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川师面食票

手里一张川师面食票，像一张馒头正装照，端端正正地坐在我面前。

白色背景，十分素净。黑的字迹，依然清晰。四方的卷草纹连绵成线，让板正的票面略带灵动。上边，是川师面食票的两行横排粗黑体，一目了然；中间，“四川师范学院伙食科用章”两行朱字，殷红醒目，压在竖写的硕大“壹斤”的“壹”上，不曾稍虚。下边一行，清楚明白地楷书写着“伙食科制发”，以示权威。

唉，四十三年，望狮山犹记，那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大学时光。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成千上万的知青、往届生、应届生、同龄人，从田坎、农场、车间、工地、边寨、街道、校园……奔涌而来，经过激烈的高考预选、正考竞争，挤掉百分之九十几的对手，成为屈指可数的大学生。

我也是被十年文革耽搁的一个后生，那时耍心比较重，但仍被老师们督促着，每天从早到晚枯背“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之类，而且每天一篇小作文，才得以鲤鱼跳龙门，由川南偏远的小镇做题家，超过高考录取线三十多分，跻身成都东郊狮子山的天之骄子行列。

八十年代初，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口号才刚刚喊响，举国上下仍百废待兴。我们这些在饥馑岁月中长大的毛头小伙子，每月三十四斤供应粮、十来元菜票的配给，难以支撑起晨练、早读、上课、自习、讨论、跑步、打球、拔河、爬山、比武……种种课业与活动的消耗。毕竟，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各种学问正层出不穷，看得青年学生眼花缭乱，眼睛根本不够用，手脚模仿不停动，尤其是那些精力充沛、胃口又大的胀蛮男生。

咋办？川师的主体是师范，师范的女生特别多，女生的特点最爱美，爱美的女生喜欢瘦，想瘦的前提是少吃，少吃的结果是饭票有节余。我们班近三十名女生，除一两人稍显腴，几乎都很苗条。

这个时候，有些贼大胆的男生，就以老乡、同学的身份装可怜、脸皮厚为秘技，主动张嘴，不懈卖惨，赢得女生们的面食票。

但是，那时统一发的饭票，每个人都是紧巴巴的，就算女生爱美，但也不能弱柳扶风，幽花怯露呀。吃饱穿暖，是基本的体面。更何况，大家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呢。

有一天下午，中文系八三级的年级大会上，一脸严肃的辅导员马元方老师，又一次语带沉重，言辞恳切地告诫大家，“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同学们，不要因为有人给食堂的馒头，取了一个肝炎馒头的绰号，就不知道珍惜。你们还不知道，就在我们年级里边，有的同学，每月将饭菜票省下来，折现，寄回家，补贴家用……”

这就像晴天霹雳，让二百四十名同学错愕，惊诧，羞愧，自警。偌大的教室，一下子陷入沉默，马老师的话，并没有文学教授的排比，也没有古代汉语的严谨，平淡甚至质朴，却如警钟叩耳，直抵心扉，触及在场的每个灵魂，“天啊，拢共才十来块钱的菜票，一份炒肉要三角钱，一碗水面要一角钱，一个月至少九十顿啊，该要如何计算着吃，才省得出钱来，这样的同学，得多节俭，多自律，要求自己多严啊。”

“谁？谁？谁……”怎么可能有答案呢，不是要帮谁的问题，人怕伤心树怕剥皮嘛。

马老师后边说了什么，大家都记不得了，但是，这堂思想品德课下来后，不管平时多么张扬的俊男靓女，都不约而同地安静了好一阵子。大家平时的花用都极其简朴，主要的精力都放到勤学上了。除了教室、食堂、寝室三点一线，荷塘的小路上，背诵的多了；桂林的树荫下，对话的多了；桃园的石凳子，默读的多了；梅陇的通道旁，沉思的多了；图书馆的座位，抢占的多了，晚自习的灯光，熄灭得迟了。结果也很可观，八三级的全省外语统考，在成都高校里名列前茅；毕业考研究生，十余名同学去了京桂新川，也有留校的；站在三尺讲台的，很多都成为业界翘楚。

光阴荏苒，事情过去了很多年，每每想到年级上的这堂课，心绪仍难平静。常听人说，人们记住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反而是一些不起眼的片段，悄无声息沉淀心底，时隔数十年依旧清晰。现在，翻开当年的日记本，这张熟悉而又渐近陌生的川师面食票，豁然入眼。我小心翼翼拿起来，凝视良久，就像掂起了荒年岁月大学时代的记忆，那么轻，又那么沉，那么远，又那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