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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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 子
叶子正落的秋天，残淡的秋阳斜射进号子，映出一片动人的桔黄色，犯人们神态各异地望着辉煌的色彩，浮想联翩。
杨加林斜靠在铺上，迷着的双目清泪横流，他望着窗外，望着秋阳下的笼中之鸟，喃喃道：“为什么不把它放出去呢？它焦急地扑上扑下，定是想它的妈妈了。”值班的民警谢榛走过来，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他感到自己很难飞出牢笼，若能脱出死刑的厄运已属万幸。今晨初审的死刑判决宣布时，他感到脑袋“嗡”地一声后变为一片空白，出奇的平静与旁听席中欲绝的哭声形成巨大的反差。
监门铁插刺耳地响过，王刚管教叫了声“杨加林，你获准会见家人，出来。”他喜了喜，机械地走出号子，脚镣发出一串响声。
森严的戒备中，他以灰暗的眼光看着亲友，不知该说什么好，而默默地接过吉他弹了起来。死刑宣判打了句号，使他感到自己走到了生命尽头。
稚气未脱的儿子木然的表情使杨则军很为陌生。儿子自编自唱的《悬崖鹿》在他耳边回响，每一声不啻狂风暴雨，震得他花白的头发和破碎的心直颤。他望见这条小鹿，今日过早地走到世界的边缘——生命这珍贵的东西，说去就这么轻飘飘地去了吗？末日的感觉和人生三大不幸之一的“中年丧子”的悲哀都渗到骨头里了。他强忍着泪，泪眼中临行前杨加林的母亲昏死的样子和眼前儿子茫然无措的样子互为变幻着，变幻成红烛泪流，变幻成杨加林十八岁的生日之夜，那歌声越过时空和现在重叠：
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
是她把我抚养长大
在妈妈盼望盼望的目光中
我一步一步地出发
杨加林生长在一个中等生活水平的铁路职工家庭。争强好胜的性格使他在交友上选择了讲求派头的同龄人，他认为人活着就要活出个派头。
正是爱玩会玩的年华，在学校组织的活动和亲朋的聚会中都少不了他，一曲吉他弹唱令多少人倾倒，这也令他更喜欢吉他。这吉他，不但如同最衷心的朋友给他安慰，而且给他带来一种潇洒的感觉。妈妈多次充满爱意地提醒他抓紧功课，他由半听半不听到厌倦。妈妈对他抽烟喝酒劝解制止时，他反驳说抽烟喝酒是长大成人的标志，妈妈劝他，才十五岁，烟酒不但对身体有害，还会使人提不起心劲。他觉得自己的妈妈和众多的城市妇女一样太为小市民气了。
杨加林认为他追求的就是富有刺激性的生活，妈妈的唠叨使他不愿呆在家里，于是他决定出走。
他和朋友李军漫无目标地游弋在古关火车站街头，黑暗中随手抛出一颗石子，先是玻璃的碎裂声，后是骂声，李军叫他快跑。他们跑了好远，紧张地喘着气，还说“够刺激”。谁知第二天有人上了门，并说出昨夜的事情，杨加林不吭气了，心里直骂李军这个“卖国贼”。上个月的劳模会，杨则军和杨加林的班主任交换了一下看法，反映不是太好。杨则军想，没及时抓一抓又惹下了这档子事，快放假了，这野小子不管管只怕不可收拾了。他一边责备儿子，一边向来人说好话，好在都是铁路人，赔了块玻璃算了事。
杨则军为了用铁路工人的事迹和工作的辛苦教育儿子，不顾违章带杨加林跑车。夏日的戈壁滩热力逼人，蒸气车头内更是闷热无比，特别是那一身脏黑，令杨加林发誓这辈子决不和机车打交道，起初那个想当火车司机的新鲜劲早已荡然无存。杨则军问：“儿子，咋样？接我这班你能象爸爸一样爱上这一行吗？”
“我才不呢，我要和朋友合伙做生意，赚大钱去。”
杨则军笑了笑：“有志气就好，但现在正是长知识的时节，你的这种打算为时过早，干什么没文化没知识可不行。”
他“嗯”了一声，算是答应，心里却想：你每月给我的那点钱连零花都不够用，借新账还旧账，怪没面子的。他为父亲这代人的鼠目寸光，死不开窍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列车在北庭站停车时，杨加林发现李军在站台转悠，他心里一喜，想到了一个脱身之计。
该开车了还不见儿子上车，杨则军只好开车走了，而杨加林和李军却乘客车返回了古关车站。杨加林抱怨说：“放假了本来要好好地乐一乐，谁知反而被控制得抽不开身，一天跟个破车来来回回，一点都不好玩。”
“无非是当爸爸的控制了钱才使你屈于他，要是我们捞点外快，有钱就不必受控制了。”李军的话令杨加林拍手叫绝。
他们没事了常到某工区转悠，和工人混熟时也熟悉了地理和值班情况，动手的机会选在工人开工资的当夜。他们先在远离财务室的枕木垛上放了一把火，在人们呼天喊地救火时撬开了办公桌的柜子抽屉。第二天就被传唤到公安所，之后被送往劳教所。
在妈妈温情的怀抱中
是她教我说话
在妈妈虔诚虔诚的目光中
我向未知的世界出发
妈妈的梦啊未发芽
长大的孩子虽已离开家
走遍了天涯的路
哪里有我心爱的家……
在劳教所，杨加林弹着吉他，悔恨的泪流满脸庞，劳教所的高墙大院，岗楼哨兵使他第一次感到自由受到限制的痛苦。他才知道自己全错了，他恨自己的朋友害了他，更悔的是没听妈妈的劝告辜负了爸爸的一片苦心，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就是书上描写和令人讨厌的叫“贼”的结果，太丢人啊！
《悬崖鹿》这首歌，就是他在劳教所最痛苦的岁月中，用痛苦和思念、反省而谱写成的。
劳教所天天出操、上课，还经常搞各种文体娱乐活动，这里还有杨加林过去的几个朋友，时间一长他觉得这和上学没什么两样。搞什么活动都少不了太会玩的他，搞什么活动都能拿出优秀的成绩，他的悔心逐步被树立起来的信心代替，并迅速膨胀为难以知足的虚荣心，他感到世界的这些给予正是对他“坎坷命运的一种补偿”，于是他享受了一种在外面享受不到的快乐，生活自有人为他安排，他根本不为什么事操心，他认为人活一世就要象个老爷，就需要个奴仆伺候。他觉得没有比谁都关心他，谁都重视他更让他感到欣慰的事了，也没有比不依靠父母更使他骄傲的了。可他哪里知道，劳教所是社会未成年人实行特殊教育的地方，生活上仍要靠父母的经济，并且扩大为社会的关注。
不知不觉三年的劳教生涯结束，学是没法上了，只好在家待业。他变得郁郁寡欢，每天弹弹吉他，看看武打小说。父母认为只要能变好，丢次人也值得，让儿子难受一下也有好处。但他们却没留意儿子卧室里飘出的那种怪味，他们还决定为儿子过个十八岁的生日，祝贺他长大成人。
生日的那天，杨加林的朋友不请自到，他木然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他满面春风地坐在亲友中间，宛然是个小寿星，他说了句令父亲非常感动的话：“长大了，我要做个好人。做个象样的男子汉。”
他感到心灵的伤口已经复原，他和大家一同唱歌，一同猜拳行令，最后他说：“为了告别过去，缅怀未来，我向妈妈献上一首歌，以表达我悔过的决心。这就是我在劳教所用心谱写的《悬崖鹿》——
那一天风狂雨正大
我没有听妈妈的话
黑夜里我迷失了路
一步步走向绝壁悬崖
那一天风狂雨正大
我离开了家离开了妈妈
一步步走向绝壁悬崖……
琴声凄婉悲怆，似在诉说一个失足的故事。歌声委婉动听，似在倾诉一种悔过之诚。一句句都使人颤栗，一声声都使人浮想联翩。杨加林唱得热泪滚滚，父母听得百感交集：这么多年的折腾，儿子总算懂了点事，这些年的苦算是没白受。朋友们听得低下了头，他们明白他不止是用口唱着，而且是用心唱着。
生日的第二天，杨加林破例出去到古关市转了一圈，顺路买了把匕首。接着去车站地区单身宿舍找朋友玩，他觉得人要真正改好少不了朋友的帮助。但他不知道他们现在住在哪个房间，正巧楼里面出来一男一女，他拦住他们问：“你们认识李军吗？”
他们上下打量他片刻，他苍白的面孔令女的吃了一惊，她拉了一下男的低声说：“是个大烟鬼，别理他，快走。”于是那男的很强硬地说：“不知道。”两人扬长而去，留给杨加林一串轻蔑的笑声，也留给他一份深刻的欺辱。
他生气了，他受不了这种明目张胆的歧视，他跑过去拦住他们说：“不知道就不知道，横什么横？”
“横了又咋的？小杂种。”
杨加林大怒，趁其不备，抽出匕首对那人当胸就是一下。女的吓懵了，半晌才喊出声来：“快来人哪，杀人啦！”
杨加林慌了，又向她逼去。那男的左手捂着伤口，右手抡起一块砖向杨加林砍来。他闪身躲过，对着那男的当胸又是两刀，那人全身抽着倒下去，人围了上来，他回身就跑。
跑过工人文化宫，他回头看到有人拉架子车要把伤者送往医院，他举着血淋淋的匕首叫着奔了过去，周围的人纷纷躲避。他对着卧在车上的伤者后背又扎了两刀，这才扬长而去。他感到他如一个大侠，为人间除了一个暴徒。他感受了行侠仗义的人为何要把恶人置于死地而后快的真意。他如大侠一样用血衣把匕首擦干净，把血衣往没盖的下水井一丢，无事一样地回了家。上午吃的安定发生了作用，他昏昏地睡去……
在梦中杨加林感到有人把他抬到车上，问他事情的经过，他昏昏地应对着。等他清醒时，他才知道自己躺在五凉看守所的号子里。
那一天风狂雨正大
我离开了家离开了妈妈
风暴中我迷失了路
一步步走向绝壁悬崖……
生日的红烛似在眼前跳动，昨日之事恍然如梦，他不知自己干了什么事。他只是以前染上了烟毒。生日的那天，一种活人的良知促使着他戒毒。第二天他上市里就是为了买瓶安定，当时就吃了几片，谁知道不但没安定，还闯了大祸。
杨加林审视着这个小院子，与劳教所相同的就是高墙铁网，不同的是这个小二楼的看守所比劳教所多了几项铁制品，监房的铁门上加有两道铁插一把大锁，木窗加了铁网铁斗，装着昼夜不停旋转的换气扇，从号子到监外共有五道铁门。监房的上面住着看守所的大沿帽们，这二层的老红砖结构是七十年代的样式，这院里高墙围起的放风场使人有种坐井观天的感觉，这院里人来人往的忙乎劲和大通铺号子，倒又象个车马店。可笑的是，走廊里还生着几个大铁皮炉子，挺暖和的；号子里用的是老式马桶，他坐了几次，也看着别人坐，臭味弥漫，令人发呕。最可笑的是仅有的一个供犯人洗脸倒马桶的厕所老是堵，据说看守所用铁网、漏斗、铁丝篓过滤杂物，但堵塞照常，下水管子太细只是其次，人为的破坏让他感受了一种报复的快感。他所在的号子中的坏小子就故意把塑料袋扎成团放在马桶里，趁站在厕所门口放哨的大沿帽不注意弄到下水道里，于是大沿帽们就一个换一个地做“输通工作”，马桶就要端到监区附近的公厕去倒。院内的吆喝声响起，他隔着门上的小窗口朝外观看“风景”——大沿帽们跟着端马桶的犯人，一种滑稽令他肚子生疼。这小窗口，不但使每日的饭菜进来喂住他叫喊的肚子，而且还给他了一种百无聊赖中精神得以放松的佐料。饭菜自然不如家里的可口，但农村的犯人却说和家里的差不多。
杨加林最怕犯毒瘾，那种时候他仿佛不是他自己，他无法控制那种欲望带来的痛苦，当孙子都行，只要给他吸口大烟、白面就行。可这地方连“小烟”也不许抽，别说大烟了。从染上它后，他就感到这玩艺还能使他解脱一阵子痛苦。但是大沿帽们却出奇地冷静，连片安定也不给他，无论何时，他感到号子内外总有几双眼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令他想念起劳教所的日子。没有一点行动自由，没有上下课和书报，更没有娱乐活动，只有呆坐在那里，思前想后，等待吃饭、睡觉、提审、判决、接见。他感到人一旦安静下来，反思的痛苦就多了，觉得睡不着，烦得嘛想吵不敢吵、想打不敢打，有什么事必须先打报告，否则就要受训，就这样被强硬地看管起来。唉，这可笑的地方这监狱变得可怕起来，不是人来的地方啊。特别是那个王刚管教，盯他时他就乱了方寸。
他开始物色朋友，据他的经验，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有了朋友就无所畏惧，有了朋友就有了心理上的靠山。
他用家里人寄来的钱买了方便面、火腿肠、罐头拉拢同号子的犯人，与他们聊天，日子出奇的平静，没有风传的“进了看守所，先过‘闷葫芦’关”——老犯用被子压住新犯打。除了两次提审谁也没找过他的事，但有一天王刚管教给他调换了号子，警告他不要搞什么名堂，他害怕了，叫喊起来。王刚和谢榛就带他出去，谈了他从来也没有想过的事：“要是你的家人也遭到这样的不幸，你会怎样？”
他笑了，老实巴交的父母、书呆子似的姐弟，根本就不会有被人插两刀的事。接着他又想到了自己，心不禁一颤：真的，妈妈，你的儿子又进了监狱，你不知咋样？
于是，生日之夜的歌又萦绕于心头——
悬崖上我叫一声妈妈
儿多么想回家
跪倒在妈妈的脚下
让妈妈把我领回家……
杨加林安静了许多，因王刚给他讲了个杀人犯孙大力在这里搞的名堂。
孙大力是五凉铁路技校的学生，二十五岁，金城人，浓眉大眼，面常含笑，一米七五的个头，体态中型。他和杨加林一样，谁也不会把杀人犯和他联系到一起。但孙大力确实杀了人，还是挑动同学杀的人，还不止杀了一个。起因无非了和杨加林一样，就是因屁大点的事而气愤杀人。
穿警服绝对不是为了吃素，他们也和孙大力和他杨加林一样分析着情况，他们明白孙大力和杨加林的安静绝不会长久，定会挑起同监人犯对抗监管，定会打提审押解、放风放茅、看病接见等关口的主意。但他们有规定：警力薄弱时不打开号子，提人押解都是两人以上，看守持枪警卫，犯人沿墙站立，被提出者站在门口。想干什么，闹事？没门。
孙大力一审死刑判决下达后，按规定死刑犯要加戴手铐脚镣，孙大力要求“不戴行不行？”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只要服从监管，什么不戴都行。”但人犯也象现在一样和值班民警倒班，看护着“戴手铐的旅客”。
正巧另一死刑犯张科因服从监管、认罪态度好而改判了死缓，孙大力如看到救命的金稻草，他的表现好起来了，他要求向“希望工程”捐款，但他的两面派手法仍被察觉：他要趁办案单位提审之时抢枪外逃。情况立即通报下去，但值班看守却假装不知，依然跟孙大力吹牛拉家常。但孙大力看得清楚，只要他被提出，气氛和别人提出不大一样。
杨加林听着开始为孙大力提心起来，这小子罪加一等呢。杨加林也为死刑能够改判而欣喜于心——他预感自己的罪定不轻——他实际还不知道他杀的那个姓赵的已死，他想那么两下子是死不了的，再说，提审时的罪名都是故意伤害罪而不是杀人罪。
孙大力病了，不吃不喝好几天，各种药用过来从不管用。据值班民警观察，他在夜深人静，值班人犯看报纸或打盹时蒙着被子拼命地吃东西。——杨加林心想孙大力够滑的，他们怎样对付他呢？
死刑犯管理小组要求调整监室人犯，加强警戒工作——杨加林一下明白他们如此对待他的原因——孙大力无计可施，变得悉苦不堪，闹着要抽烟要吃肉。所长在谈话中揭露了他的真面目，他表示再也不敢耍花招了。所长说：要是你再玩什么伎俩，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杨加林明白这真叫邪不压正，王刚管教的话回响在他的脑际：“孙大力的那点花花肠子，在看守这一行已司空见惯，多少人都被撂顺了，谁也休想得逞。你杨加林也别玩什么小聪明，你还小，在困境下仍要学会如何做人，我们会考虑你的合理要求的，折腾于事无补，用愚昧追悔愚昧只能使你走向毁灭。”
他有了种穷途末路的感觉：连玩个手腕都不成。他想家，很想妈妈，他想到曾有一死刑犯在监刑前要求吃妈妈一口乳，结果却咬掉了妈妈的乳头，那人是他妈妈教唆下犯的难赦之罪，可他杨加林却是不听妈妈的劝告才走到了这一步。妈妈，你用你深深的皱纹标出我的年龄，你用你殷切的盼望等待我的新生，你用辛劳为我换来安逸，用苍老为我换得青春，可儿却辜负了你。泪无声地奔流，悔无形地铸成，错无望地挽回，《悬崖鹿》涌上心头——
在妈妈温情的怀抱中
是她教我说话
在妈妈虔诚虔诚的目光中
我向未知的世界出发
妈妈的梦啊，难发芽
长大的孩子虽已离开家
走遍了天涯的路
哪里才有我心爱的家……
杨加林每天很晚才睡去，很早就醒了。梦总是五彩缤纷的，梦中，他站在镜子前，反复地审视自己：一双本该属于女孩子的丹凤眼、配合得恰到好处的卧蚕眉，直棱棱的鼻梁、方方的脸衬出他的英气。他问镜中人：这么帅的男孩、这么能弹会唱才华出众的男孩，本该属于明星，为什么却一犯再犯，从纵火盗窃到伤害致死（杀人）呢？梦总是破碎的，起诉书上的伤害致死罪名无异也给他宣判了死刑。他想不通这一生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到了头，他心里绝望地叫喊：苍天啊，我该怎么办？我才十八岁啊！
但这次他忍受着，他和号子里年龄相近的犯人很快成了知心朋友，他和他朋友在号子里渐渐说一不二起来，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如果有人敢于触犯他，他就要报以老拳。
一审死刑判决下达后，他在家人会见时以吉他曲说完了自己的话，手铐和脚镣增强了他末日的感觉。他想到了《红岩》中的许云峰，体会着许云峰当时的心境，他感到自己和他一样壮烈，世界对他的处罚无疑法西斯，他认为自己不能这样窝窝囊囊地死去。他压根也不想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姓赵的那家的影响，他想不到自己实际杀了三个人，那孤儿寡母怎么在未知的岁月中度过。
铁链锁联结了手铐脚镣，行动受到了限制，他就让他的朋友配合，用胳肘捣腾触犯他的人，还让他不敢报告，值班民警转过来他却笑脸相迎，和他们拉起了家常，他认为自己真高明。
有一天他正玩这把戏，被外面的人发现了。发现的这人是个学生警，就是那个和王刚搭配出现谢榛。这人一天一副笑脸，不象别人那样拉个脸让人难受，他有太多的“妇人之仁”，大道理不少，听后让人难受好半天，他杨加林就常常领教，所以他并不慌。但这谢榛却象什么也没看见一样，跟他聊起天来。他不能不佩服谢榛在各方面的悟性和渊博，只要面对交流，他立即会意识到自己知识的匮乏。他想：要是之前碰上他，和他交个朋友，那这一生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谢榛经常向他讲书，听得他痛苦听得他欣喜，他似乎也进入了他的精神境界。但今天既没有讲书，又没有讲趣闻轶事，而是给他讲了号称五凉地区“头号恶霸”董耀武的故事。
董耀武因杀人二次“进宫”，押解途中头撞火车自杀未遂，收押时拒绝签字，并扬言：“我董耀武在外是一条好汉，到监狱也要做好汉一条，我要把看守所闹个鸡犬不宁。”
杨加林立即明白这个故事的意义，他想这家伙就是会绕弯子，董耀武够条好汉，但他关心的是好汉的结局。
董耀武用烟头烫自己的手臂自残，殴打同监人犯，辱骂监管人员，大吵大闹，气焰极为嚣张。没有人犯愿与他同监，没有人能管得住他。“上面”就有人管他了，董耀武被加戴了戒具，关单号。不是正戴，而是背铐和脚镣背联，那滋味把个不可一世的董耀武弄得动不得、跳不得、骂不得。骂声变成了呻吟，变成了哭声——他受不了全身酸痛的滋味。他要求谈话，但值班民警却说：“本身就外强中干么，杀了人思想空虚害了怕，精神承受不了就想以闹事掩盖恐惧，能盖得了么？对你这种死不悔改的家伙，强硬就是人道，严惩就是道义。”
这句话令董耀武愣在那里，这句话把他外面的虎皮扒了下来。这句话也令杨加林大吃一惊：这家伙软话比钢刀子厉害，一下子扎到人的心上了。
这一次治掉了董耀武的毛病，他表示一定认罪服法。董耀武的结局把杨加林引出了死胡同，他明白这是谢榛给他指的一条非如此不可的路，恃狠凌弱是一种悲剧，逃避不幸那是真正的不幸。于是，他感到：自己现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变为不能承受之轻——面临死刑沉重的结局，我这一条赫赫的生命就这样轻飘飘地离开这个世界吗？真是轻如鸿毛吗？可这鸿毛一样轻松地为解脱为人之累、活人之难的枷锁的我，给父母造成的是怎样一种沉重呢？
在这种矛盾之中，他为亲友们那次会见时父亲刻骨铭心的痛苦所左右，并和“被人歧视比劳教更使我痛苦”的思想相混合——生命中这不能承受之轻使我走向绝路，但生命中那不能承受之重又使我难以大胆地向绝路走去。他更为苦闷，但不再闹腾，他依然想着受到特殊关照，但能否改判心里没底。他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和谢榛认真交交心。
他第一次开始注意这个“车马店式”的看守所改造的分量，他第一次发现这个店里的客房秩序井然是管理有方的一个标志：拖鞋一条线、被褥一条线、餐具一条线、床面平整，人犯站立齐整。谢榛说的对：“犯了罪还不能认罪服法，那定不能彻底改掉恶心，对社会的危害依然存在。能否认罪服法最本质的一点就是能否接受看守所的依法管理和教育。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过——‘对可耻行为的追悔是对生命的挽救’。杨加林，你应当自己挽救自己。”
他试着想自己这十八岁的一生，他发现自己是那么幼稚可笑、那么可叹可恨，他无法面对过去的自己，他的现在和过去在激烈地交锋。他开始站在看守干警的角度想问题了。犯人想不开，他们还得陪着散心，劝来劝去，嘴皮磨破，累得够呛。他们把法律和政策融到人生哲理之中，贯通于人之常情、物之常理之中。他就常听见他们笑着说：“我磨也要把你的坏毛病磨个干净。”他看着他们整天穿梭式地收押、提审、接见、谈话、看病、投劳，有一次他忍不住问：“你们究竟干什么样的活呢？”他们回答说：“送不完的犯人，扫不完的地，跑不完的提审，操不尽的心，耗不尽的功夫，睡不够的觉，做不完的大锅饭难喂足的口。”他感到整个五凉看守所是一台灵魂改造的机器，这项活计就是机器的齿轮，围绕着“监所安全”的轴心，由这二十来个干警带动旋转。人犯源源不断，工作时时从头开始，纯粹是磨制新人。但他们却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听他们说，他们的“无违纪无事故”记录名列全局同行业之首，他们投劳的犯人，都成了劳改队的骨干，很多被减刑、假释。
杨加林这样一想，心境开阔了。他听过无数遍的“奉献、创造、敬业”原来就是这样铸造的，就是从小事做起，就是一种认真负责的崇高精神。在这个灵魂的工程中，即使是虎狼，也会被培植出一颗动物先天就有的良心来，更何况是人。谢榛说的南京一个看守所的一杀人死犯，因专心研究出一种汉字全息编码被改判，五凉看守所也不乏被改判的死犯，这体现着法律的意志不仅是惩处，而且还有教育挽救，法律的慈怀表现在对幼小无知可改好的失足者的挽救上。
在一次次的谈话会见中，他看到看守所会议室里，挂着两版工作制度，挂满锦旗奖状镜匾，但他们用的是七十年代末的木打长凳、老台桌，不是缺这少那就是“灾情”严重，床是两条板凳加一张床板，而值勤的铁交椅、所长室的一对人造革沙发、管教室的一台“长风”彩电就是奢侈品了。但会议室的对联却毫不含糊地大书“打击犯罪，保护人民。”
杨加林听到那个闽南的诈骗犯出所时讲：“西北的民风朴实，警风更令人敬佩。”他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农村犯人，在看守所关押的一年中治好了疥疮、腰疼、关节炎、胃炎，出所时以一个老农朴素的感情跪下说：“我给你们磕头了，青天大老爷，我这辈子烧了高香，一分钱没花，进来一身病，出去一身轻。”
他真实地看到一匹常拉车不换套的老马，一架人们所说的民族脊梁的一颗主骨，他真实地看到令自己灵魂颤栗的叫做“精神”的物质，他明白了“十年种树，百年树人”的格言的内涵，他更明白在这个被称为公安行业“毫末之技”和“平凡无奇”的看守岗位中所铸融的爱心，他感到自己也被融化，正在铸造一个新的自己。
他高兴地想，只要自己努力做好，一切都会好的。这晚上，杨加林做了个美好的梦，梦中，他带领着自己的乐队如同小虎队、黑豹乐队一样，走遍大江南北，唱红了大半个中国。掌声中，他感到自己价值被社会承认的愉悦，他感到人生如海，资源丰富，但丰富的人生要靠你自己把握；十八岁，真是如诗的年华，但如诗的年华就看你怎么塑造。他的压台歌《悬崖鹿》令多少人为之动容，台上台下有多少人把泪流向歌，把歌唱给妈妈呼唤的“天涯游子”——
那一天风狂雨正大
我没有听妈妈的话
黑夜里我迷失了路
一步步走向绝壁悬崖
悬崖上我叫一声妈妈
儿多么想回家
跪倒在妈妈的脚下
让妈妈把我领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