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聂叔的杂货铺

天刚蒙蒙亮，老聂叔就摸黑起了床。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他往铁锅里舀两瓢水，抓一把玉米面搅成糊，三个孩子的早饭便有了着落。大丫睡得浅，听见动静揉着眼睛爬起来，蹲在灶边添柴火，老聂叔从兜里摸出半块红糖，掰碎了撒进粥里——这是昨儿卖剩的，边角磕碎了卖不上价，留给孩子们甜甜嘴。

杂货铺的木板门“吱呀”一声推开，晨雾裹着泥土味儿涌进来。货架上摆着粗瓷碗盛的散盐、竹篾编的簸箕里堆着火柴盒、油腻的塑料桶里装着五分钱一勺的酱油。最显眼的是玻璃柜里那包“大前门”，用红纸垫着，专留给村里办红白事的体面人家。老聂叔拿鸡毛掸子掸灰，手碰到柜台角落的针线筐时顿了顿——那筐是老聂婶生前用的，如今里头还躺着半截没纳完的鞋底。

十岁那年的立夏，老聂叔家杂货铺的煤油灯灭了。

青石板上还留着正午暴雨的水洼，我蹲在杂货铺的水泥台阶上，看王会计用红绸布包起那盏生锈的煤油灯。玻璃罩裂了道缝，像被闪电劈开的树皮，杂货铺新装的电灯泡在头顶滋滋响，照得王会计后颈的汗珠亮晶晶的，倒比煤油灯还黄些。

“最后半斤煤油，给老聂老婆煎药用了。”王会计把灯往木匣里塞，红绸布角卡在铁皮旋钮里，他指甲缝黑乎乎的，抠了三下才抠出来，杂货铺木门上贴着缺了一角的对联在穿堂风里啪嗒啪嗒响。

老聂叔其实不老，才三十六，三个孩子加上得肺痨病的老聂婶，看着有点沧桑。他杂货铺的煤油灯是全镇最亮的——别人家用墨水瓶改灯，他托县里亲戚弄来个正经的“灯塔牌”，玻璃罩上还雕着波浪纹。夏天的傍晚，飞蛾扑在罩子上，翅膀被烫出青烟，那点焦糊味混着煤油香，就是小村庄的游乐场，总会引着一帮小孩聚在他家杂货店门口，拿着从家里偷拿的一分、二分钢镚买一块水果糖。

最后一晚亮灯是谷雨，老聂婶肺痨病犯了，咳得煤油灯直晃，我去买盐，看见老聂叔用铜钱刮灯芯结的炭花，灯焰“噗”地窜高半寸，把他影子投在货架上。装水果糖的玻璃罐、挂墙上的雨衣、摞成山的空箱，都在墙上跳舞。老聂婶的咳声从里屋传来，像有人用鞋底拍打晒蔫的冬瓜，母亲怕肺痨传染，嘱咐我不要接近他家里屋，我忍不住轻手轻脚掀开帘子一角偷偷瞄了一眼。

“给”老聂叔突然往我手里多塞了颗水果糖，糖纸上的金丝猴褪了色，黏糊糊粘在掌心，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他清仓的货底子。

通电那天下雹子，枣大的冰疙瘩把杂货铺瓦片砸得叮当响。刘电工踩着梯子检查线路，雨靴底沾着的烂菜叶掉在我衣领里，妈妈从地里回家路过，拍了我一巴掌，我拔腿就跑，菜叶子像不听话的孩子在我衣服里窜。

老聂叔缩在杂货铺门槛上抽烟，烟丝是用儿子写过字的作业本卷的，烧起来有股油墨臭。他铺子里的货架已经空了，唯剩那盏煤油灯挂在房梁上，灯罩里沉着死掉的虫子。

最后一滴煤油烧完时，全村人都听见老聂婶的咳声停了。卫生所的赤脚医生说是巧合，但卖豆腐家的张婶赌咒发誓，看见灯灭的瞬间有只白蛾子从烟囱飞出去。

风过时，铁皮灯座发出呜咽般的共振，那声音不像怀念，倒像在嘲笑我们——当年以为告别的是煤油灯，其实告别的是整个慢吞吞发烫的旧时代。

二

晌午头，日头毒得很，二小子光着脚丫跑进铺子，裤腿卷到膝盖，兜着一怀野杏子：“爹，村东头摘的。”老聂叔摸出杆老秤，把杏子分装进草纸包，一包标价两分钱。三娃蹲在门槛上啃生红薯，啃两口就伸脖子望对面——学校放学了，有孩子攥着硬币来买糖豆，老聂叔总多给两颗：“读书费脑子，补补。”

傍晚收工，他蹲在门口搓洗衣裳，大丫蹲在煤油灯下补弟弟的裤子，针脚歪歪扭扭像蚯蚓爬。老聂叔忽然想起什么，从柜台底下摸出本皱巴巴的《赤脚医生手册》——这是老聂婶病重时，他徒步三十里到公社卫生院求来的，书页停在“肺痨”那章，折痕深得能嵌进指甲。

三个孩子挤在里屋的木板床上，呼吸声、打鼾声此起彼伏，月光透过窗缝漏进来，照在墙上那张泛黄的“三好学生”奖状上——那是大丫的，用浆糊粘得牢牢的。

老聂叔摸出账本，蘸唾沫翻页，密密麻麻的“正”字里，夹着些特殊的记号：王婶欠的半斤盐、李叔赊的煤油……最底下压着张公社卫生院的缴费单，红章刺眼。他盯着看了很久，终于摸出兜里皱巴巴的毛票，一张张抚平，压在搪瓷缸底下。远处传来几声狗吠，混着货郎隐约的摇铃声——就像许多年前，他挑着担子走村串乡时，老聂婶站在村口老槐树下等他的模样。

村里的日子就像杂货铺门口那棵老槐树，春天发芽秋天落叶，年年如此。老聂叔的杂货铺成了全村的信息集散地，谁家来了客人，谁家孩子考学，谁家老人生病，都在这小小的铺子里传播开来。

夏天的傍晚，杂货铺门口最热闹。老聂叔会把煤油灯拎出来挂在屋檐下，男人们聚在一起下象棋，女人们纳鞋底扯闲话，孩子们围着灯捉迷藏。煤油灯的光晕里，飞蛾不停地扑打着翅膀，有时会被烫得掉在地上，孩子们就捡起来装进玻璃瓶里。

“老聂，来包火柴。”

“老聂，称半斤盐。”

“老聂，赊二两煤油，月底结账。”

老聂叔总是笑呵呵地应着，手上的老秤杆翘得高高的。有时候秤砣滑得太靠后，他就偷偷用手指勾一下，让秤杆平衡些，多给乡亲们一点分量。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因为我蹲在柜台下面玩时，正好能看到他手上的小动作。

老聂婶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坐在柜台后面帮忙收钱，坏的时候咳得整夜睡不着。老聂叔常常半夜起来给她熬药，药罐子在煤油灯下冒着白气，苦涩的味道弥漫在整个杂货铺里。

三

腊月里，省城的暖气烘得人发昏，老聂叔蹲在阳台花盆边，捏着半截烟屁股，看楼下穿羽绒服的城里人匆匆走过。儿子给他买的手机搁在茶几上，屏幕还亮着——是女儿刚发来的图片，杂货铺的货架空了，门板上用粉笔写着“此房出租”。

“爹，您要的芝麻酱。”儿子拎着塑料袋进门，见老头儿还蹲着，声音不由高了三分，“阳台冷，当心关节炎。”老聂叔含混应着，手指无意识搓着花盆里的土。这土是从老家带来的，种的小葱蔫头耷脑，活像他此刻蜷在棉拖鞋里的脚趾——离了地气，总也舒展不开。

三年前离村时，他特意绕到老伴坟前点了纸，坟头蒲公英黄灿灿的。杂货铺的招牌在风里嘎吱响，女儿攥着账本说：“爹，您放心，俺按您教的，红糖罐子底下永远垫报纸”。儿子的小轿车碾过晒谷场，后视镜里，杂货铺门头上的红漆字越来越淡。

省城的头半年，老聂叔总在超市货架间迷路，儿子教他认条形码，他偏要摸塑料袋的厚度：“透光的袋子，装不得绿豆”，售货员的笑像裹了层保鲜膜。倒是小区收废品的老张成了知音，俩人蹲在车库门口，一个说“现在娃喝的奶都带二维码”，一个叹“当年挑货担走三十里，赊账的都在烟壳上画道道”。

孙女放暑假回来，带他吃寿司，传送带上漂着的生鱼片让他想起杂货铺的腊肉——得吊在房梁上，猫够不着的高度。夜里他摸进厨房，把冰箱里的排骨抹上盐，第二天儿媳看着渗血的塑料袋直皱眉。儿子给他报了老年大学，剪纸课上，他剪了幅“秤不离砣”，老师夸有民间艺术气息，却不知那歪扭的秤杆，是他闭着眼都能画出的杂货铺老秤。

清明节前，女儿打电话说杂货铺屋顶漏雨，她们把杂货铺整改了。儿子开车送他回村，柏油路修到了村口，杂货铺已经翻新，完全变了样，门前停着辆快递三轮，女儿女婿把酱油醋换成快递货架，玻璃柜里“大前门”的位置，如今堆着手机支架。

“爹，您看这多省事。”女儿点着手机屏幕，“昨儿卖出去二十斤红薯粉，广东人买的。”老聂叔蹲在门槛上卷烟，仿佛看到水泥地缝里还嵌着当年掉落的冰糖渣。后半夜他摸黑起来，把杂货铺的算盘翻出来擦了三遍，油灰浸进指甲缝，洗出来的都是旧时光。

上个月咳血，医生说是尘肺，儿子翻着CT片嘀咕“肯定是早年进货吃灰”，老聂叔却想起更早的年月——肺痨的老伴趴在柜台边，咳得震落了货架上的老鼠药，他连夜背她去卫生院，月光把黄土路照得像条晾着的白布。

临终前他执意回村，救护车路过中心小学时，他突然伸手比划：“当年……在这棵槐树下……摆过凉茶摊……”女儿握着他的手，那手心的茧子还留着麻绳勒过的纹路。

丧事按老规矩办的，路祭时，儿子发现装倒头饭的蓝边碗，正是杂货铺当年摔豁口的那只，女儿从库房找出积灰的货郎担，竹缝里还夹着1978年的红糖票。

出殡那天飘细雨，唢呐声惊飞了杂货铺屋檐下的麻雀，雨越下越大，褪色的红漆顺着砖缝淌下来，像极了那年他蹲在杂货铺门口，用化开的红糖水补招牌。

四

老聂叔走后第七天，女儿在整理杂货铺库房时，发现了一个旧木箱。打开来看，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本账本，从1975年到2005年，整整三十年。

最早的那本是用烟盒纸缝制的，纸页泛黄发脆，字迹却依然清晰：

“一九七五年三月初八，赊给王二家煤油二两，收鸡蛋两个。”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二，李嫂家娶媳妇，售红绸布三尺，收玉米面五斤。”

“一九七五年五月初一，村小学张老师买粉笔一盒，赊账。”

每一笔账目都记得清清楚楚，后面大多画着红勾，表示已经结清。只有少数几页写着“免”字，都是在特别困难的年月。

最后一面账本上写着：

“二零零五年立夏，煤油灯灭。

最后一滴煤油，给内人煎药。

杂货铺明日通电。

一个时代结束了。”

女儿捧着账本，坐在杂货铺门槛上哭了很久。她想起父亲总是说，做生意不只是买卖，更是人情往来，杂货铺里卖的是货，收的是心。

第二天，她在杂货铺原址开了一家小超市，货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扫码支付，自动结账，但在超市最显眼的位置，她摆上了父亲的那盏煤油灯，旁边放着那些发黄的账本。

夏天的傍晚，她也会在超市门口挂一盏灯，不是煤油灯，而是太阳能灯，光很亮，不会吸引飞蛾，村里的老人们还是会聚在这里，下象棋，扯闲话，孩子们在周围玩耍。

有时候，她会给孩子们讲老聂叔和杂货铺的故事，讲那个一分钱能买两块水果糖的年代，讲那盏全镇最亮的煤油灯，讲那些用鸡蛋换煤油的日子。

孩子们听得入神，虽然他们无法完全理解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但他们喜欢听这些故事，就像喜欢听童话一样。

超市的生意很好，比当年的杂货铺好多了。女儿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她说不上来，只是每天晚上关店后，都会坐在柜台前发一会儿呆，听着墙上的钟表滴答作响，不像父亲当年拨弄算盘珠子的声音那么踏实。

有一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进超市，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分、二分的硬币：“闺女，这些还能用吗？我攒了好多年，想买块红糖。”

女儿愣了一下，看着那些早已退出流通的硬币，又看看老人期待的眼神，点点头：“能用，一直都能用。”

她称了一块红糖，用草纸包好，系上麻绳，双手递给老人：“您拿好，三分钱。”

老人颤巍巍地递过三枚一分硬币，满意地走了。女儿握着那三枚硬币，站在超市门口，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久久没有动弹。

从那天起，超市的柜台里多了一个小木盒，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老硬币：一分、二分、五分，甚至还有几枚已经锈迹斑斑的铜钱。偶尔有老人拿来这些老钱币，女儿都会收下，给他们称盐打醋，仿佛时光从未流逝。

村里的年轻人笑她傻，说这些钱早就不能用了。女儿只是笑笑：“钱能不能用，看的是心，不是央行通知。”

夜深人静时，她会翻看父亲的账本，一页一页地翻，那些熟悉的名字和往事就在眼前浮现。有的名字后面写着“已故”，有的写着“迁走”，还有的写着“失联”。

账本最后一页的背面，有一行小字，是她最近才发现的：

“货卖完了，债还清了，人走散了，时代变了。唯有这盏煤油灯，还记得所有的故事。”

她擦亮那盏煤油灯，虽然不再点燃，但玻璃罩依然透明，波浪纹依然清晰，灯芯处还有黑色的焦痕，那是岁月留下的印记。

窗外，一轮明月挂在老槐树梢，像极了多年前的那些夜晚。她仿佛看见父亲坐在柜台后，拨着算盘，母亲在旁边纳鞋底，煤油灯的光晕温暖而明亮。

超市的霓虹招牌在夜色中闪烁，与记忆中的煤油灯交相辉映。两个时代在这一刻重叠，恍惚间，她听见了父亲的声音：

“给，多给你一颗糖。”

是啊，生活从来不只是买卖，更是人情往来。杂货铺如此，超市也是如此，煤油灯时代如此，电灯时代也是如此；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

她关上店门，却没有开灯，任由月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那盏煤油灯静静地立在柜台上，仿佛随时都会亮起来，继续讲述那些温暖而悠长的故事。

夜风吹过老槐树，树叶沙沙作响，像是无数个夜晚的絮语，又像是远去的时光在轻轻叹息。

而生活，依然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