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上中学的第一天,走进教室的时候,其他人都不自觉地聚在一块,熟络彼此。这时,一个坐在角落里的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那个人选择了与人群相隔最远的座位,躲藏在教室角落的阴影里,正好避开了斜射进教室的阳光,像是不仅特立独行,更在强调这一点。
“别理那人——那是个怪人。”有个热脸贴了冷屁股的人愤愤地跟我说。
但我生来有一种猎奇的冲动。我想看看,不管不顾地坐到一个孤僻的怪人边上,会激起怎样激烈的反应。
“你好!”
我贴了上去。
“你好。”
那个人只是轻轻向我点头,温和地做出回应,反倒显得我才是那个不友好、不近人情的人了。
可接着,那人便沉默不言。
我坐在一旁,不禁有些手足无措。
我等了许久,终于忍不住问道:“你为什么要故意坐在这么偏僻的位置上?”
那人看了我一眼,说:“我不能主动与人搭话。”
“不能主动与人搭话?”
“如果主动与人搭话,我就会死。”那人缓缓开口,好像在说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
我以为这是某种蹩脚的幽默,可那人的眼神告诉我并非如此。
“我生而是一名应答者,这意味着我不能先开口说话,我只能回话。如果违背这点,我就会死去。”那人解释道,“你站在高处向下看,会不自觉地腿软吧?碰到太烫或太冰冷的东西,会迅速缩手吧?对我而言,死亡也是这样一件直觉的、自然的事情。所以,为了我们彼此着想,不要与我走得太近。”
“那,你说自己会死,具体是怎么样的死法?”
“不知道,”那人认真地回答我,“就是会死。”
这话逗笑了我。
教室前排投来几道微妙的眼光——看来我并不是这套说辞的第一位听众。
我反而感到一阵强烈的喜悦涌上心头。
“交个朋友吧?”
和这样一位奇妙的人交往,应当会相当有趣吧?
“可以啊。”那人倒是爽快地答应了。
从这里开始,那个人成为了我的朋友。
如其所言,我的朋友从不主动来找我谈话。但当我端着餐盘,或拿着作业坐在一旁时,我亲爱的朋友总是温和地欢迎我到来,也如常人般与我交谈——只是每次都会在我之后开口。
“你有试过不遵循那种‘预感’吗?”某次,我问道,“哪怕是强迫自己也好,为何不试着克服这种恐惧——哪怕一次就好?”
朋友看着我的眼睛,仿佛看穿了我接下来要抛出的所有问题。
“不……谢谢你的好意,但这种‘预感’与生俱来。无法选择,怎论克服?”
情况恶化了。我奇怪的朋友最初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刻意地与人群保持距离,坐在班级的角落,在体育活动时跑回教室。一段时间后,朋友开始缺勤,或在一日中途忽然消失不见,座位空着的次数也随着时间推进愈发频繁,到最后,甚至在考试时都难见身影。
教师们为此急得焦头烂额。他们联系家长,安排心理咨询,但都于事无补。
一天,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一边吹着手里的热茶,一边对我说:“情况你也知道了……作为那孩子唯一的朋友,帮老师们想想办法吧。”
我在学校后门的草坪上,一处唯有我知道的角落里找到了我孤僻的朋友。
我把班主任的话原样复述,我的朋友依旧只是静静地听着,脸上挂着仿佛事不关己的微笑。这令我恼火。
“不过是一点小小的改变,你为什么连试一下都不愿意?”
“因为我会……”
“因为你会死——打住吧!”
在复述那些荒诞的说辞之前,我便出声喝止。我把那所谓的预感斥为没来由的偏执、不自觉的逃避。我解释着,没人会因这些莫名其妙的理由而死。我告诫者,人还要读书、考试、升学,要拿到学历才能找到好工作,才能赡养父母、抚育子女,才能走上健全的人生轨道;如果连做一个正常的学生也做不到,还怎有未来可言?
我把从大人那儿听来的说辞,一股脑地吐了出来。
“你说的这些话,我已经听过好多遍了。但从你嘴里听到还是第一次。”朋友苦笑着望向天空,“……但只有我才最了解我自己,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我看着我朋友的眼睛,“我更了解你,因为我是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目光始终在草尖上垂悬着,最终吐出两个字:“好吧。”然后,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翌日,我在上学路上碰见了我久违的朋友,穿了校服,背了书包。
“恭喜你!”我走上前,搂住肩头。
一路上,我们交谈甚欢。我故意放大音量,夸赞我的朋友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路途上遇到的其他同学都面露惊讶,既望向我的朋友,也望向我。这更令我欣喜不已。
不知觉间,校门近在眼前。我拍拍朋友的后背:“你看,今天是咱们班主任在校门口值勤,上去和他主动打个招呼怎么样?就当作是改变的开端。”
“即便我可能会因此而死?”
我哈哈大笑:“不会的!如果你真死了,我可要担全责。”
朋友抓着书包的背带,无言地走上前去。
老师也微笑着。
就在这时,我的朋友忽然转过身来,背着清晨刺眼的阳光。
我听见一声道别:“再见。”
接着,我听见金属摩擦的嘎吱声,一股庞大的冲击力将我震倒,巨响几乎夺走了我的意识。等到耳鸣恢复,在弥漫的烟尘里,我才意识到是校门上老旧的牌匾掉了下来,不偏不倚地砸在了朋友所在的位置上。
我哭喊着扑向那块沉重的金属板,竭尽全力想要把它抬起,却无能为力。教师和保安火急火燎地跑来查看,在得知情况后,都吓得魂飞魄散。
但是,当大人们终于合力将牌匾抬起后,却发现下面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除了牌匾砸向地面后留下的裂纹。一道又一道的伤痕,如水流一般在石砖的表面上恣意延伸,却又戛然而止。
我迷茫地抚摸着地上的裂纹,不断地复述着之前所见,但并没有人相信我。我向同班的学生、教师求助,他们却说,不记得班级中有这样一个人。甚至连班主任也摇头不语。
我很快被带到了医务室检查,随后又被送往正规医院。
“可能是过度惊吓揭露出了长期潜伏的臆想症状。”
专家那长得拗口的专业评估从我的左耳钻进,很快便从右耳钻出。
我无心去听大人们的担忧,心中只盘旋着惊恐与困惑:我的朋友就这样消失了?
我并未就此罢休。我根据记忆再次拜访了朋友的家,敲响了熟悉的大门,出门迎接的却是一张陌生的面孔。随后,我翻遍了学生档案,跑遍了附近的派出所,花费了数十小时在网络上搜索,询问了所能想到的一切相关的人,得到的却是相同的答案:并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过。
一个人的彷徨并无法拖缓时间前行的步伐,就这样,带着心底里的这段难以迈过的记忆,我度过了人生接下来的许多年时间。
“行啦!”一次,父亲看到我又为这件事情怔怔地发愣,拍着我的背说道,“你与一场灾难擦身而过,不已是十分幸运了吗?无论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过,随它去吧!”
我曾把这段离奇的经历发布到网上,一度引起热烈的讨论。有人向我询问事件的更多细节,也有人斥责我捏造故事、哗众取宠。舆论的热度终究有限,议论的声音一天天轻下去,最终几乎再也没有人提及此事;这个故事本身,也就成为了都市传说的代表之一,只偶尔地在爱好者群体中被再度挖掘、受到讨论。
如果放在一篇小说里,故事应该就到此为止了。读者也许会猜测,那人是否其实本来就没有存在过——只是主人公的幻想,或者另一个人格而已。
但我明确地告诉你,并非如此。
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个人。虽然我没有办法向你证明这一点,但那人就是存在过。
有时我会想,没有人会真正地相信我的这段经历,正如没有人会相信那个人所谓的“预感”一样。直到事态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真相才得以披露。
也许直至此时此刻,我才多少理解了那人的孤独。
……是我害了我的朋友吗?如果那人没有与我相识,如果仍像最开始那样自顾自地坐在角落里,是否反而更好呢?
我已无力再去思考这些问题。
总之,我的朋友就这样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