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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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时代的每一个早晨，都是在木柴燃烧的哔剥声里醒来的。那时我们住在宁波一沿海小村一条名曰“大墙弄”的老街上，楼下是店铺，楼上是卧房，木质的楼梯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走在上面吱呀作响，像在诉说着什么悠长的往事。母亲做的是这世上最普通的营生——馒头和包子。面粉经过发酵，在黎明前的静谧中鼓胀出蓬松的生命，经她那双巧手反复糅合，嵌好晶亮的糖馅或鲜美的肉馅，一只一只，如同艺术品般安放在竹蒸笼里。蒸笼层层叠叠地摞起来，水汽氤氲升腾，整个屋子便弥漫起那种特有的暖香，湿润的、朴素的、带着柴火气的芬芳——那是我生命中最先记住的嗅觉符号。
在后来的岁月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只要闻到类似的气息，心底便会涌起一阵奇异的悸动，仿佛有什么东西被轻轻牵了一下，仔细去寻，却又无处可觅。
母亲每天的劳作是从后半夜开始的。她要在天亮前完成生炉子、调馅、揉面、上笼等一系列繁复工序，几十屉的点心，都是那双在微弱灯光下忙碌的手一只一只捏出来的。我常在被窝里听见剁馅的声音，菜刀落在砧板上，轻快而有节奏，笃，笃，笃，像一首催眠的曲子，又像某种古老的、只有我能听懂的密语。有时我睡得浅，便偷偷爬起来，光着脚丫踩在冰凉的木地板上，坐在楼梯拐角处，隔着几级台阶看她的背影。昏暗的灯泡悬在头顶，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那面斑驳发黄的墙上，随着她揉面、捏褶的动作摇摇晃晃，像一个皮影戏里最朴素的主角。她挽着袖子，露出结实的小臂，双手在雪白的面粉堆里不停地揉、搓、捏、按，那些细微的粉末便在她指间飞舞起来，纷纷扬扬，像一场永远不会停的江南小雪。有时她会停下来，用沾满面粉的手背擦一下额头上的汗，侧过脸来，朝着楼梯的方向轻声问：“醒啦？还早呢，再去睡会儿。”我便缩回被窝，心里却装满了那只属于凌晨的、安静的、充满面粉香气的幸福。
母亲做的馒头有一种特别的口感。特别是做的萝卜丝包子，远近闻名，我老家好多的同学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刚出笼时，表皮光洁如玉，轻轻一按便会温驯地弹回原状，掰开来，内里是均匀细密的蜂窝状，冒着丝丝白气。咬一口，绵软中带着微微的韧劲，甜馅的晶莹流溢，肉馅的鲜香四溢，那种恰到好处的温度，不烫口，却暖得能从舌尖一直流淌到胃里去。那是一种被精心计算过的温度，是母亲无数次尝试后深深刻进掌心的分寸，如同她给予我的爱，从不灼人，却恒久温暖。
我二十岁那年穿上军装去了部队。临行前一天，母亲破例没有做馒头，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凌晨忙碌，但是她却静静地坐在灯下纳鞋垫，一针，一针，细针在昏黄的光线里闪闪烁烁，像夜空里最细小的星子，一夜未眠。那声音不急不慢，却比任何言语都更让我心头发紧。天亮临行时，她塞给我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五百块钱，还有几双密密实实的鞋垫，每一双的针脚都均匀得像用尺子量过。“到部队好好干，”她说，语气平静得像在吩咐我出门买包盐，“家里的事不用担心，有爸妈在。”我点点头，接过小布包，那上面还残留着她手心的温度。转身出门的那一刻，我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脚步。
在部队的那些年，每当训练间隙精疲力竭时，我总会想起母亲凌晨灶间那盏温暖的灯，想起面粉飞扬中母亲微微揉面的背影。那些记忆犹如像藏在心底的馒头，饿的时候取出来咬一口，便有了继续前行的勇气。
没想到五年后，母亲也来了宁波。源于小村的馒头生意渐渐多了起来，一家挨一家地开，母亲那点微薄的利润终于被挤得无立足之地。父亲托老乡在宁波的一家厂里找了活计，便和母亲两个人来宁波成了一名打工人。那时的我尚在宁波的部队服役，有时候也会偷偷跑去看她。她住在厂区后面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逼仄小屋里，一张床，几件简单的家具，便是全部家当。
母亲瘦了许多，颧骨微微凸起，头发也已经略显花白，那双手依然粗糙，却不再揉面，改成了炒菜。“外地人喜欢辣口的，”她一边在狭小的灶台前翻炒，一边头也不回地说，“我正在学做带辣的菜，酸菜鱼、麻婆豆腐，都练得差不多了。”她的语气很平常，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日光灯惨白的光打在她脸上，泛着劳动后特有的粉红，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有几滴顺着脸颊滑下来，亮晶晶的。我别过头去，假装在认真地研究墙上那本过期的挂历，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被水浸透的棉花，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母亲的手永远在为生活揉着什么。从前揉的是面粉，现在揉的是命运。
后来我转业安家在嘉兴海盐，我便把父母亲也接了过来。从此，母亲的任务从养活儿子变成了带孙子，仿佛一转眼间，人生的舞台已经换了一出戏。每天清晨她依然起得很早，灶台上的花样却比从前丰富了许多——小笼包、馄饨、饺子、葱油饼，有时熬各种粥，小米粥金黄黏稠，皮蛋瘦肉粥咸香滑润，南瓜粥甜糯绵软。她变着法子，一心想让全家人吃上丰盛的早餐。可我儿子小时候总是不肯好好吃饭，嘴巴一抿，脑袋一扭，把碗推到一边。她便端着碗跟在孙子后面，从客厅追到阳台，一边追一边哄：“再吃一口，就一口，乖，吃了长得高高的。”那弯着腰、端着碗、一路小碎步跟在后面的情形，跟当年在老家大墙弄的老房子里哄我吃饭时一模一样。连说话的语调、眼里的神情，都像是时光倒流了三十年后的一次重演。
我站在一旁看着，忽然觉得岁月其实没有走远，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容，重新来到我们身边。
母亲去世的那天，适值高考，街头巷尾都显得格外安静，蝉鸣从梧桐叶间漏下来，一声长一声短。我在病房里拉着她的手，感觉到那只曾经揉过无数面团、捏过无数褶子的手在我掌心里一点点凉下去。她的呼吸渐渐平稳，嘴角似乎还含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就那么平静而安详地离开了。我没有哭，只是握着她的手，握了很久很久，仿佛只要不松开，就还能把温度留住。
整理遗物时，父亲拿出一个牛皮纸本子，里面一页一页贴着的，竟是我在报纸上发表的全部文章。从县级报纸到省级报刊，每一篇只要有我署名的文章都被小心翼翼地剪下来，用糨糊粘得端端正正，纸张已经略显发黄，糨糊的痕迹也泛起了茶色的渍，但每一页都被抚得平平整整。我翻着翻着，终于没能忍住，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那些发脆的纸面上，洇开一朵一朵灰色的花。
如今十年过去了，我的孩子已经上了大学，周末偶尔回家我有时也会去买一些包子回来，皮薄馅大，汤汁鲜美，但咬下去的那一刻，总觉着少了些什么。那些包子白白胖胖，模样标致，却再也没有记忆里那种恰到好处的温度——那种从蒸笼里取出来、晾到刚好不烫嘴、却又暖得能渗透五脏六腑的温度。有时候吃着吃着，眼眶就热起来。那热不是烫的，是另一种温度，从很深的地方慢慢涌上来，像一屉屉馒头刚揭开时腾起的水汽。
今早路上看到一家早餐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正在卖点心。当蒸笼揭开的那一刹那，白汽轰然腾起，裹着那股熟悉的、甜丝丝的暖香，扑面而来。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看她弯着腰，一屉一屉地把包子码放整齐，动作熟练而轻柔，像在摆放什么易碎的珍宝，又像是怕惊醒了某个沉睡的清晨。她的侧影在朦胧的水汽里微微晃动，结实而温暖，恍惚间与记忆深处的那个身影重合了。
我转过身，慢慢走开。身后是蒸笼此起彼伏的白汽，是红尘中永不停歇的日出和炊烟，是一个又一个母亲在凌晨的灯光里，把爱与温度揉进面粉的背影。那个背影还是那样，在氤氲的水汽中微微晃动着，像一个永远不会做完的梦。
而梦里有馒头的温度，刚好，从舌尖暖到心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