丰，到26岁中进士，书法水准登峰造极，与擅篆书的吴稚晖、擅隶书的胡汉民、擅草书的于右任并称“民国四大家”。嗣后，他又广采博收，兼收并蓄，学赵孟頫、刘墉等，转益多师，厚积薄发，名贯一时。
若说精湛书艺是他承接写碑任务的“硬功夫”，那与孙中山先生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与精神共鸣，便是让这份托付更显妥帖的“软实力”。
1904年，清王朝最后一届科考，23岁的谭延闿会试夺魁，不仅文风受赞，且笔力过人，但因姓谭嗣同的谭，丢了三甲，于是接受，响应，追随孙中山，被委以重任，忠心耿耿，任北伐讨贼湘军总指挥，讨逆陈炯明等，成绩甚好，为中山先生信赖，为其写碑，恰如其分。
深知这块石碑承载着对孙中山先生的无限缅怀与革命同仁的共同期许，已经书名在外的谭延闿，不敢有丝毫懈怠，决意以最严谨的态度、最上乘的笔墨，完成这项神圣的使命。
选材料时，他以敬意为尺，如探骊珠般苛求至善。
为让碑文墨色能经百年风霜而不褪，笔意能透过宣纸尽显筋骨，谭延闿亲自远赴安徽泾县 —— 那是宣纸的发源地。在当地纸坊，他逐张摩挲宣纸的纹理，对着光细看纸纤维的疏密，直到指尖触到那批吸墨均匀、质地绵韧的上品，才肯颔首；湖笔更是精挑细选，笔毫要取兔毫之劲、羊毫之柔，笔杆需趁手称意，试过十余支，才寻得那支 “落笔不飘、收锋有力” 的称心之物，仿佛握着这杆笔，便能将对先生的敬意稳稳托住。
找感觉时，他以孤心为炬，如入静室般沉潜笔墨。
府中仆从只知每日送去三餐，却鲜少见到他踏出书房 —— 清晨天未亮，窗纸便映出他挥毫的身影；暮色漫进屋子，案上的烛火又接着照亮宣纸。起初写就的字，笔法虽流畅，却总觉少了几分与中山陵匹配的庄重。他索性将 “葬”“理”“孙” 等字逐一拆解，从横画的起笔收锋，到竖画的挺拔力度，反复琢磨，竟写出了 “画到生时是熟时” 的境界。后来仍觉不足，便彻夜枯坐案前，手指在案上虚划，忽得一法：让每个字独占一张宣纸，以擘窠大字的气势去写，让笔画间的开阔感，恰如先生当年胸怀天下的格局。
做精品时，他以虔诚为砚，如砺金石般苛求极致。
眼看整篇章法已趋规整，可凝神细品，又觉字里行间少了几分缅怀先生的沉郁意蕴。他当即铺开颜真卿《祭侄文稿》、北魏《张猛龙碑》，每日临帖不辍，墨汁磨了一罐又一罐，宣纸堆成了小山。几个月里，四百多份草稿铺满了书房的桌案与地面，有的被他圈出笔画瑕疵，有的被批注 “气韵不足”。直到某个晨光熹微的清晨，他提笔落墨，写下 “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 十三个繁体楷书，笔力如松柏挺劲，墨色似古玉温润，才终于放下笔，长舒一口气 —— 这便是他从数百份作品中挑出的 “最妥帖” 的一幅。旁边那行 “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 的十一个小号楷书，亦字字端正，如伴星拱月，与主碑文相得益彰，一同将那段沉甸甸的记忆，镌刻进了历史的年轮里。
走出云蒸霞蔚的历史厚障，咀嚼谭延闿写碑的历史轶事，不禁让人感慨。
做任何事，都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谭延闿为写好中山陵墓碑，每日早起临摹，历经半年，耗费几百张宣纸，仍然坚持反复修改，直到费尽三百余稿，才从连篇累牍的精心创作中定下稿来。这种精神，古往今来有明证，正所谓自古雄才，皆出磨砺，司马迁著《史记》，曹雪芹家写《红楼梦》，没有一挥而就，没有一不小心就成功了。唯有勤奋，方能练就真本事，唯有吃苦，方能绽放绚光华。
表达敬意，终归是敬人者，人恒敬之。谭延闿对孙中山的敬重，是落到行动中，融入血液里。所以，接到写墓碑任务，他推掉其他杂务，专心致志作准备，专心致志来写作，专心致志来审视，专心致志来提炼，定制重笔杆，精选好宣纸，只为以最完美姿态书写对孙中山先生的仰佩。我们要明白，无论何时何地，真正的尊敬，发自肺腑的崇敬，并非流于口头，而是像谭延闿这般，落实到扎扎实实的行动中。
纵有天赋，聪明不可自恃，满招损，谦受益是最经典的做事原则。谭延闿身为国民党元老，书法造诣闻名遐迩，却未因自身本领而自恃，而狂妄，而是面对写墓碑重任，沉下心来，低调内敛，屏气凝神，认真对待每一次书写，每一笔书写，在横竖撇捺点折中，去反复琢磨。他明白，聪明若自恃，易流于浮滑，写得太轻率，会失之妖媚，这与万众景仰的孙先生的人品不协调。最终，他以谦逊审慎，让稳重的楷书名播后世。
二○○六年八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