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

记忆里的年味儿，是从腊月二十四的晨光开始酿造的。那一天的太阳，也像是被节日的喜庆染过，羞红着脸，缓缓爬上屋檐。“老大，吉时到喽！快起身，恭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喽！”虽说旧俗里送灶神该在子夜，但新中国成立后的“破四旧”运动，让许多人家不再祭拜，即便祭拜也不甚讲究了。随着妈妈的喊声，大哥、二哥和我们几个孩子麻利地套上衣服，蹦下床铺，在灶神像前一溜儿排开，装模作样地糊弄一番，便欢天喜地将灶王爷送上了天。大家心里都亮堂着——真正的年味儿，就要来啦！

是啊！本是冬闲时节，打从小年起，生产队就歇了工。年的滋味，开始在人们的劳作中沉淀。家家户户都忙着备年，整个村庄喜气洋洋。连人们碰面的头一句招呼，都悄然换了词儿——从“吃了冇？”变成“打扫卫生了吗？”。水塘边早已热闹非凡，小媳妇大姑娘们端出积攒的衣裳、床单、蚊帐，棒槌敲得噼啪作响，水花四溅。欢声笑语里，应答声此起彼伏：“刚吩咐几个孩子除尘呢！”

除尘，就是扫地、擦洗家具、清理屋顶蛛网。因“尘”与“陈”谐音，这活儿寓意着祛除晦气、辞旧迎新，是备年雷打不动的头一项。这不仅仅是一次大扫除，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洁净中，迎接崭新的开始。像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割年肉、二十七杀年鸡、年三十贴对联这些，也都是板上钉钉的规矩，丝毫乱不得章程。至于打糍粑、炸麻花、做鱼丸、爆米花、炒瓜子、磨泡粉这些零碎活计，就只能见缝插针，抽空赶制了，常得忙活到深夜。全村就一个石臼，三盘石磨，家家户户便悠悠地轮着用。那轻松的笑语，交织着对年的期盼，在夜色里缓缓流淌。

打糍粑是个实打实的力气活。蒸得喷香的糯米倒进石臼，四个壮汉抡起木棍就捣。开头几下还算松快，越往后木棍越沉，仿佛被无数双无形的手拽住，每一次提起都需要使出浑身的力气，直累得人呼哧带喘。可大伙儿心里头却畅快得很，尤其是最后做糍粑那会儿，大人们总爱揪一团捣得透亮、不见一粒米星的糯团，裹上白糖就塞进孩子们手心。咬一口，那份感觉岂止是软糯香甜，分明是浓浓的年味呀。

“泡粉”这名字，大约是乡音里的叫法，究竟是不是“泡”“粉”这两个字，也说不准。做法倒是实在：抓几把干净大米，丢几粒八角进去，在大锅里细细翻炒。待米粒噼啪轻响，渐渐晕出微黄，那股子焦香便漫开了。再磨成细粉，这喷香扑鼻的粉末，岂止是零嘴，它就是我们对于年味，最初也最直接的嗅觉与味觉记忆。吃的时候可得小心，先麻利地撕一小片报纸，三两下卷成个尖尖的小锥筒，盛上些泡粉。然后仰起脖子，小心翼翼地把粉往嘴里倒。动作得轻、得慢，要是心急倒猛了，呛你一嗓子粉，那滋味可不好受！

大抵从年二十六开始，年味在亲情的脉络间流淌，各自成了家的兄弟几个，就张罗着轮流吃年饭了——注意哟，是“年饭”，可不是“年夜饭”喽！父辈兄弟五人，我爸是老大，二叔、三叔长年在外工作，因此我和四叔最亲近。四叔夫妇都是医生，四婶不单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美人，那一手烧菜的功夫更是出神入化。就冲这个，吃年饭时我最爱往四叔家钻。不过，八仙桌上的正席可没小孩子的份儿。吃饭时，孩子们在桌边扒拉不了几口，就脚底抹油溜了，过会儿又像小燕子似的飞回来，小手指着盘子嚷：“我要吃这个！”大人赶忙塞一口到他嘴里，小人儿又风一般跑了。但席上有道菜是万万不能乱指的，那便是“看鱼”。

在咱们这鱼米之乡的湖北，鱼算不得稀罕物。唯独这“看鱼”不同凡响。这条鱼得从年前一直摆到正月十五，动不得筷子，待到元宵过了，这鱼才算“功成身退”，图的就是个“年年有余”的好彩头。

若论及春节里最郑重其事的彩头，莫过于一副崭新的春联。那是辞旧迎新之际，一户人家无声的宣言，它凝聚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千百年来承载着对五福的向往，是春节文化最鲜明的符号，更是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父亲是写春联的一把好手。每逢年三十，左邻右舍便夹着红纸寻上门来。父亲欣然提笔，悬腕落墨，笔下流淌出“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人间福满门”（横批：四季长安），或是“福旺财旺运气旺，家兴人兴事业兴”（横批：喜气盈门）这样的吉祥话。这不只是文字的堆砌，而是一个民族千年来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在笔尖具象化。当邻舍们捧着墨迹未干的红纸离去，他们带走的不仅是春联，更是被文字祝福过的、对来年的确信。

赶上太忙的时候，大哥也能搭把手。大哥提笔落墨，也自有一番气象，人更是绝顶聪明。后来我读研究生，同学们都叹服我的聪明，可我心里清楚，跟大哥那通身的灵慧劲比，我这点小聪明，还差着十丈远呢！

才智上的差距或许足有十丈，可除夕的脚步，终究是谁也拦不住地，踏到跟前了。暮色四合，年夜饭成了幼年的我心中期盼。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最暖心的团圆饭。放完鞭炮，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旁，笑语喧阗，其乐融融。大人们卸下一年的疲惫，温一壶老酒，浅斟慢酌，闲话着家长里短。孩子们呢，扒拉几口饭菜，便像撒欢的小马驹，一会儿窜出门去点几个小炮仗，一会儿又倚回大人膝头，支棱着小脑袋，听些陈年趣事。

待到碗盏撤下，还得拾掇出一桌吃食——这可是为守岁预备下的。听大人说古时候有头叫“年”的凶猛怪兽，每隔三百六十五天，便趁着沉沉夜色出没，窜到人聚居的地方祸害人类。人们算准了这“年”兽作祟的日子，便在入夜后彻夜点着油灯，聚在一处闲聊壮胆，没人敢合眼。这相互守候的一夜，渐渐就演变成了我们如今的除夕守岁熬年。守岁，是驱逐年兽的传说，更是守护一家静好的初心。

大人们年年守岁，疯玩了一整天的孩子们却早已沉入梦乡。初一清早，天还墨黑着，小家伙们就被拎起床，套上新衣新鞋，准备享用新年的头一顿饭——喝鸡汤。北方讲究三十吃饺子，我们老家却认准了初一这碗鸡汤。砂锅里文火咕嘟了一夜的鸡汤，兑入滑溜的粉丝、软糯的糍粑，鲜香直往鼻子里钻，那滋味鲜美异常，成了刻在骨子里的念想。如今家乡特色小吃——汪集鸡汤，虽说色香味俱全，可终究少了那一份妈妈的味道，这味道，在往后所有的岁月里，成了年味最纯正的味觉坐标。

喝罢鸡汤，就赶早出门拜年。从村东到村西，挨家挨户串门子道吉祥。偶尔想偷个懒，跳过几家，可但凡当年有老人过世的人家，那是一定要登门致意的。辨识起来也容易：寻常人家贴的是红纸黑字或金字的喜庆春联；而有老人新丧的，贴的则是黄纸黑字的哀挽联，老远就能瞧见。对联内容也不一样，一边是祈福保平安的祝愿，一边是缅怀老人的离殇。

拜年时，每进一户，主人家便忙不迭地递烟给大人，又往小孩口袋里塞糖果、瓜子、花生。一圈还没拜完，孩子们的口袋早已撑得鼓鼓囊囊。要是遇上新媳妇头回上门拜年，主人家必要点上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的脆响里，是每家对她成为“村里人”的一份郑重欢迎。

初一下午，邻村间拜年的走动便热闹起来。这边去邻村，那边也有邻村来客。这时节，最热闹不过是舞狮的、耍龙灯的队伍穿街过巷，锣鼓喧天，人潮涌动！

初二这天，照例是去舅爷（爸爸的舅舅）、外婆和舅舅家拜年。舅爷、外婆家离得近，初二去正合适。可舅舅家远在黄石市，初二就赶不及了，得等到初四以后，父母忙完了手头要紧事，才能动身。这么多年过去，拜年的记忆里，数去舅爷和舅舅家最是鲜活。

‌舅爷出身武术世家，功夫了得，是位接骨高手。常有人疼得脸色蜡黄、满头大汗地寻来，舅爷一边连声安抚“忍着点、忍着点”，手下猛地发力，“咔哒”一声脆响，骨头便归了位。病人往往一脸错愕，甩甩胳膊踢踢腿，惊喜地叫出声：“嘿！真好了！”

两个表叔也练得一身好功夫。功夫深浅瞧不出，只看见他们练功的瓷罐和大木盆。瓷罐盛满水足有二十多斤重，那是练手指擒拿劲道的；大木盆则是用来练轻功的，起先盆里注满清水，人得跃上盆沿绕圈行走；练到后来，盆中水渐次减少，直至空无一物，人仍能在盆沿上如履平地般悠游漫步，才算小成。

小时候去舅爷家拜年，我总爱绕着那些瓷罐打转，小小的心里满是憧憬：啥时候，我也能成个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啊？

舅舅个头不算高，却生得虎背熊腰，性情更是豪爽豁达。他是黄石钢铁厂的老八级工，手底下带出的徒弟徒孙一大把。平生最爱的一样东西就是酒。早起，早饭也不沾，伸手摸过一瓶白酒，牙一磕，“啵”地启了瓶盖，仰脖便“咕咚咕咚”灌下去大半瓶。末了，咂咂嘴，盯着空了大半的酒瓶，意犹未尽地嘟囔一句“留着晚上喝”，抬脚就上班去了。

晚上回来，手里总拎点下酒菜，或是油亮的猪耳朵，或是酱香的牛尾巴。人还没到跟前，那咚咚的脚步声已先传来，震得地面仿佛都在颤。进了家门，少不了还得再旋开一瓶酒，自斟自饮起来。

小时候最爱看的，就是舅舅这大开大合的豪爽做派！它让年的滋味里，多了一分酣畅淋漓的痛快。

这些鲜活的个体，他们的生命姿态，如同不同的香料，共同调出了记忆里那无法复制的年味。

五十年了。

那些喧闹的锣鼓、鼎沸的人声、灶膛的噼啪、亲人的笑语，都被时光风干成最珍贵的年画，贴在心头最暖的地方。故乡的村庄或许变了模样，过年的习俗也添了新意，但那份在仪式中酿造、在亲情中发酵、在记忆中窖藏的年味，却愈发醇厚。它最终沉淀为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乡愁——那是对团圆的渴望，对亲情的眷恋，对根的回望。

如今才懂得，我们曾经参与的那些看似琐碎的仪式，原来是我们为漂泊的灵魂预先埋下的锚。当我们在异乡的夜晚想起一碗鸡汤、一副春联，仿佛听见祖先在血脉里低语：你从何处来？

年，从来不是回忆。它是祖先为我们预设的、一次次的精神返乡。你从未离开过那个根。你只是带着故乡，走遍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