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可能是一次运动后不小心着凉,当晚半夜醒来,我口干舌燥,喝了一大碗水,又沉沉睡去。第二天,嗓子发沉,声音发厚,同事开玩笑地说:“声音有磁性”。由于手术都是头一天排定的,我坚持着完成了当天的工作。白天,咳嗽渐起,夜晚加重。第三天起床,感觉喉咙愈发干涩,几次试图说话,竟连一个音符也发不出来。又沉又厚的嗓子像两扇厚重的门板,推不动,也关不上,虽然咳嗽有声,但发声的气流竟引不起一丁点儿震动。这时我才明白,我失声了。
身为医生,我清楚自己可能受染了当下流行的感冒病毒,引发了声带充血水肿。因平时经常锻炼,体质还算不错的我并没有明显的全身症状。我评估了一下自己,又想了想科室最近因生病而人手紧缺的状况,于是决定去上班。
在无数次走过的路上,人流依旧如潮水般涌动,行人的步伐依旧匆忙,唯独我,困在了单向的世界里。喉咙深处的阵阵灼痒,迫使我用气流一次次反复冲击着那扇通向世界的“阀门”。
刚进医院大门,迎面碰见几名学生。
“韩老师,早!韩老师,早……”
我赶紧致以微笑,点头并快速躲开,生怕再遇到不得以说话的机会。
“韩主任,早!韩主任,早……”同事们像往常一样打着招呼,从我身边匆匆走过。见我不应,有人回头,目光疑惑,我便投以微笑;有人转身停下,我便招手示意;有人借故凑前追问,我只能微笑着指指喉咙,摆摆手。
一路闪躲,终于挨到科室。可是,同事的异样一次次再现,而我同样的尴尬一次次上演。失声之后我才发现,那些平日里不经意间的问候,原来如此重要;原来同事间的寒暄,不只是朝夕相处的点头致意,竟藏着意想不到的真诚与理解,只是我苦于无法言说,只能默默地承接这份温暖的触动。
别人的生活依旧。办公室里人声鼎沸,有人高谈阔论,有人窃窃私语,有人悄悄推开了窗户……办公桌对面的胡老师见状认真地说道:“看来韩主任最近疲劳,免疫力低了,要多注意休息、多喝水哟!”一向热心肠的王老师径直递来两个橙子:“来,补点维C,对嗓子有好处。”爱开玩笑的沈老师凑过来,笑嘻嘻地说:“哟!什么情况,这是咋搞的,没声音了?要不来片金嗓子喉宝,不然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呀!”正说着,隔壁办公室负责排班的住院总走了进来:“听说韩主任失声了?要不要紧?现在人手挺紧的,还行吗?”我微笑着点点头,指了指喉咙,又摆了摆手。
“好吧!谢谢韩主任,那我给你调一个强一点的一线医生吧!不能坚持的话,随时告诉我说哈。”
“对的,应该照顾!”
“住院总做得好!”
“是的,得安排一个好的一线医生,麻醉前还是有不少话要交代的……”
同事们你一言我一语关切地插着话。我只能把谢意堆在脸上,向大家不停地点头,不停地微笑,最后,又向住院总缓缓竖起了大拇指。
早会后,我一头扎进手术间。同室的医生护士知道我的情况,格外照顾,再有热心人关心,他们便直接替我“代言”了。我心理清楚,医疗安全绝非儿戏,越是困难时刻,越不能松懈。我打起精神,一心专注在病人上。我先是认真调阅病历,逐项查看检查结果,然后通过文字让一线医生大声详细询问病人的病史症状。我一边仔细听,一边认真评估,若有遗漏或需要补充的,我就用手机写成文字,发给一线人员,一来一往,竟也顺畅。此刻,微信成了最高效、最无异议的沟通方式。一旁的手术医生和护士也不催促,反倒是他们在一线医生一遍遍一字不落的询问声中,了解了更多相关的疾病信息,躺在手术床的病人对这样细致入微的麻醉前询问举动赞不绝口。
从麻醉机、监护仪的例行检查,到药品的“三查七对”,这些平日里只需向一线医生问一句“检查过了吗”,今天我都得逐一亲自查对,才能安心。总之,由于手术多,节奏快,作为上级医生,能动手的就亲自来,该说的写字,不该说的一律沉默。一开始,进展的节奏有些慢,但有条不紊。随着彼此的适应和熟悉,大家慢慢放松了下来,而我一直默默地守护着手术前最后一道的安全防线,不动声色地把控着手术之间换台的节奏。显然,他们已经习惯了我无声的存在——该等的等,该听的听,该慢的慢,该快的快。一台手术顺利结束的间歇,大家有说有笑,气氛轻松欢快,我也由衷地高兴,几度想开口,用声音去助推那份欢乐的波澜,然而欲说还休,最终只能像一个旁观者,抱以参与的微笑。
就这样,一天六台手术的麻醉圆满结束,病人全都平安返回了病房。我长出了一口气,随之而来的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依然无声,依然是微笑。一线医生一边给我拍背,一边笑着说:“韩老师辛苦了,今天干了好多一线的活,不过我今天收获很多,所有的麻醉都特别平稳,病人满意,大家都满意;而且,比平常还提前结束了呢!”我笑着拍了拍一线医生的肩膀,点了个大大的赞。
如些甚好。失声的日子,我感受颇多,原来失声的日子也可以有别样的生活。起初,这突如其来的“静默”让我一时无所适从。作为医生,我清楚“失声”只是疾病的一个表象,在医学上称之为“急性喉炎”,多数情况下并无大碍,可以自行恢复。但我也深知,“失声”也是身体拉响的一次“罢工”警报,因为严重的失声,若处理不当,甚至有引发呼吸困难、窒息危及生命的风险。声带如琴弦,绷得太紧,便容易“折断”。因此,应及时寻医问药,务必让嗓子彻底“休息”,切不可麻痹大意,强行发声。这,既是对自己身体的珍惜,也是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与尊重。
在我看来,那看似惩罚般的“禁声令”,竟在不知不觉间化作一种意外的馈赠。在这段静默的时光里,我意外发现,生活中原来可以不用说那么多的话。平日里,我们习惯了急于表达、急于辩解、急于在声音的交锋中抢占一席之地,可仔细想来,除了必要的沟通与交流,许多话语其实是多余的。那些茶余饭后的闲聊,那些情绪裹挟下冲动的抱怨,那些为了一点面子而引发的口舌分争,此刻看来,都显得那么苍白,那么轻飘。当“话语”不再是“主角”,我们的工作因少了无谓的拉扯而更加省力高效,我们的生活也因少了口舌是非而更加和谐顺畅。
话少了,心却清了。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古希腊哲人的“寡言戒律”,想起老子“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的箴言,想起孔子“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教诲。细细想来,言多,不仅易失,还会削弱行动的锐气,混扰澄明的心智,影响思考的深度。古往今来,许多伟大的科学发现、深邃的哲学思想,无不在默默的观察中诞生萌发,在冷静的思索中孕育成形。牛顿在苹果树下的沉思,捕捉到了万有引力的踪迹,爱因斯坦在专利局里的独处,酝酿出了相对论的雏形。庄子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掩卷长思,悄然发觉,原来这“失声”的静默,竟成了通往这天地间“无言之大美”的一条幽径。
失声在医学上是一种病征,而一旦走进文学,就成了一种命运的底色,它在引发读者怜悯与思考的同时,也蕴藏着一股无形的力量,悄然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安徒生笔下的《海的女儿》,小人鱼为了追求不灭的灵魂和纯粹的爱情,甘愿让海巫婆割去舌头,她因此失声,无法向王子诉说真相和表达爱意,最终在黎明时分化作一片洁白的泡沫。这里的失声,是一种凄美的抗争,是对崇高精神境界的无声追求。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了甲虫,首先失去的便是人类的语言能力。他试图开口解释,却只能发出“难以抑制的、痛苦的吱吱声”,以及“一种奇怪的,像鸟叫般的唧唧声”。这种生理上的“失声”,不仅凸显了身体内在与外在的巨大反差,而且也切断了他与家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那无法被理解的“失声”,无形中加剧了主人公精神上的痛苦和被孤立的绝望,也预示着其在功利而冷漠的秩序中终将被消音、被抛弃的命运。鲁迅在《故乡》中,面对成年闰土那一声“老爷”,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这片刻的“失声”,将儿时月下刺猹的那份天真烂漫与当下隔着“厚障壁”的恭谨隔膜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与之相反的是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反复向人诉说儿子阿毛被狼叼走的悲惨遭遇,对此,作家刘震云在北大演讲时一针见血:“祥林嫂最大的悲剧是将悲剧讲成了喜剧”。鲁迅先生这种“于有声处见悲喜,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笔法,尽显一代文学宗师的风范。
如今,我的声音已渐渐恢复,但那次“失声”的触动如石入静水,涟漪未散。正如轮椅上的作家史铁生所写:“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当声音归来,我想我不再会急于开口,因为生活本该如此,删繁就简,静水流深。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或许,我们需要做一会儿生活的旁观者,在静默之中,找回那个被遗忘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