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风

魏维

行走，行走，让所有的风凝结成一块石头。

——题记

在这个时代，我们究竟要一个怎么样的武夷山？武夷山真的能因为我们的意志而改变吗？还是说，我们都不过是这碧水丹山间的过客。面对它，我们除了细致地阅读、自在地行走与虔敬地礼赞，真的还需要更多吗？

一

我是在这山里长大的，日日看山却从不厌倦。我与同行的两位老师这样说。九月末的山中阴晴不定，秋分过后，气温骤降，连日的雨水让秋意更深，可只两日功夫，气温回升，武夷的天气就从雨天的湿冷转向了晴日的爽快。我笑着和两位老师说：武夷的天因为老师们的到来，毫不吝惜地展现了它全部的姿态。

因着武夷山市作家协会“创作之家”新时代中国特色文艺实践活动的契机，我将复旦大学的王宏图教授与上海大学的许道军教授邀请到武夷山来。一场讲座、一次对谈、一段旅程，我们走山、看水、听风、饮茶、交谈、思索。

曾有老师告诉我，要相信幻想的力量。幻想带领我们走向现实，那么这样的一场行旅，我是何时开始幻想的呢？

我与两位老师结识于2017年。那一年，我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在会上，我认识了两位老师与一个新的名词：创意写作。大会上开放包容的氛围感染着我，我壮着胆子发言分享，竟收获了学科对一位普通老师的认可与尊重。这样的认可激发了我的全部热情，我身在山中，眼中却是广阔的世界。只是彼时的我，不会也不敢想象未来的某一天，我将以主持人的身份，与两位老师在武夷展开一场有关创意写作的对谈。

这样的念头再往后，我却慢慢地有了。人生的际遇总是不可想象，2020年，我因武夷学院的支持得以外出访学一年。彼时联系导师的我心情颇为忐忑，却未曾想王老师爽快答应，一切顺理成章。那是我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小家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那一年，除了跟着20级MFA的十七名同学一同听课、读书、写作，我做得最多的是每周六下午到思南读书会去，听文学对谈，感受现场互动的魅力。也许，我也能做一次对谈呢？它像一颗种子，埋藏在了心里，只等一阵风。

如今，武夷风起，山中客来。

二

“两位老师请看，这就是丹霞地貌。这里耸立的岩石从地质史学角度看，都是在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时期天然而成的，姿态各异、鬼斧神工。”在武夷山风景区工作多年的范传忠老师是我们此行的向导。他带着我们从天游峰景区入口处右侧小道蜿蜒而入，沿着20世纪90年代负责武夷山“世遗”评审工作的外国专家的考察路线一路穿行。

两位老师习惯一前一后地走。我们走得慢，看得也仔细。王宏图老师十余年前曾到过武夷，这一次，算是重游。许道军老师是第一次到武夷山来，眼前的一切都让他感觉新奇。

“这些是人工制造的景观吗？” 许老师摸着巨大而平坦的岩石发问。

“不是的许老师，景区中的一切山水景观都是天然而成的。”

“造物主看起来有些潦草啊，这些岩石看起来并不坚硬，您刚才说会风化成沙砾？”

“是的，许老师，这里的岩石风化成沙砾后，就是我们所说的‘上者生烂石’中的烂石。武夷茶正依托着这样特殊的地质环境而得以生成‘岩骨花香’的特殊风味。”

我们沿着起伏的山路往前，走走停停，在自然之间叩问来处。

“两位老师请看，这里的坑涧中有人工铺设的管道，前年的大旱让岩茶遭遇了极大的损失，这些管道成了茶山的另一条生命线。”

“也就是说这里的茶树不锁水？北方的树根系很发达，可以锁住大量水分，抵御干旱的年份。”许老师言语间透露着一股北方汉子的韧劲。

“的确如此，沙砾岩的生长环境让茶树根部有了足够的呼吸空间，却带来了根系无法锁水的特点，好在武夷山中常年降雨量大，保证了茶树所需的水分。”同行的天心村水帘组队长刘在野为许老师一边指引，一边解答。

我跟在队伍的后头，再反复地看着这山中岩块，涧中水流，不禁为岩茶特殊的生长环境惊叹。在武夷生活，我曾听到许多人抱怨这里的湿度大，雨水多，可正是这样的气候条件，方能孕育出这奇珍异草，而我们人类，不过是后来者，在此与山林鸟兽共处，又怎能不更多一分敬畏呢？

三

“武夷山还是秀气。”许老师一路走来，带着北方的目光打量着南方。“武夷山的平均海拔有多少米？”当得知武夷山的平均海拔逾千米，最高峰黄岗山竟有两千多米时，许老师抑制不住自己的惊讶。原来秀气柔美不过是武夷的第一印象，当我们再深入时，方知其平中有险，柔中带刚。

一路往上，未登天游之险，却临“寄傲”处。范老师从落款处解读，认为此方摩崖石刻应为“傲寄”，许老师则认为登临此处要把傲气放下，可我却更倾向于将傲气寄托于此之意。人生愁苦，在世间已有太多的委曲求全，登高望远，天高云阔，难道还不能傲上一回？在此处应摆开最忘我的姿态，临风长啸，傲然于世。待缓步往下，走入尘世，烦愁于日常琐事之时，起码在心中还有一方可守，一处可去。

从山中下来，我们又走入大红袍岩骨花香漫游道。行走一路，许老师似乎逐渐被武夷的自然生态吸引，沉浸其中。

武夷山这么美，你不担心失去吗？当太多的人走进来，它就不再只属于你。许老师穿行在岩骨花香之间，问题像一颗石子投向了凉风习习的坑涧。

怎么会呢？许老师。我很愿意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看见它的美，那心情正如苏子对待清风明月一般。武夷遗世独立，是世人的无尽藏，我怎敢因出生于此地就贪心地自诩它属于我。我只能说，我属于它。我的一切，是它赋予的。我只希望有一天，人们来到武夷，不仅仅是为着这里的茶香、花香，更为着这里的岩骨、傲骨。当人们读懂这一层意味时，武夷自然会吸引足够的目光。

四

探岩骨花香漫游道、访武夷精舍，我们将旅程的终点落在了星村镇。我不无自豪地和老师们分享“茶不到星村不香”的生态茶镇的前世今生。从天心正岩到燕子窠的“三茶”统筹示范基地，作为星村人，我见证着一个地方的传承与守护，创造与新变。

一个人出生成长工作都在一个地方，现在是很少见了。王宏图老师的声音在山风中回响。是呀，王老师。但我很喜欢现在的状态，这里是我的家，一个让我很安心的地方，但我又能走出去，走到广阔的世界里去。然后再回来，带着不同的目光。我的回答和潺潺的溪水交叠在一起。

走出去，带回来，这不也是武夷的常态么？在市作协的座谈会上，王老师对朱熹的解读，正是这样一种多元目光的创新解读。

“武夷山作为世界双遗产地，中国少有，全世界也不多，这是文化创造的基础。武夷山很不一样，有闽越王城遗址，是朱熹故里。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大，韩愈的古文运动很大程度上是要抵制佛教的影响。到了宋朝，朱熹面对的儒教经典显得粗陋了。朱熹当然也要借鉴佛家很多思想，再阐释，这和以往的儒家很不一样。这是朱熹思想的超前性。朱熹生前不受欢迎，因为在文化史上完全复原孔子是不可能的。人类文化是发展的，文化是有时代阐释性的。正是这样的时代阐释，让朱熹成为近一千年儒家思想的宗师。”

“创意写作是文学写作，更多的是创意文化，商业广告、文化产业各个方面都和创造性有关，创意写作可从朱熹那里得到启发，借着儒家思想的重新阐发建立自己的思想。”

王老师的话音量不高，却掷地有声。武夷虽地处东南一隅，有边缘之感，但若细细反顾，却能发现它亦是中心。创意写作亦然。

临别时，许老师感慨，武夷外表秀美，内里却很坚硬。我欣喜于这样的评价。一个地方，只有不断地体验、解读，才能逐渐逼近真正的内核，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抵达它，却可在逐渐地接近之中感受世界，感受自我。

几日行程匆匆，送别老师后，我又回归到日常生活。早起，把孩子送入校园，转入学校的图书馆，就在我踏上台阶的那一刻，一股浓郁的香味袭来，是木樨花，它们齐齐地开放了。这些细小的花苞最是藏得深，于无声处默默酝酿深沉的力量，待一阵风起，便要满城飘香。我转过头，两位老师对谈的大幅海报还伫立在天心湖畔，中流桥头，与如洗的碧空，招展的红旗一起框定出一幅山水间的画卷。

我是习惯性向后退的人，可反顾来时路，我竟往前走了那么多。我转过身，继续向着台阶迈步走去。

古码头棹歌声声

我的家在星村，九曲溪的名字如同符咒，只要一念起，就能牵动我的神经。我总是爱到码头去，走进溪水里去。风从水面上吹来，脚底的鹅卵石附上青苔。凝望着水面，想象一条白龙的跃起，带着期待又恐惧的心情。我总是羡慕在码头边上长大的孩子，这样一片氤氲着水气的地方带着神秘。

那条街叫渡头街。我的许多同学就住在里面。他们有他们的困扰。一到夏天，武夷山里常常暴雨如注，溪水猛涨，来势汹汹，淹没路下面他们的平房。他们赤着脚从家里跑出来，和我打招呼。不过，烦恼只属于大人，我们很快又一起跑去码头看大水。

浑沌的水中飘着一些浮木、家具、偶尔还游来一些小蛇，它们趁着洪水从蛇园中游出，得以回归山野。长久地凝视水面容易让人头昏，昏昏沉沉中，我们长大了。一九九八年的洪水线还在，只是那些小伙伴已经不在。他们迁到了新区，住进了新房，码头沿岸被规划为花街和步道。蛇园也已经搬迁，进入三姑度假区，更名蛇博园，在最热闹繁华之地迎接游客们的匆匆一瞥。只是，记忆不在，我也再未去看过。

也有许多天朗气清的时候。炎热的午后，阳光为溪流撒上碎金，无休止的蝉鸣。十几岁的男孩最喜欢站在桥墩上，纵身跃入于溪流，一直从下午游到夜晚。我是旱鸭子，却也喜欢浸泡在冰凉的溪水中。看水、看桥、看云、再将目光落在溪流的中央的着父亲身上，他早已忘记要教我游泳的事，一个人在水中优游自在地漂流。想到水深处去时，我便扶着停靠在岸边的竹筏（竹排）的一侧，慢慢往前走，小心试探可前进的步数。水流轻柔地推着竹筏和我，一张竹筏，摇曳着推动几十上百张竹筏，我仿佛听到了一片竹林的声音。

那一阵阵的竹林风声，伴随着爷爷的脚步，声声入耳。爷爷在梅溪上游的山里有一大片竹林。他今年已经九十岁了，砍不动竹子了。他还是要到竹林里去走，走上盘山的土路，头顶是一片从竹林中泻下的日光。

这些被砍下，削去枝条叶片的竹子粗壮、光滑，竹身直而轻、长。它们会顺着山路往下。在山里公路不通时，竹子们也走水路，它们本身就是最好的交通工具。几根竹子一扎，便是最简易的竹筏，山里人撑着它载着稻米、冬瓜、青豆进城。

竹筏，闽北地区现存的最古老的水上载运工具之一。武夷山古闽族先民遗存物“架壑船棺”的形制就是它。从船棺中的随葬品“篾席”的考古证明来看，先民是以竹为器的。竹筏的起源要早于“船棺”，约在商周之前。

据记载，约在4000年前，武夷先民就开始广泛使用竹筏。武夷山溪，纵横交错，河床的落差大，滩多流急，不利于木船行驶。以竹为舟，既轻便易作，又更适合山溪载运。起初，山民们仅用数根青竹捆绑在一起，以作运具，但青竹较重，吃水较深，载货常被水打湿。智慧的山民们将青竹去青皮减重，浮力大增，一步步地加大成为单排。又因山溪滩潭落差大，筏的前头部直插入水中时，往往造成险情，渐渐地，山民们把筏的头部弯成上翘，以避下滩筏头入水之险。如此千年百年，竹筏依旧，漂流在风里浪里。

乘着竹筏的，还有武夷茶。沿着九曲溪，茶货乘着竹筏，一路漂流。

武夷之民，居山业茶。茶之外鬻，始于明，盛于清。其实早在宋朝，星村茶业就已兴盛。到了明清时期，星村所产贡茶量竟达全国的四分之一。进入清代，星村茶行林立，茶蕼遍处，商贾云集。史料记载，星村茶市起于清初，盛于清中、清末。康熙九年《崇安县志》卷一载：“将村（星村之古称）之细茶，皆民所以为生也。”又有文字记载，康熙年间，每日进出古镇星村运转茶叶的竹筏数百条。

星村古码头上，人声鼎沸。码头是茶货的集散地，商贾云集。清代星村的茶货运输，一从陆路：从星村过分水关，经江西的车盘镇至蒙古边境，辗转到恰克图城的国际茶叶商路，史称茶叶之路，即如今的万里茶道。二靠水运：沿着九曲溪，大宗的茶货运抵赤石，过崇阳溪，往崇安县城（今武夷山市区）一路北上，进入闽江，抵福州，再通向世界各地。无怪乎嘉庆十三年《崇安县志》如此记载：“武夷以茶名天下，自宋始，其利尤未薄也。今则利源半归茶市，茶市之盛，星渚（星村）为最。”

明清时，星村在离九曲码头不远处的大布岭和黄花岭有五座会馆（江西会馆、广东会馆、汀州会馆、兴化会馆与抚州会馆），还有连接码头的古马道，用做盐粮和茶的官派库仓的盐仓巷，白云岩脚下的专业焙茶坊曾家厂……如今它们隐退在老地图里，凝结成一处处地名。唯有天上宫（原汀州会馆）以海上女神“妈祖”的神奇佑力为在九曲码头上行船的汀州人诉说着曾经的传奇。许多历史的细节都淹没，如溪流入海，一去不返，而码头上的棹歌声却以另一种方式被铭记。

那是朱熹的《武夷棹歌》，为听那歌声，我们必须回溯到历史的更深处。

自汉武帝遣使祭祀山神“武夷君”后，武夷山驰名海内。至唐天宝七年，朝廷遣登仕郎颜行知来山封其为“名山大川”，同时下令禁止全山樵采。得朝廷严格保护，至两宋，武夷山民臻鼎盛，诸多文人墨客、侠客隐者、得道高僧皆兴然往之。码头上单调的号子、民间的歌谣以诗歌的形式得以审美化、文学化。朱熹蛰居武夷近五十年，他怎能不熟悉这一方山水，他的格物致知自然也可从这棹歌声中来。

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

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一曲溪边上钓船，看幔亭峰影，遥想虹桥；二曲玉女婷婷，不扰道人之思；三曲架壑船棺，沧海桑田；四曲岩花垂落，金鸡鸣潭。五曲山高云深，藏万古心；六曲苍屏碧湾，春意闲闲；七曲隐屏回看，峰雨飞泉；八曲风烟欲开，岩下水潆回；九曲桑麻平川，桃源洞天。

竹筏声声慢，棹歌一声声。一声听艄公吆喝，开排咯，是丹山碧水近在眼前的欢欣。二声听内心的坚守，是山雨欲来，无人知晓，却依旧故我的本心。三声听世界，是桑麻蔽野，良田美地，乐民之乐的仁心。

后世关于《武夷棹歌》究竟是山水诗还是哲理诗争论不休，这样的讨论更多是从主题、风格、义理的不同角度展开争锋。朱子一辈子沉潜理学之思，自然脱不开义理，但谁能说不是这一方山水，触发了他的思考，而他在沉思之下，没有轻松地畅享自然风光之乐呢？

作为爱好山水诗歌的普通的读者，我们只需要在这九曲竹筏上漂流一回，读一读这首诗，便能对朱子当时的心情体会一二，而我们，也可同朱子一样，在这山水之间悟出属于自己的道理来。

当我们可以悟出这许多道理时，早已不知不觉长大。

许多年前，我离开了星村，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许多年后，我又总想着回来。我们的父辈已经老去，竹筏的制作有了新工艺，青竹也不再。走到码头边上，还是要脱了鞋袜，走进溪流里，坐在新排的竹椅上，沉浸、沉静。码头上熙熙攘攘的情景早已不再，朱子吟诵的身影也已远去，但只要山水还在，文字还在，他们便一直都在。

如今，那些从渡头街里迁出的小伙伴们渐渐成长为竹筏工人、茶人，景区的管理者。他们比我更熟悉这一片山水，这一方码头。而星村的古码头上也正因为他们，焕发着勃勃生机。当然，如今的我们，也会在未来成为星村古码头的一部分，到时，那诉说故事的棹歌声，还会在……

去黄墩，沿着红色的足迹

翻过这座山，就是坑口，红军走的就是这条路。在黄墩的牛圹村，张大伯将手指向了竹林后的山路。

黄墩在哪？这是我接到市文联采风活动通知时第一个冒出的想法。我问正忙着手边活计的婆婆和嫂子，她俩一个说在星村，一个说在桐木（自然村，也属于星村镇）。我说不对，黄墩在崇安街道，怎么会到星村去。后来发现她们是把黄村、曹墩两个村子和黄墩弄混了。

我在先生的启发下开始找电子地图。黄墩离市区不远，往吴屯乡方向，看了小半天我还是一头雾水，索性不看，等着采风大巴将我送达便是。

五月十三日一早，我们作协一行五人就到了市里，集合时才发现同行的还有美术家协会和摄影家协会的十余人。他们或“长枪短炮”，或画板在侧，装备齐全。相形之下，我们可谓轻松上阵，只一小背包，一草帽，不像服务队，倒像春游客。二十几人的队伍由市文联领导带队，开启了主题为“与人民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原来我们要去的黄墩是个红色村落。

车行二十分钟，便看到一面黄色土墙，前立一大石：黄墩村。果然很近。可惜车行一路，只醉心于久违的蓝天白云和茶园烟田，芒草野花，完全不记得来时的路。

还没下车，远远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不是我的同学玉平吗？自从一年多前小聚之后我们便再未见过，只听说她到崇安街道任职。前几日的小聚她因防汛工作未能赴约，却没有想到我们在黄墩村相见。

她更加干练了。灰色的Polo衫，蓝色的牛仔裤，头发盘在脑后，和我们一行寒暄握手。我们四目相对时，她的眉眼更弯，久别重逢的喜悦在此刻交汇。她如今挂点黄墩村，成为了真正的基层干部。她的边上全是年轻的面孔，着黑衣的是黄墩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江永飞，着黑白条纹衫的是街道宣传委员詹悦。他们洋溢着热情，边泡茶边开始对村里的情况侃侃而谈，茶桌的后面是四个大字：吃茶话事。

“黄墩村位于武夷山市崇安街道西北部，分别与洋庄乡坑口、廓前，吴屯乡的红园、大际交界，这一带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两次上梅暴动的活跃区，是中共崇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党政机关的重要驻地，同时它还是土地革命时期崇安县最早设立的十八个区苏维埃之一，是崇安西部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中央苏区·崇安首府”之称。

以往谈到红色文化，只知洋庄坑口、大安、张山头红军墓，却未曾想到这个连当地人都弄不清方向的村落竟是中央苏区的崇安首府。在武夷山，究竟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走，我们先到牛仰村去，中午再返回继续了解情况。”说话的是王小华老师。他是画家，也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在文联工作十几年，哪里有最好的风景，他了然于胸。玉平对此行程却有些担心。牛仰村是离黄墩最远的自然村，风景优美自是无疑，山路却过于狭窄，加之几个急弯，中巴车上山有难度。谁知我们的司机大哥只一句：路面多宽？三米五。足够了。便信心满满地招呼大家往山里去。

一上车，同行的摄影家协会的老师们便开始捕捉风景。一位说：“快看这里，我们这样取景，近处的小桥流水，远处的高山与村落。美不美？”“最好要在田间来几个人，加上一两顶草帽。”我会心一笑，想到了郁达夫在《江南的冬景》中的一段：“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家人家会聚在一道的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槎丫的杂木树林；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还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多年前读的文章被现实中的对话激活，在艺术的世界里，时间的裂缝是要被缝合的。

进山不久，司机大哥便开始质疑：“这路真的有三米五？我看最多三米。”这狭长山路我熟悉，爷爷奶奶家在上梅，新路开通前进山都是这样的盘山小路。但我坐在前排，看得真切，一颗心不免有些忐忑。几年前到张山头去也是一样。山高路陡，考验着每一位进山者。

山，怎能不高，路怎能不险，这是红军路。

车子走走停停。文联的两位领导在前头开道，偶尔遇到倒下的断竹、路上的石块，停下来，手脚并用地拨拢到一边，让中巴车过去。行至半程，我们却遇上了大麻烦。一个巨大的落石挡在山路上，占据了一半的路面。它仿佛是早已等在这里，只为和我们一行相逢。在这个退无可退的路上，我们只能往前。男人们开始下车查看情况，在车上晕乎乎的女同胞们也趁机下车呼吸新鲜空气。一块方形大石，稳稳地扎根在山边小道上。有心者拿来一截长树干当作杠杆，打算借力撬动这大家伙。八九位男士们已经撸起袖子，开始推石头了。一次、两次、三次……终于，在大家的合力下石头被推向山边的沟缝中，回归母体。我们欢呼雀跃，这是行路者攻坚克难后的喜悦。几段插曲之后，司机大哥更是谨慎，8.5公里足足开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到达牛仰村。

牛仰村在门牌上却被标记为牛圹村。其间当然有历史的错杂，可当地人读做牛仰，我们便客随主便。山高路险，牛也只能抬头仰望，倒是十分贴合村名。高山的气温显然比较低，阳光照在身上水一样的凉，我想起了两年前登顶武夷最高峰黄冈山的日子，时光亦如水。

村子不大，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村里人少，据向导张大伯说，原来村子里有200户人家，现在只剩40多户了，真正住在村子里的只有五六户。

摄协和美协的朋友们显然被这淳朴自然的风光吸引，很快三五成群，端起镜头、摆开画架，进入艺术创作状态。我们作协一行则在张老伯的陪同下从村口梨树下沿小溪渠进入村子，走走停停。

梨树下立着一只昂首的公鸡，两只母鸡在地上啄食。村落里是全然的寂静。五月中旬，武夷山里采茶制茶的热闹已退去，山下的茶已进入了制作的尾声，而这里的高枞水仙还有许多未采摘。又见两个妇人，带着草帽，背着编织袋，装着刚下山的茶青。独特的景象让人想起白居易诗中所写“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时间在这里延宕。

村里人热情招呼着我们这些村外来客，“喝茶，喝茶。”大姐放下茶青就引我们进入一间新建成的颇为古朴的茶室。这山中人烟虽稀少，风雅却依然。这风雅却其来有自。大姐说政府补贴一些，自己出资一些，把这茶室建起来，让来客有个落脚的地方。往茶室望出去，在山顶上有一间两层的新楼。

“那是村里的茶厂。”张大姐一边招呼我们，一边又向外走，她还有太多事要忙。留一位阿婆招呼着我们吃茶。

“茶厂今天没有人，男人们昨天做完茶，已经都出去了。”原来我们错过了这高山上的热闹。可寂静不才是这里的常态么？

“那你们这些茶青？”“采了以后运出去。”全村就一个茶厂，山高路远，自然等不了这晚熟的茶。好在，村子里还有这些勤劳的妇人们。她们把老房子收拾得干净清爽，在这山里与晚熟的水仙一同等待，一点一滴地捡拾自然的馈赠。

“他们是红军的后代。”领我们进村的张老伯说。原来如此。在几十年后，重新为这个沉寂山村带来活力的人们，一直沿着的，是红色的足迹。我仿佛看到一代代人在这山间肩挑手提，来来回回。

“我们到茶厂去看看。”同行的叶姐姐提议。她是茶人，是企业家，却又醉心文学与自然。走在山间，她总是识花辨草，不亦乐乎。好呀！张大伯领着我们沿村路往上，石板路陡峭，两边多是无人居住的空屋，偶有一两家门上贴着“鬱壘神荼”的字样，诉说着主人的暂时远行。茶厂在村子的最高处，门口一条水泥路蜿蜒而出。茶厂大门紧闭，门口一立石，写着“岩露”二字。

“路就修到这里么？”“对。路就到这里了。翻过这座山，就是坑口，红军走的就是这条路。”张大伯指了指身后的竹林。几年前，我曾带着学生参与张山头红色故事集的写作，那是我第一次走进武夷山的红色历史空间。今天，我站在牛仰村，同样以仰望的姿态看着这一座山，空间在此刻相连，时间也在此刻相接，历史的脚步纷至沓来。一时间竟不知今夕是何夕。山林默默，那些生动的人与事究竟有多少能留存在故事里，或消散在风中？

回程的时间临近，我们不再进村，沿着水泥路返回车里，下山回到黄墩村。玉平已在等待。她热情地向我们介绍着黄墩村的情况：近年，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专家多次调研黄墩村红色文化，认定了九处黄墩红色旧址，分别是中共崇安县委旧址、崇安县苏维埃政府驻地旧址、黄墩民众会旧址、中共崇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旧址、崇安苏区消费合作总社旧址、崇安赤警营（机炮连）旧址、红军驻地旧址、铁凳山炮台战壕遗址、崇安县第九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遗址。2021年的4月，崇安苏区消费合作总社文化陈列馆及黄墩红色故事园正式开馆开园。2021年的6月，黄墩村“红色餐厅”对外开放。

如今，“空巢”不空。我们一边在红色餐厅品味黄墩味道，一边听永飞主任侃侃而谈。

我们利用一定规模的古村民居等优势条件，提升村民的参与度与积极性，盘活改造闲置农房为红军餐厅、教育基地、文化展陈等场所。截至目前，黄墩村已接待参观学习红色文化的党员和游客约1万余人次，实现乡村旅游吸引人才回流、创业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黄墩村正一步步走向一条“红+绿”的乡村振兴之路。现在，黄墩村已被列入福建省第四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录，并被纳入南平市十条红色精品线路景点。

听完永飞主任热情洋溢的讲解，我才真正意识到乡村对于当代年轻人的意义，它激发了年轻一代的生命活力与自我实现的价值。对乡村而言，又正是这样一批年轻人，一种年轻的活力，激活了乡村，走向振兴。这是一种幸福的双向奔赴，它时时闪烁的是鲜红的底色。

行程过半，我有事匆匆离开，但我已和玉平约好，下一次，带着我的孩子们来美丽黄墩，再沿着这红色的足迹，走一遍。

自然、历史与文化的三次追问

——读何向阳文化散文《万古丹山：武夷山》

南朝诗人江淹曾用“碧水丹山”形容武夷山的形胜姿容，“碧水”当然指的是澄澈透明的水，“丹山”有些拗口，或者生僻，因为绿水绕青山常见，“丹山”却不常见。红色的山，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何向阳一开篇就将困惑放在读者面前，她绕开碧水丹山的既定搭配，将目光转向一方丹山的模样。是一座赭石般的山？一大块巨石？或者是数不清的巨石组成的巨石阵？这气势磅礴的“丹山”引发她的一次次追问。

何向阳发表在《人民文学》2022年第2期的长篇文化散文《碧水丹山》是关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自然风景与人文历史的全景式大散文，此文后由中国林业出版社以《万古丹山：武夷山》为题正式出版。我们不难注意到篇名的变动将代指一地之景的静态空间转换为具有时间流动性的动态空间，历史感呼之欲出。倒是更符合文章的主旨。

书写自然的散文一般有两类，一类是寓情于景，一类是托物言志。在何向阳的文章中，显然更多地呈现出前者情景交融的特点。但颇有意味的是文章中的情却非对所写之景的深情，字里行间层层递进的反而是对思想的感情。

作为诗人、作家、学者，何向阳的散文自然地透露出一股诗意和学者气。评论家石华鹏曾在《光明日报》撰文《瞩目一座优雅而清高的山峰》对其做出如下评价：一个北方人看南方武夷，会有独特而敏锐的感觉，加之诗人的激情与想象、学者的理性和严谨，以及作家的生花妙笔，几种身份如几束火花碰撞……

然而，在这样的写作里，有的不仅仅是一位作家对自然历史的观照，也潜藏着独特的自然与历史情境给予作家的启迪与思考。而这些思考是有情的，是一种对思想的感情，文章便是在一次次的追问之中，结出经过理念高度总结后的感性果实。

一、自然追问：一场宇宙的宏阔叙事

武夷山当然是自然的。“丹山”之“丹”指的是丹霞地貌。何向阳援引地质学家陈国达和冯景兰的论述指出：丹霞地貌所指即为“以陡崖坡为红层地貌”。然而作家显然不甘心停留于此，她将武夷山由流水侵蚀、红层抬升、风华而成的独特地貌景观看作是宇宙宏阔叙事中的一章一节，自然如造物主般成为无尽时间中的雕刻者，以刀削斧凿之力形塑这一方土地。这一方传说由彭祖二子彭武彭夷开荒拓土而来的神奇之地。如此，神话传说的浪漫与地理科学的严肃在作家笔下交融于一处，它们共同指向一个地方：武夷山。

作家再将视角拉远，以一巨人的视角向下俯瞰，燕山运动、喜马拉雅运动勾勒了武夷山的轮廓、成就了武夷山的雏形，风、水、生物再将其斧凿、涂染成今天的样子。然而作家的视线落在更远处，她追问的是如山中修行者一般的武夷如何在自然中雕塑自己的新的面容。

是怎样的一种面容呢？柔美清俊？老成持重？一如武夷拥有的多元丹霞地貌一般，一座山就已经将青年、壮年、老年的不同阶段囊括。柔性与刚性都不足以形容武夷。在作家眼中，武夷的山水如武夷的性格一般，是柔性与刚性并出的韧性。这样的追问与其说是作家赋予武夷的，不如说是武夷赋予作家的。只因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宇宙的宏阔叙事足引得无数来者的好奇与追问。

有关自然的追问不仅仅在丹山，更在丹山的草木鱼虫。何向阳连连发问：这走过了千万里的茶，这经过松木之火与山溪之水锤炼的盏，谁说不是受惠于武夷山上的一切的呢？它们的灵性与仙气，谁说与我未全部见过的至今仍然生长于山上的五千一百一十种动物、三千七百二十八种植物无关呢？谁能说它们与我在武夷山刚刚认识的钟萼木和还没有见到的金斑喙凤蝶无关呢？

只要自然存在，追问便一直存在……有趣的是，关于宇宙的宏阔叙事里，何向阳特别关注到了爱情的话题。

那是在武夷山民间流传已久的大王和玉女的爱情故事。玉帝的女儿恋上了人间的男子，留恋于茶香满溢的这一方山水之中，不舍离去。玉帝大怒，将二人点化为石，二人不愿分离，山峰一再聚拢。玉帝便将从中作梗的铁板怪化作山峰横亘其中，终将二人分开。王母娘娘心软，投下一匹玉带环于山间，让有情人得以在九曲溪水中倒影相见。

在这个传说故事里，作家的着眼点却在时间。她引入了一个关于山峰年龄的算法，计算出大王峰比玉女峰出生早二百四十点三万年。也就是说，大王峰足足等了玉女峰二百四十万年之久，这是一种怎样的等待呢？其实，作家的追问已然在文中给出了答案：大王峰和玉女峰所昭示的深厚，除了用岁月中相伴的坚贞解释，我们的语言似乎都到达不了那个地方和那个遥迢的岁月。

尽管作家言之寥寥，但她显然感动于这样一种超越时间的等待，抵抗时间的爱情。然而，当我们追问时间与爱情哪一个更永恒时，恐怕多数人会给出相反的答案，可果真如此吗？当我们翻开书本中一个个爱情故事，阅读它，诉说它时，它不已然战胜了时间了么？而爱情故事本身，又成为了何向阳所构建的宇宙宏阔叙事中的一个章节。

二、历史追问：偶然与必然 逝去与永生

“有什么样的秘密埋藏在你的岩石下面？”闽籍诗人蔡其矫《武夷山》中的诗句同样叩问着何向阳。而这个答案，也是她想寻找的。

大竹岚、麻阳溪、桐木大峡谷，这些名字后面藏着的是武夷红茶走向世界的秘密，藏着的是“生物之窗”蜚声中外的秘密，藏着的是作家对于一方土地的历史探寻。

何向阳关注到了广阔的外部世界与武夷之间的历史关系，她从十七世纪英国生物学家杰克明．萨姆在桐木采集植物标本开始梳理历史线索，提取出了一些历史节点：一八二三年法国神父罗文正在挂墩建教堂采集植物标本；一八四三、一八四八年英国人罗伯特·福琼两次到武夷山，秘密将红茶茶种运出，并著书《两访中国茶乡》；一八七三年法国传教士大卫在挂墩采集动物标本；一八九六到一八九八年间英国人多次采集动物标本，教堂成为收购标本的站点……

遗憾的是，何向阳的追问到这里没能再推进一步，她直言在生物之窗里有太多的未知，超越了她的认知，或者说颠覆了她的已知，阻挡了其独行的勇气。关于这一片蕴藏未知的领地，不少武夷山本土作家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邹全荣在《世界茶日：给罗伯特·福琼沏一瓯武夷茶》中为“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正名，肯定其为人类共享地球上优质植物资源做出的贡献。如果将这样的肯定放入历史视角，我们不难发现，武夷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偶然性中包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

在有关历史的追问中，何向阳藏着另一层关于生命与死亡的轮回，逝去与永生的辩证。

被汉武帝付之一炬的闽越王城是一座巨大的坟墓，断壁残垣、荒草荆莽。然而，作家看到的是：这片寂寞的土地上，也曾行走过一群群年轻逐勃的人。想到的是：昔日的繁盛，在销蚀与残存中，两千年走过，那些人真正叠入了历史的皱褶之中，只有当你还想着他们的时候他们オ可能复活于记忆里。

生命归入死亡，仅仅是逝去吗？抑或是一种永生。

作家看到悬崖峭壁中的架壑船棺时不禁自问：那是怎样有力气也有智慧的人做的事呢？而后自答：“虹桥”，也许是一种对于高度的向往，一种升天的愿望？一是为了与天接通，二是为了避过山林中野生动物的侵袭，毕竟绝壁之上，是任何虎豹豺狼都无法落脚的。那里，的确有足够的安静，可以以一种如生般尊严的方式重回自然之中。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何向阳如是说。但显然，在猜想中，作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三、文化追问：一个与山共老的人一个文化传承的链条

武夷山是自然的、历史的，在这自然与历史之中，孕育着文化，而文化的最终落脚点，是人。如作家所言：也正是在这大历史中行进穿梭的人，才可能是“碧水丹山”的最好注释。

这个人是朱熹。

何向阳将二分之一的篇幅留给了朱熹，她试图追寻的是究竟是什么形塑了朱熹在历史中的最终“形象”，她试图追问的是朱熹与和他“纠缠”了五十年的武夷山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

作家从《观书有感》中的方塘之问起笔，却在心里有了答案，于是她难得地用极为肯定的语气说：我却认定它的写作地就在这里。能让朱熹探得源头活水之悟的写作地一定是五夫里，因为真正让朱熹成为朱熹的，不在为官，而是他的著书立说、讲学讲授，而这一切，发生在武夷。于是她说这五十年，武夷山一直承载着朱熹的学问精进，同时，朱熹也从这里找到了他之所以为他而不可能是别人的、历史上的最终“形象”。

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形象呢？一个与山共老的人？一颗与时间中的山水共不朽的心？还是一个文化的传承者？

朱熹之于武夷山的贡献世人皆知，武夷山能成为后世所谓的“理学名山”，正因有了朱熹的到来与书写。然而何向阳要探寻的是武夷山对于朱熹的造就，她甚至言之凿凿：是武夷山滋养出了朱熹这样一位不仅对中国文化而且对世界文化有大贡献的人。

她关注朱熹所来与所得，是有一种对于厚意的感念的。这种对人的厚意里面，有武夷山赋予他的自然观做根基的。自然在朱熹的诗中，已不独是自然本身，“青山绿水”成为心象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晚年的朱熹才会在山中建武夷精舍，苦著《近思录》，在知晓“无人识”的大寂寞中还能持有一颗与高山平林一起站立的“万古心”。

却又不仅仅是朱熹，也不仅仅是一个人，那是一群人。在何向阳的文化追问中，每个人都是这文化链条中的一环。正如同“丹山”不只是一座孤山，而是连绵不断的山脉。作家将一方巨石化作巨石阵，将一座孤山化作连绵的山脉，正如将武夷一地化作传说中的彭祖、彭武与彭夷，子嗣兄弟。由此，一幅文化地图借由作家笔触在读者面前展开，我们惊讶地和作家一同发现，从武夷山出发，有一个文化的辐射线，一个文化的链条。而学术史、思想史因有了朱熹，理学南传，才完成了儒学于那一时代复兴的使命。也因为此，武夷山不再仅仅是指一个碧水环绕的自然青山，而使得这座不老青山有了文化传承的万古意味。

而这样的发现早已藏在作家引述《春日》时，对泗水的猜想与追问中。泗水究竟在何处已不重要，文化传承才是其中的关键词。在作家看来，泗水,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指向一种文化的脉络、学术的道统。也因为此，从未到过泗水滨的朱熹在诗歌中表达了一种思想生命中的“新春”的欣悦之情，一个文化传承者的欣悦之情。原来，学术也好，文化也好，总是有一脉相承的链条的，孔子、程颐、程颢、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这些名字已然刻在了这一文化链条上。

于是，作家的追问愈发大胆：那些已然为现代人所忽略、为蔓草所淹没覆盖的岳麓峰、赫曦台等，也许还有更多你没有去过也认不出的地名，它们不属于武夷山，甚至连大武夷山也装不下它们，但谁又能说，它们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历史，真的与武夷山无关呢？

在长达六万字的散文作品中，与其说何向阳在展现一段武夷的历史，不如说她在思考一个历史的武夷。用对思想的情感来连缀起庞大的历史文化素材，将人们熟知的地方重新书写，可以说是何向阳对于当下文化散文的一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