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智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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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元月，我于工作间隙，用时近一个月，尝试根据古典长诗《孔雀东南飞》改编创作了同名蒲剧剧本。同年4月中旬，由作家在线网“文艺荟萃”栏目推出。今年4月底，中国作家网再发此文。接着，《蒲剧艺术》杂志（季刊）（2022年第二期）也全文刊发。像一个刚刚周岁半、蹒跚行走的孩童，蒲剧《孔雀东南飞》剧本可谓生逢其时，无忧无虑地，在天清气朗、蓬勃自由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一）
我首次接触古典长诗《孔雀东南飞》，还是18岁那年读师范时。一晃35年了。这首被冠以“长诗之圣”“乐府双璧”（与《木兰诗》）的经典古诗，全文357句、1785字，其语言之华彩、情节之跌宕、主题之深刻，那时便攫住了我的心，使我欲罢不能，并深陷其中。兴之所至，我在简陋的笔记本上，依葫芦画瓢，驱遣想象，将其改写成洋洋洒洒十几页章回体小说，品味多时。惜乎这篇一时兴起草就的“大作”，在纷纭忙碌、日新月异的成长历程中，早已难觅踪影，沉淀在记忆的深处了。
我喜欢看戏。后稷故里读书时，曾去县城的南关剧院，看过“蒲旦宗师”王秀兰倾情演绎的《西厢记》。大师饰演红娘，以其出神入化的精湛技艺，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权势、乐于成人之美的光彩照人的丫鬟形象。张生君瑞与崔女莺莺情投意合，才子佳人，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奈何以崔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势力强加阻挠，颟顸又专横。幸而几经周折、云开雾散，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县城通往师范学校那条“丁”字形街道入口处，是当时刚落成没几年的“稷山电影院”。在这里，曾看过两回戏。一回是河南某剧团献演的豫剧《桃花庵》，一回是本省临汾市蒲剧院（那时称“临汾地区蒲剧团”）任跟心主演的蒲剧电影《烟花泪》。前者是一出风流丈夫拈花惹草、遗种人间，终使弃妇悲喜交加的正剧，后者也是一出薄情寡义之徒忘恩负义、喜新厌旧，受到神祇惩罚的正剧。
除却蒲剧、豫剧外，我也曾在家乡的舞台下欣赏过曲沃的碗碗腔和垣曲的曲剧大戏。读小学时，有天夜里，随乡邻去附近的公社大院，席地而坐，观看了陕西眉户戏拍摄的彩色电影《屠夫状元》。
然而，从未听说、更没看过这些剧种演出的《孔雀东南飞》。
身处晋南这块蒲州梆子的发源地，朝夕间与一帮醉心蒲剧、痴迷“乱弹”的乡亲们耳鬓厮磨，屡屡问及咱河东大地哪家剧团哪位名角演过《孔雀东南飞》，每每得到的回应是：“没，还真没听说过。”
时间的脚步一刻不停地向前行进。
进入互联网时代，上网搜索相关信息，始终未查到蒲州梆子排演《孔雀东南飞》的记载。能看到的是，国粹京剧近年来演过此戏，上海的越剧、淮剧演过此戏。在焦刘爱情故事发生地安徽，安庆黄梅戏剧团二团演过此戏。
发端于宋元、成熟于明清，并广泛传播于晋豫陕甘青的蒲州梆子，有着六七百年的辉煌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关汉卿名著改编的蒲剧《窦娥冤》，由阎逢春、王秀兰、张庆奎、杨虎山、筱月来五大名演员联袂出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搬上银幕，轰动全国。改革开放后，由杜波先生编剧、名伶任跟心主演的蒲剧《烟花泪》再度拍成电影，热映城乡。进入21世纪，运城籍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文华奖”“梅花奖”获得者景雪变领衔主演《窦娥冤》《山村母亲》，相继走上银幕。其中，《山村母亲》还漂洋过海，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3届世界民族电影节上，获“最佳影片奖”，景雪变获“最佳女演员奖”，并被组委会授予“蒲剧皇后”美称。古老的蒲剧艺术，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焕发出绚丽的青春之光。
当年，周恩来总理曾把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比作“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介绍给外国朋友。其实，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孔雀东南飞》爱情故事，又何尝不是另一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与“梁祝化蝶”理想化结局相比，《孔雀东南飞》悲剧艺术给人带来的震撼，会更深刻、更持久。
（二）
从戏剧作品内容的性质来看，《孔雀东南飞》跟《窦娥冤》一样，均属悲剧。
纵观世界戏剧史，悲剧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经典作品，无一不是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悲剧故事。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创作的《俄狄浦斯王》，曾被亚里士多德推举为戏剧艺术的典范之作。400年前，英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最杰出的诗人、剧作家莎士比亚，为人类留下了《哈姆雷特》《李尔王》等大量不朽的悲剧作品。
鲁迅先生对“悲剧”有过精辟的概括。他说，悲剧，一言以蔽之，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先生创作的一系列经典作品——《伤逝》《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无不透射出强烈的悲剧意味，深刻揭示了落后国民愚昧无知、盲目自大的“劣根性”。悲剧作品形成的悲剧艺术，足以产生振聋发聩、唤醒民众的艺术效果。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中所说：“它（悲剧）的美学特性是壮美与崇高，它的审美价值是教化与解脱。”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应是壮烈而非残酷，傲然而非凄然，唤醒而非催眠，激发信心而非泯灭意志。悲剧因之被称为“战斗的艺术”，是最贴切不过的。
悲剧主人公人格的升华，是悲剧作品撼人心魄的力量所在、价值所在。不论是屈原、介子推、岳飞、文天祥、方孝孺、谭嗣同、刘胡兰、王二小等等举不胜举的历史人物，还是《窦娥冤》里的窦娥、《赵氏孤儿》里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西周大夫》里的褒尚、《红岩》里的江姐和小萝卜头等文学形象，他们所遭遇的挫折磨难、大苦大悲、生死考验甚至喋血殒命，都极大地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前赴后继向往自由、追求光明的斗志和信心。
被誉为山西四大梆子之首、堪称梆子戏鼻祖的蒲剧，在数百年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题材丰富、唱腔多样、表演生动的特色。无论是场面宏大、对抗激烈的武戏，还是缠绵悱恻、曲折跌宕的文戏，蒲剧皆可胜任、适应。而且，在塑造悲剧人物，表现悲剧主题方面，蒲剧更有其突出表演、彰显做功、巧用特技诸多鲜明的特色。
令人欣喜的是，根据索福克勒斯那篇杰作改编的蒲剧《俄狄王》，于2021年春季，由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作为2017级戏曲导演班的毕业大戏，成功上演。同年12月12日晚，在上海“2021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中，山西临汾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排演的实验蒲剧《俄狄王》，以其酣畅淋漓、慷慨激越的演出效果，俘获了戏迷观众的心，惊艳了大都市。由此看来，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将悲剧色彩浓郁的“古今第一首长诗”（清代大儒沈德潜语）《孔雀东南飞》，以古老的蒲剧艺术呈现世人面前，应该说，条件是具备的，方案是可行的。
（三）
谈到古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戏剧的话题，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我国第一位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女学者袁昌英先生。袁昌英（1894-1973），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湖南醴陵人。两度出国，先后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历任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教授。1930年出版成名作三幕剧《孔雀东南飞》。在这部剧作中，长期关注中国女性问题的袁昌英，通过刻画不同身份的女性人物，揭露封建社会千百年来对女性的压迫、奴役，揭示寡孀、母亲、媳妇、女儿不同身份背后女性的痛苦，以期唤醒世人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和变革。
袁剧塑造的“焦母”形象颇具特色，作者试图改变以往人们视焦母为一无是处的“恶婆婆”的观念。女作家运用弗洛伊德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相关知识，从潜意识深处，探究焦刘悲剧的根源所在。通过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位守寡老妇人的精神世界。在作家笔下，焦母身份复杂——“寡妇”是其社会身份，“女人”是其生物身份，“母亲”又是其道德身份。丈夫早逝，焦母把对夫君的爱完全倾注在宝贝儿子身上，“母以子贵”，几欲视儿子为“情人”而呵护有加。焦母对兰芝的嫌弃、排斥，其主因是一种对于“爱人”（儿子）的强烈占有欲。在成年的儿子身上，焦母仿佛看到了当年心上人的影子。这种恋子的隐秘情结，无疑给家庭的维系、重构，造成后果严重的隐患。
解放后，国戏京剧和越剧、黄梅戏等地方剧种，纷纷把《孔雀东南飞》搬上戏曲舞台，传承优秀文化，展示民族气魄。各剧种中，该戏所表现的主题，大体一致，那就是揭露封建礼教对爱情的干涉，封建势力对人的戕害。
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漫长历史的国度。封建文化思想的浸淫和统治，根深蒂固。《礼记∙本命》宣示有女子的“七出”之罪：“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盗窃。”根据《孔雀东南飞》故事内容可知，年轻貌美的刘兰芝温柔贤惠、知书达礼，对婆婆言听计从，对丈夫恩爱和美，所谓“不顺父母；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盗窃”均与其不沾边。那么只能是因“无子”而遭厄运这条结论了。但在长诗中，焦母除了声言兰芝“举动自专由，我已久怀忿”外，并无嫌弃兰芝不孕不育的迹象。
那么，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
相信当你看到《礼记∙内则》中的这句话后，会有醍醐灌顶之感并暗吃一惊的。哪句话呢？——“子甚宜妻，父母不悦，出。”意思是，儿子眼里的妻子蛮不错，两口子情笃意深，但是，做父母的如果看不顺眼，感觉不顺心，那么，当儿子的就得休了另娶。
瞧瞧，焦母对待刘兰芝表现出的不屑、不满、专横、任性，并非空穴来风！小夫妻太恩爱，也是一种错！
焦母的恋子情结，由此得以凸显。
有鉴于此，我在改编、创作蒲剧《孔雀东南飞》时，对焦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抱了“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态度。如此也许显得更合理更人性化些。但焦母毕竟是造成一对儿子夫妇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由她一手酿造的苦酒，最终只有她自个去品尝去下咽了。
（四）
既然是《孔雀东南飞》的蒲剧剧本，则须体现蒲剧的风格、梆子戏的特点。我在编排故事情节、布置舞台场景、设计人物动作，尤其是斟酌唱腔唱词方面，脑海里总会浮现我所熟悉的蒲剧中这出戏那出戏的相应的情形来。当然，一味地模仿、照搬大可不必，有创新、有创意、有创造，才最可贵。
这里，着重谈谈我在唱词编写上的思路和做法。蒲剧，向来擅长表现慷慨壮烈或温婉绵长的情节曲折的内容。蒲剧传统古装剧的唱词，多以每句“三三四”的10字句形式呈现，节奏鲜明，音韵铿锵。这种句式在传统戏里很常见。《孔雀东南飞》自然也继承该传统句式。如第一场中刘兰芝首次亮相的这段唱词——
夜静寂人欢欣花好月圆，
十七岁兰芝女喜结良缘。
焦郎君好性情与人为善，
庐江府做公差称心如愿。
实可叹我的父早丧黄泉，
有亲娘和兄长为我周全。
... ...
再比如，第三场中焦母的一段唱——
我的儿听为娘细说端详，
天不幸早年间你父命断。
撇下了咱娘仨度日艰难。
数年来母子们相依相伴。
儿是那掌上宝娘的心肝。
娘欣慰我的儿读书钻研，
诵圣贤求功名站立衙前。
... ...
这种形式的唱词，叙事铺排，抒情感叹，往往表达郑重、细腻，对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起交代、补充或强调的作用。这种10字句唱词，多适用于剧种主要人物或正面角色。我翻阅戏剧家杜波先生创作的多部蒲剧戏，大量的10字句唱词的运用，随处可见。比如，蒲剧电影《烟花泪》中敫桂英的亮场戏——
西风起黄叶落孤雁哀唱，
转眼间秋容淡又降寒霜。
我王郎上京都不知近况，
敫桂英倚柴扉心意彷徨。
《意中缘》里杨云友的唱段——
家贫穷无彩线难以挑绣，
借丹青慕名笔济困消愁。
砚为田墨为粟笔耕糊口，
何一日才度过这样春秋。
杨焕育先生改编的《西厢记》中张生的一段唱——
与小姐初相会心驰神往，
她虽未暗传递蜜意柔肠，
天撮合退贼兵红线牵上，
她苦泪化作了喜泪盈眶。
... ...
剧种次要人物或反面人物，一般多用五言句、七言句或长短参差句。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剧情发展需要，同时也为了避免形式单一，主人公、正面人物的唱词有时也会转换成五言或七言的句式。
另外，为了突出主题，或概括情节，或渲染气氛，在剧首、剧中或剧末，往往安排四句七言或五言的唱词，由剧团里拔尖的男女生独唱，或集体合唱，以取得锦上添花、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
（五）
前面提到，蒲剧《孔雀东南飞》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我有意使焦母“恶婆婆”的固有印象有所弱化。为此虚构了丫鬟朵嫣这一人物。增加这个角色，除衬托焦母外，可以丰富剧中人物，——传统戏曲中，官宦人家少不了奴婢仆人；可以助推情节发展，使故事有波澜，有看头。“朵嫣”谐音“多言”，这个非正面人物形象，是现实生活中一类惯于飞短流长的“好事者”代表。
原诗中的刘兄，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刘卜仁”。他趋炎附势，薄情寡义，实为“不仁不义”。这个名字化用了《红楼梦》里贾芸虚情假意的舅舅“卜世仁”的名号。带有明显的批判和讽刺意义。
为了突出、强化该剧的教育功能，我在焦仲卿、刘兰芝为爱殉情的故事结局，增添了“醒世”一场，旨在唤起人们对封建礼教的憎恶和摒弃，对人类美好爱情的讴歌和礼赞。首先是剧中人焦母、朵嫣、刘母、刘卜仁都从中得到教训，众人的心灵得到洗礼。焦家小女焦悦儿心存善念，知恩图报。人们从孩子身上，会看到未来和希望。这就是《论语》里说的“哀而不伤”。悲剧的美学意义也正体现于此。
毋庸讳言，拙作蒲剧《孔雀东南飞》剧本的疏忽和谬误之处，俯拾即见，大可争辩。诚望方家指正，谨致谢意！
2022.06.20于故绛景云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