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六十年代的川南小镇,那时没有生育的限制,街巷里的烟火气,总裹着一群半大孩子的喧闹。在马路街弯弯曲曲的街巷,姜大、徐二、黄三、陈四、李五、邱六、陈七、张八、杜八……街坊邻里年纪相仿的一群野小子,从来不用刻意邀约,只要有一个人站在巷口喊一声,或是吹一声不成调的口哨,便会有三五成群的身影,从各家院门里阴一个阳一个地钻出来,然后像蜂子朝王一般,叽叽喳喳地聚在一起,眼里闪着不受拘束的光。
那时的大人们,总有忙不完的事,要么一头扎进车间或单位忙于生产劳动,要么提心吊胆地参加各类运动,什么诉苦会,什么批判会,什么揭发会,什么揪斗会,忙得紧锣密鼓,又无可奈何。自然,他们抽不出宝贵的时间和多余的精力,看管我们。
于是,我们便像挣脱了缰绳的小马,又像山间懵懂的乳虎、林中小巧灵活的小猴,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上窜下跳,东奔西荡,把整个街巷,变成了撒野的天地。滚铁环,就像一个车队,叮铃铃的声音,形成押韵的旋律;煽烟盒,嘴和手同时用,让折成厚度的纸烟盒上下翻飞;打蛇抱蛋,一个双手趴在地上,护住一颗蛋,左右脚不时扫腿,击打伸手来摸蛋的侵略者;最闹热的是打土地倌或者藏猫猫,惊呼呐喊,遍街都不得安宁,只有隔壁赵二娘的响竹竿招呼,才会如惊弓之鸟一般,作鸟兽散。居委会邱大娘总是感慨,街边的石板路被我们的小脚丫磨得光滑,巷尾的墙角下藏着我们的故事。
被撵到镇外的我们玩得更起劲,河堰边的软泥地,仿佛塑料增韧,既硬还弹,不伤脚,我们会光着脚丫踩在松软的泥土里,比谁的脚印更深、跑得更快;有时也会蹲在沙滩边,用小手堆起一座座歪歪扭扭的城堡,争论着谁的城堡更坚固;会沿着丘陵地带的田坎追逐嬉戏,脚下的泥土溅在裤脚、衣角,也浑然不觉,只听见清脆的笑声在田野间回荡;会跑到不高不陡的沟壑边,捡拾地上的小石子,比谁扔得更远、更准,偶尔不小心摔一跤,蹭破点皮,拍一拍身上的泥土,又立刻加入战局,没有一丝娇气。我们的活动从来没有固定的章法,没有大人的叮嘱,没有规则的束缚,只有纯粹的肆意,纯粹的快乐,那份纵情撒野的淘气,那份轻便灵活的追逐,成了少年时代最鲜明的印记。
也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没听说“小胖墩”“近视眼”“病娄子”这些字眼。
后来,进了学堂,这个时候,文革已经进入尾声,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后,全国人民更是把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上,也没有家长刻意来管孩子。我的小朋友,也换成了杨绍章、孙学军、李刚、廖建荣、梅宗禄、廖国伟、葛乾荣、宋华平、唐开泉……校园便成了我们的欢乐天地,建在层层递进的梯级平坝上,每一级平坝都有长长的走廊,走廊下的柱子被我们摸得光滑发亮,宽宽的操场占据了校园的大半空间,那是我们课间、放学后最爱的去处。乒乓台是用水泥浇筑而成的,算不上平整,我们就找来几块青砖,整齐地摆放在台上,当作球网,没有像样的乒乓球拍,就用木板自制一个,哪怕拍面粗糙,也能玩得不亦乐乎,人多的时候,胜利者坐庄,继续打球,失败者淘汰,换下一个上。人少的时候,就打六个一轮,谁先赢得六球,就是胜利者,彼时真激励了不少好强者。篮球架是简陋的木板架,木板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斑驳,篮筐上很少挂绳网,可我们依然热衷于投篮,哪怕投十次有九次不进,也从不气馁,一遍遍练习,汗水浸湿了衣衫,笑容却始终挂在脸上。我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黄石柱老师带领我们来到墙根,面向墙壁,站成长排,每个人都将足球贴住墙基,不停地有脚弓踢球,练力量,练角度,练控球,大家兴奋得嗓门依旧很大。自觉差不多了,我们开始对阵比赛。操场中间,一边摆两个书包,就是简单的球门,大家像在泥土操场上奔跑、追逐,脚下的泥土被踩得飞扬,球鞋上沾满了尘土,哪怕摔倒在地上,蹭得膝盖火辣辣地疼,也只是咬咬牙,爬起来继续奔跑。跳高、跳远的沙坑,是大人们从场镇旁边的河边筛来的河沙,沙粒粗糙,里面还混着一些细小的石子,可我们依然敢奋力一跃,感受身体腾空而起的快乐,哪怕落地时被石子硌到,也只当是成长的小插曲。
后来长大了,国家发达了,和亿兆国人一样,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住进了楼房,关进了笼子。出门只是逼仄的楼梯间,退回去也只有一百平左右,于是,蹦蹦跳跳的身影,跑跑颠颠的姿势,消失了,绝大多数时间,只好窝在沙发上守电视,或者蜷在电脑前盯荧屏,更多的是捧着手机刷微信抖音,于是,各种各样的增生,都从无到有潜滋暗长包围而来。出去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要下很大的决心,要忙很长的准备,要穿很繁的装束,到了地方,没动几下,就觉得累,发自内心的快乐,也成了转瞬即逝的昙花。
放眼四下,现在的各级校园、各类公园、运动场、塑胶跑道、体育馆,比物质匮乏的年代,条件不知好上了几百倍,人们健康知识、保养理念,不别先进数十倍。但是,放眼四望,如今的小胖墩、近视眼、病娄子,比比皆是,源源不断。诚然,米粮丰盈,奶蛋充足,肉菜宽裕,休闲多样,这,本不应成为软糯、阴柔的代名词,更应该是阳刚、威猛的催化剂啊!这样环顾左右,这样思前想后,引发了我对自己儿时岁月的回忆。
二○二六年一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