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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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这是苏轼《超然台记》开篇的一句话，我深以为然。已过花甲之年，我常回忆起童年的一些趣事，每每忍俊不禁，哑然失笑；也常在笑意褪去后，心底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怅惘。在那个物质匮乏、色彩单调的年代，我们也拥有许多快乐时光。回首往事，一如大海退潮后，海滩上散落的五彩贝壳。
七十年代初，因治疗腿疾，朋友告诉父亲：北石沟村的马亭玉同志在部队任卫生员期间，掌握了当时最前沿的针刺埋线法。于是，父亲用自行车戴着我去了安驾庄镇北石沟村。马亭玉大叔当天就用“针刺埋线法”为我开始了治疗。手术刀划开穴位时，他故意说笑以分散我的注意。羊肠线在皮下穿行的灼痛，早已被周围人关切的目光融化，留下的竟是童年罕见的快乐记忆。马亭玉大叔比我父亲小几岁，按照习惯称他为叔。他是标准的山东大汉派头，个子在1.8米以上，脸阔，皮肤白皙，平时不苟言笑。手术时，虽感痛苦，甚至难以忍受，但有那么多人照顾我、关心我，疼痛仿佛被冲淡，反而留下了一生难忘的快乐。
穴位埋线一种治疗方法，其次是服用中药。那时每天需服一剂中药，假期里我几乎整天待在北石沟村的药铺里，与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中医（可惜忘了名字）一起，帮他拿拿放放。只要是晴天，就在院子里帮他一起晾晒药材，我也因此闻惯了中药的味道。那股苦涩中带回甘的香气，早已浸透了我的日常。它从厨房的紫砂壶里溢出，在清晨的微光中盘旋，最终沉淀为生命里最踏实的底色。如今每逢药香飘起，我便知道，那是家的味道，是岁月熬煮出的安宁。
在北石沟村，我住在安驾庄公社设于该村的“一打三反”办公室（"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展的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政治运动）。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是朋友张力叫我去他家吃水饺。从办公室到他家约二里路，但我死活不肯去。先是两人拉扯，后来竟厮打起来，最终我还是没去。如今回想，那场扭打竟成了我们之间最滚烫的对话。在饥饿的年代，他用饺子请我，我用拳头回应。两个少年用最笨拙的肢体语言，完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情感表达。这份遗憾，至今仍烙印在心。
还有一事，至今想起仍有一丝歉意。那时“一打三反”办公室有一位萧傅元老师，约三十岁，高个子，用“风流倜傥”形容毫不为过。他特别爱干净，皮鞋锃亮得能照出人影，每天蹲下擦拭数次，裤线笔挺如刀，头发一丝不乱，连床铺都平整无褶。就是这样一位讲究的长者，却愿意与我这个十一二岁、不知干净的小男孩通腿睡觉。是萧老师以一尘不染的胸怀，包容了我所有的邋遢与懵懂，那是我童年最温暖的港湾。如今想来，满心愧疚。
另一件事关乎是“一打三反”办公室主任葛传礼大爷。他也是位老教师，曾在我的家乡边院镇北仇小学等学校任教。他对我极其严厉——主要就是在走路训练上。每天从学校回来，我必须在院里来回走二十趟（约2000米）。走累时，心中难免委屈与怨言；然而在生活上，他却对我极尽关心与照顾：让伙房师傅第一个给我盛饭打菜。两年时光，我就是这样度过的。
我还在北石沟小学吃住过一段日子，具体时长记不清了。那时通常住校，校长是杨维平老师，教导主任是萧傅银老师，其他老师多为本村人，不在学校吃饭。他们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得：杨校长中等个，圆脸，皮肤黝黑，总是笑呵呵的，说话声音洪亮，常在校门口迎接同学，笑声混着晨风传得老远；萧傅银老师也是中等个，长脸，说话慢声细语，脸上总带着笑意，给人以亲切之感，与学生谈话时语调软和如春日暖风。
其他记忆已模糊，唯有一种香味——蓖麻子油炖白菜的味道，混着粉笔末的气息，一直缠绕在童年记忆里不肯散去。那是刻在童年里的暖。油花在瓷碗边凝成浅黄，白菜吸足油香，炖得软而不烂，咬下时带着清甜汁水，混着蓖麻子油特有的醇厚香气，一点也不腻。那时总捧着热碗蹲在食堂小桌上，热气裹着香味扑在脸上，连碗底的汤汁都要用玉米面窝窝头蘸干净。这味道，比后来吃过的许多菜更让人怀念。还有一种香味是煎鱿鱼，至今萦绕味蕾。那是咸与香融合激发的独特风味……一根鱼刺，先生也能喝干一杯酒。如果村里谁家煎鱼，香味能飘满整个村庄，校园也不例外。我们仨吃煎鱼多在晚上，以免影响学生上课。多年过去，两位先生已故去，那味道却仍在记忆深处唇齿生香。
后来离开北石沟，感觉那是个神奇的地方。据说解放前北石沟是药材之乡，并非因种植药材，而是因许多村民从黄河西、以及山西、河南等地贩运药材至泰安各地药铺、商号。他们将药材运回家后，负责在家晾晒、粉碎、炮制，使其符合医家处方与病人服药之需。此外，七十年代他们还在村西的卧虎山上种出了水稻。我虽不知收成稻米，但见过村民从山上带回湿漉漉的稻秸。村里的房子多是石砌，尤其西面路南几间，全由方形石块或长方形石条建成，石色橘红，墙高十几米，十分壮观。凭着好奇，几次想进去看看，终因胆怯未成。后来听说那是大地主的房子。
北石沟还有两位人物值得说一说。一位是大知识分子武梦佐（1910—2007），别号修文。宣统二年生于山东泰安西南乡北石沟村，毕业于日本仙台东北帝国大学经济科。抗战时期回国后，无任何背景的他前往当时在政治文化中心重庆任职，历任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研究员、复旦大学兼任讲师、上海法学院教授兼训导主任等职。1945年10月，经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介绍，任回迁西安的西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1958年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下放到北石沟劳动改造。我见他时，他总是急匆匆从小胡同进出。胡同尽头是他的安身之处——两间小屋，一间属武圣域家，一间为村里所盖。他进去吃饭睡觉，出来扫大街。后期北石沟小学学校勤工俭学养起了猪，他便养猪、教英语、挖厕所。那几头猪真幸福，竟是大学教授喂养，想来那些猪也应该有文化。
另一位是武圣域，更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本应在北京朝阳大学安心读书，无奈抗战爆发，没有毕业便回到了北石沟。自己家大、地多、房多，原想找几十人看家护院。此时中共山东省委委派干部远静沧与地下党员梁杰三几次与他会面，于是武圣域接受了远静沧的思想，于1937年在几十人基础上建起抗日游击队。队伍有500多队员、400多支枪，武圣域任队长。1938年12月，日寇到安驾庄一带扫荡，武圣域率队在北石村设伏，击毙日军指挥官本田及日伪军20余名，缴获大批战利品，史称“北石沟伏击战”。他也被选为泰安（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都职。1952年12月17日北京病逝，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两位人物是北石沟的人杰，一武一文，如同村庄的血脉与风骨。他们在时代洪流中各自坚守，用生命诠释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份精神，早已融入村庄的每寸肌理。
北石沟村东面有一条小河，现在知道叫小汇河汇入大汶河（小汇河发源于陆房、仪阳、安临站镇的山区，有5条支流汇入，故称小汇河），河宽有四五米，有一用石碑搭建的小桥是北石沟通安驾庄村的唯一出路。我那时每次去安驾庄总要在小汇河洗洗澡，只记得那时河水清澈，鱼翔浅底，鸟鸣枝头，水丰草茂。河边的铜钱草托着露珠，河底的鱼儿轻啄脚踝，圆润的鹅卵石在波光中摇曳。那些被水流打磨的岁月，静静躺在记忆深处。
岁月如流，北石沟的往事却如村东汇河床下的卵石，被记忆的流水冲刷得愈发温润。那些苦涩药香里的关怀，扭打争执中的赤诚，严厉训导下的期许，还有包容我一整个童年的温暖被窝……它们并非惊涛骇浪，却是在贫瘠年代里，一群普通人用最朴素的心肠，为一个病弱少年默默筑起的港湾。原来，生命中最深刻的烙印，往往与宏大叙事无关，而是这些琐碎光阴里人性至善至美的微光。北石沟，这个地图上渺小的坐标，因这些永不褪色的暖痕，成了我灵魂版图上最厚重的一笔乡愁。
回首在北石沟的两年时光，我深感那份快乐的源泉，不仅来自于秀美的山水与淳朴热情的乡民，更来自于这片土地所赋予我的、超越物质困窘的丰厚馈赠。千言万语，终难尽述，且以东坡先生在《超然台记》中的心语作结：“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