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我的父亲出生于1930年，属马。因为我们民族没有过生日的习俗，所以父亲生于何月何日也就没有记住。

1940年代，我爷爷在临夏的尕阴屲把做生意挣来的钱为儿女置办了房产和田地，不久便英年早逝。

没有严父的管教，我奶奶独木难支，我父亲和几个兄弟很快把土地、古玩等家产都败光了，以致土改的时候定了个上中农的阶级成分，失去了被穷人分田地的资格。

父亲生性喜欢到处游历,年纪轻轻就去青海煤矿工作,后来参加了公安队伍,因为一次擦枪走火，胆小的父亲又去了刘家峡水库工地。

1962年元月，无所事事的父亲在临夏汽车站闲转，遇见了一位叫马文云的东乡族小伙。

马文云说，他的叔叔在新疆当团长，他要去投奔叔叔，问我父亲去不去。

父亲想反正闲着没事儿干，就去新疆闯一闯吧。

于是,父亲和马文云坐汽车到兰州,再坐火车到达新疆的盐湖。因为那时铁路还没有通到乌鲁木齐。他们又坐上解放卡车，颠簸了一个星期，来到了位于新疆最北边阿勒泰的兵团农十师181团3营14连。

他们在地窝子里一直等到天黑，马文云的叔叔终于回来了。他的棉帽子上、眉毛上结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白的霜花。他根本不是什么团长，只是一个普通的牧羊人。

那时候，新疆正在大开发阶段，急需劳力。父亲作为牧羊人的外甥成为了一名兵团战士，因此人们都叫他牛姑舅。

在填写工作入职表的时候，连长问父亲是什么民族。

父亲回答是东乡族。

籍贯为山东的连长从来没有听说过东乡族，看着父亲的长相和生活习惯与回族相似，就在民族一栏中写上了回族。从此，我们的民族成份就变成了回族。

连长接着征求父亲的意见，开拖拉机还是当炊事员？

父亲对庞大的钢铁农机有些畏惧，于是就当了一名炊事员。

1963年冬季，父亲返回甘肃老家，把我母亲和姐姐接到新疆。

1964年秋天,我就出生在新疆阿勒泰的181团3营14连。

我母亲原籍是青海省乐都县人，家中排行老二。我外公是一名教师,用到山沟里教书挣来的一点钱艰难地维持着全家的生活。九岁时,母亲到舅舅家帮忙带孩子。后来又到西宁市马步芳的撒拉族亲家---国民党军长韩起功家当佣人。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韩军长携家带口逃到甘肃省的张掖，被解放军俘获枪毙。母亲作为韩家的女儿，嫁给了正在张掖做生意的我的伯父牛玉山。

母亲先后为伯父生了三个女儿，两个先后夭折，只剩下一个女儿。牛家男丁多短寿。伯父年纪轻轻的就病故了。

我奶奶担心母亲改嫁孙女受苦，便命令当时单身的父亲娶了嫂子，也就是我的母亲。

父亲的工作变换了多次，从炊事员到赶马车再到放牧马群，直到退休。工作单位也从14连、糖厂、18连、17连，最后到15连。

他曾经想叶落归根，回到故乡临夏安度晚年，但是已经不适应甘肃的生活环境了。

他还曾到新疆伊犁地区的特克斯县实地考察，想把全家迁往那里，因为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而作罢。

1992年初，父亲迁居到乌鲁木齐的我家，直到1997年10月20日去世。

父亲是一个严厉而又认真的人。

如果他在外面听到了别人对我们表扬的话，回到家后笑逐颜开。如果听到不好的反映，回家沉着脸，随便找个茬儿训斥我们，甚至是一顿暴打。

记得有一次，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和同学打闹，不小心把扫帚丢在了一个女生的头上。

那个女生哭哭啼啼地向我父亲告状。

父亲顺手拿起一把铁锹，用铁锹把儿狠狠地打我。结果是铁锹把儿断了，我也因为腿伤瘸了好几天。

后来，父亲当了畜牧班班长，主要管理马、牛等农用牲畜。每年开春，他带领班员们赶上牛群、马群到阿尔泰山里放牧，秋天再返回连队过冬。

有一年春天，干草已经吃空了，青草却还未出土。牛马的口粮断顿了。

父亲提议将畜群赶过冰封的额尔齐斯河，到对岸气候温暖的台丝拜寻找青草。

其他人则担心额尔齐斯河冰不结实而反对。

父亲忧虑牲畜饿倒、公家损失巨大，与他们高声辩论起来。

七岁的我在旁边看着干着急，只好站在门口对他们嚷道：“你们到别处吵去。”

我喊完以后又害怕父亲发怒，赶紧关上门，飞快地跑了。

有一年，阿勒泰牲畜流行口蹄疫。父亲的坐骑枣红马也没能幸免。按照规定，得病的牲畜一律枪毙并且深埋。

枣红马牺牲后，父亲难过得在家躺了一天，没有吃一口饭。

父亲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父亲年轻时是一名体育爱好者。每天下班后，不顾一天的劳累，和一帮球友到各个连队去打篮球。母亲下班回家，一个人做饭、管小孩，对此怨言不断。

父亲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养信鸽。他专门盖了一间小屋，搭上一层层木板，再用麦秸编成碗口大小的圆圈作鸽子窝，还让我和弟弟到麦场背麦糠给鸽子作口粮。

由于我们民族珍爱象征和平的鸽子，除了做药引之外绝对不允许宰杀。

看到别人家津津有味地吃着鸽子肉、鸽子蛋，我和大弟愤愤不平，发誓再也不去背麦糠了。

我们家早就分到了新房子，因为没有鸽子房，父亲一直不肯搬家。直到有一天半夜小偷把我们家的鸽子一窝端光，父亲才下定决心搬新家。

父亲退休后，又开始钻研木工活。他学会了制作手推车，不仅给自家还给几个邻居制作了像模像样的手推车。

父亲还给家里打制了一对沙发。虽然坐上去有点生硬，但是外观的确很漂亮。

1986年，父亲率先在连队购买了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于是，我们家变成了连队的第二俱乐部。每天晚饭之后，左邻右舍的男女老少提着马扎子，准时到我们家看电视。一直等到屏幕上出现“再见”二字，他们才伸着懒腰各自回家去了。

这时候，我撅着嘴巴，打开窗户透气，清扫满是烟头和痰迹的地面。

父亲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

父亲性格开朗,喜欢与人开玩笑、逗乐。每到一处，父亲就能打开局面，和大家融为一体。

可能是父亲常年四处奔波导致饮食不规律,也可能是因为新鲜蔬菜摄入少、咸菜吃得过多的缘故，还可能是因为头痛长期服用止痛片的原因， 1986年，父亲查出患上了胃癌。

父亲没有被病魔打倒,积极地配合医生治疗,很快得到了康复。同一病房病情比他轻的三位病友没有活着走出医院。父亲却在术后存活了11年。

父亲是一个热爱故乡的人。

1987年5月，我在兰州上大学的时候陪同父亲一起回到临夏老家。

第一夜，我们住在临夏市关家台的麦赛德堂叔家。

堂叔的父亲解放前是马家军的团长，置办了这座壮丽的高台大院。当时，大院从中间隔为前后两个院子。前院住着堂叔一家。后院住着几户翻身得解放的贫下中农。

第二天，我和父亲到临夏市南龙乡的姑姑家去。

父亲骑着麦赛德堂叔家的自行车，非要让我坐在车后架上。

我担心父亲术后的身体吃不消。

父亲根本不听我的劝告，坚持要驮着我。

我们的自行车沿着大夏河边一路向北，将一片片绿色的田野甩在身后。父亲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人。

父亲一生笃信伊斯兰教, 晚年更加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每天认真地做五番礼拜。他热心于公益事业，被教友们推选为红山清真寺的乡老——类似于公司的理事。

1996年，父亲病倒了。

他常常对我念叨：“安拉最好安排我在春天或者秋天无常（回族对去世的婉辞）。这样，你们送我的时候天气不冷也不热，不受罪。”

1997年10月20日凌晨，父亲溘然离世，前往他日夜祈求的另一个宁静的世界。

送别了父亲，乌鲁木齐突遇寒潮，气温骤降，冰天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