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砚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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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没有海
付小山
我学会游泳是在八岁那年。暑假里四个中学生下河洗澡，给苦草缠住，岸上又没人，结果都淹死了，县里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收假那天，县中学前拉起了长龙似的横幅，白底黑字金边，还带彩色半身照，阵仗引来所有师生行人驻足。那几位被淹死的学生，他们的父母呼朋引伴，把两台冷藏柜从太平间里千里迢迢地拖过来（还有两个出事隔天就送去火化了，说是要断水债），好像在校门口架起了两门巨大的加农炮。
在我出生的小城，每每入夏，总能听见些淹死人的传闻，但大规模的学生溺亡似乎只此一回，这在当时的确产生了一些震动。闹事那天，我和我妈就在中学门口的站台上，她让我提着菜，自己则踩上了候车的长椅往里张望，死活拽不走，我们因此错过了好几趟公交。后来的事怎么样，究竟不得而知，不过大概因为这案子的警示，我妈做了个改变我一生的决定。就在当年寒假，我被送去了全县唯一一处室内泳池（寒假人少，学费便宜）。那时我上三年级，下面那排烂牙刚没掉几颗，将将长成能把浅水池踩到底的身体。
池子建在我妈上班的单位里。从我妈口中得知，教练是一个叫做钱老头的人，六十多岁，前市游泳队队长。资料显示，市级记录被他从一百米保持到了一千五百米，几十年来学生遍布各大专业队。他的头圆圆的，没有什么棱角，顶上铺着苔藓似的短发，像是一颗佛祖的头。这样的头或许是为了减小水中的阻力——当然，这不是我妈告诉我的，只是出于我的猜测。因为我还没见过他，他的模样我只在一张皱巴巴的传单上领略过。
见教练那天，我妈因为忙着修水管耽搁了，早饭都没做，就带我去了单位。场馆位于顶层，十分空旷，除了游泳馆，还有几间乒乓球室，不过没人在打，只有前台坐着一个大姐。我们到游泳馆时，池子里漂着几个孩子，都比我大不了几岁，正攀着浮板呼哧呼哧地练摆腿。钱老头戴一顶棒球帽，正把腿搭在墙上做热身操，头埋得很低。听见有人进来，他便收回了腿，慢悠悠转过来。可他一转过身，我就有些失望了，原来钱老头的脑袋并不像立牌上那么圆，而是一个钝的方脑袋。他长着一双醉汉的眼睛，红红的，瞪得很大。钱老头用他的方脑袋朝我们点点头，我妈就上去握住他的手，跟他热情地寒暄了几句。老头听得咧了嘴，对着我的背用力拍了几下，接着似乎是满意地笑起来，嗓子里发出一阵咯咯的脆响。
我妈于是牵着我走进了女更衣室。她把口袋扔到面地上，催促我赶快换衣服。在她的注视下，我脱去了厚重的棉衣，像叠豆腐块那样整整齐齐地叠好，然后是毛线衫和尼龙裤子。接着我不知所措起来，因为先前沉重的身体一下子轻盈了许多，我浑身只剩下一套秋衣秋裤，脚踝和手腕则孤零零地露在外面，受着冷气的刺痛。我开始变得跟夏天一样瘦弱了。我妈说，小山，趁这个把月你把游泳学会，免得暑假再花钱。那时我轻薄的身躯仿佛一条蛇在扭动。我说，妈，我冷。她不答话，只是把换下来的衣服再叠一遍，收进袋子里。我说，妈，我不会游，我怕。我妈说，所以才让你学。我问，你不下水？我妈摇摇头。我问，妈，我能不去吗？她不答话。我又说，那夏天行吗？我想夏天学。她说，早学得好，你想想，冬天会了，夏天就能下水去。
于是我妈剥去了我的秋衣秋裤，接着是秋裤底下的三角内裤，像是剥一颗熟透的鸡蛋那样。她把我从蛋壳里拎了出来，放进一条紧绷的泳裤里（紧得跟施了紧箍咒一样），然后我就被一把推入了水中。
王乐游
毕业后我在外边找了半年工作，没找着，前女友也是。我俩出自同一个二本，我汉语言，她设计。家里人总劝不要眼界太高，说亲戚公司缺人算账，竟然把我们俩都安了进去。我和她成天缩在一堆发霉的账本和发票中间，仿佛两只地鼠，灰头土脸地干了半个月，然后辞职跑去了北京。
去北京是她的主意，她说想做服装生意，叫我一起，还给我规划好了，白天给超市算账，晚上去酒吧干场子。出发那天我没带会计证，英语四级证也没带，我就背了把吉他。去北京我没想着干本行，上大学靠弹吉他泡了几个妞，鬼使神差觉得自己能走这条路了，而且似乎是走到了一种别无选择的境地。在北京，我们就住一间五环外的出租屋，没有独立卫浴，想上厕所得到走廊去。她天没亮就出去，晚上八点准时回来做菜，每次回来总提着一大箱子，封得很严实，我没打开看过。我白天去琴行教小朋友，晚上混迹于各个清吧，按她的话，工资交了房租就存起来，顶多再下趟馆子。就这么撑了有三个月，有一天她问我，你还有存钱吗？我问，要多少？她伸两只手指比了个耶，冲我笑笑。我递了张卡说，里面有两万三，密码我生日倒过来。
两年间，她断断续续还清了这笔钱，利息我没收，那时我们早已分手了。到北京半年后她离开了，一切都很突然。有一天她收拾了东西，到我面前来说，她想回老家了，问我要不要一起。生意我做不下去了，懂吧。她说。我其实做不来生意，可是干这行嘛，得装出一副很会做生意的样子，管你会不会做，懂吧？我装不下去，我每天都太累了。我问，那你回去干嘛？她说，反正不做这个，去打工都行，不做这个。你呢？我没敢回答，因为我突然发现自己真的踏入了一个别无选择的境地。她说，票我买了，明天七点的车，卧铺，晚上我不睡。我上去打开她的箱子，一股脑把里面的东西往外倒，箱子重重地砸下来，四壁全是回声。成捆的洗脸巾滚来滚去，胸罩和蕾丝内裤像蜘蛛网一样摊在地上。她问，你有病啊？我说，没有。她问，那翻我箱子干嘛？我说，我找找，我怕你把我的东西也带走。她说，神经病，钱我不是说了慢慢还？我说，没有借据，我信不过你了。她说，傻逼。说着想把行李箱从我手里抽出来，脱手了，她于是冲上来，跟我扭打在一起。
前女友上学那会练散打的，比赛拿过名次，看着瘦，一般男的打不过她。我没跟她打过架，可真打起来也不敢保留，她朝我小腹就是一拳，跟着就踢裆，幸亏当时穿的拖鞋。我疼得岔气，弯下身子，双臂缩在前面防住接下来的两腿，然后趁机起身，左右狠狠甩出两道勾拳。我的拳头好像打在两块铁上，手生疼，同时我的眼前似乎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而她的尖叫声则令我猝不及防。
她说，你把我的牙打掉了。尖锐的语调令我十分陌生。随后她伸手摸了摸脸，再次开始了尖叫。她大叫说，你把我的两颗牙打掉了。我于是趴在地上开始寻找，可无论如何也只找到了一颗牙，而没等我起身，她早已夺门而出了。没一会手机响了，她发来短信：另一颗被我吞了。她又说，剩下那颗牙当抵押，等我把钱还清了，哪天心情好就来取。我回复说，好。于是那颗牙被我埋进了一个小花盆，泥土里没有种子，只有这一颗牙。我把它当作一份借据，每天按时浇水，走哪都带着。
两周前，我通过了最后一轮线上面试，跟邮轮公司签了合同，两期六个月，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通过面试。收拾行李时我把花盆也放了进去，盆里的泥土散发出日渐芬芳的气息，我觉得她指不定哪天就要来了。有一次我发信息问她，她告诉我说，等盆子里面长出白色的花骨朵，她就会从里面跳出来。
付小山
我看了两个医生，一个二级专家，一个副教授，他们分别从各自的专业方向告知了我诊断结论。二级专家说我有肩袖撕裂，还带点腰骶关节劳损；副教授则指出我患上了脑膜炎——所幸都不算严重。当时离中考还有三个月，可那会我自以为和中考没什么关系，我在省游泳队试训，还没满十四岁。
船上跟同事喝酒时经常说，要是按十几岁那股势头发展下去，我注定是要进国家队的，可惜受了伤，只能无奈退役。那是吹牛。其实我年龄在这一批里最大，成绩队里倒数第二，日常训练老拖后腿，教练已经几次三番暗示我可以退出了。可我那时死活不愿走，只能更加刻苦地练习，一是我还抱着一丝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幻想，二是相比队里的压力，回学校读书无疑更令人害怕。
从医院回来后，我连着感冒了两周，但每天训练仍照旧。诊断报告我没给教练，因为上面的描述并没有使我的身体产生疼痛，而头昏乏力则被我归结于睡得太久。一次晚训，教练看我没来，下训后找了半天，最后发现倒在更衣室里了，连夜送进急诊。醒来后，医生拉着我照了片，哗哗在诊断报告上签了字，问我感冒了为什么不休息，还游，这下脑膜炎又积了水，恐怕要留后遗症。我问，啥后遗症？他说，不好说，容易打瞌睡之类的，可能还得致幻。
那张报告被沿着中线折叠，变成了巨大的渔网，把我从充满消毒剂气味的水池里捞了出来。临走那天，教练说，要走职业，你年龄大了点。我点头说，我懂。教练说，趁早回学校，游泳别丢了，看看高考走单招行得通不。我说，教练，这好说，考高水平小菜一碟。他说，也不能这么讲，你要考不上高中，啥水平都白搭。我说，刚读书那会考个八九十没压力，现在不知道了。教练笑着说，你这病，我看费劲。
回到学校，我发现自己并不能在教室的水泥地上掀起什么波澜，就跟我在水池里一样。初一报道时我来过一会儿，在食堂吃了碗面，找到一个干瘪的老女人办了学籍，名字被挂在一个普通班，然后按照指示预支了三年的学费和补课费。此后，我的名字便躺在荒凉的档案室里，不曾被任何人提起过。课堂上，我常常一睡不醒，可能是吃了药的缘故，或者所谓的后遗症起了作用，我的眼皮成了两扇沉重的铁门。大多数时间，我都被我的眼皮关在漆黑的睡梦中，躲在教科书垒起的高墙后面。从老师到同桌，没有人试图来叫醒我。
初三一个月休息两天，放了没两回假，中考来了。这段时间里我很快地记住了班上每一个同学的名字，然后又很快地忘掉了他们。然而面对中考我并非毫无准备，我人高，视野好，练了一手偷瞄。中考就在本校，监考不严，三个月后，凭着体测满分的视力，我很争气地考上了高中。高中三年也挺圆满的，要啥有啥，女朋友一年换一个，只可惜这口气我没憋住——练游泳的，换气练成条件反射了。高考差了二十来分过线，我一个志愿没报。复读是没那觉悟的，家里更待不下去，跑网吧上班去了。二舅是轮机工，跑货轮的，知道我没上大学，问我想不想出海，说这行水性好的占便宜。我也闲不下来，就跟他混呗，就这么到船上跑，工资倒也还凑合。现在到邮轮上干活得两年了，当初没我二舅介绍也干不成。
王乐游
邮轮上做乐手的感觉跟上大学有点像。每天三到四节演出，一节四十五分钟，每周五天班，船上脚不着地，也没有烦人的开会。除了演出，没什么需要你守时的，船里有赌场，酒吧，健身房，哪都能去。就算躺床上一天也不会有人叫你，除非是喝酒。休息日我都提前申请入境许可，靠岸了就独自下船，穿着软底鞋在街上逛逛。每到一个地方，我会买上一包当地的香烟，让陌生陆地的空气和烟雾一同装满我的肺部。
我通常睡到十点，起来洗个脸，顺便把花浇了。去餐厅时午饭刚开始。员工餐厅多是东南亚菜，运气好的话能尝到中餐，游客餐厅则只做西餐。说是西餐，厨师却依旧是东南亚人，餐厅装潢很有些西欧格调，洋葱汤却一股咖喱味。午后我会看会儿书，主要是小说。出发时我带了几册博纳科夫的集子，但很早就看完了，于是也入乡随俗跟着看一些侦探小说。中译本的艾伦·坡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船上流通（仅限于华人圈），偶尔也有几部泽勒的剧本，版本很旧，书里用钢笔写满了批注，不知道是谁留下的。如果看完了或者看不下去，就给下一个人，乐手、侍者或是船员都行。这些书籍久经传阅，有的已经泛黄，或者失去了扉页和封皮，它们在一双双肤色各异的手里颠簸着，吸收了很多复杂的气味，令我想起那些皱巴巴的绿色人民币。
除此之外的时间，我把自己关在排练室练琴，因为宿舍放不下音箱，而且我的室友告诉我他是个穆斯林，每天三点到五点要午睡（这两者中间可能是有什么因果关系）。排练室有点像我北京的出租屋，铺着一块经年不洗的潮湿的地毯，逼仄的空间摆满了乐器，有时说话都会引起琴弦共振。船上一共三支乐队，共用一间排练室，古典三重奏和party band（弹大音量的流行和摇滚乐）各一组，我在一支爵士四重奏弹吉他，如果隔壁键盘手过来客串，我就唱唱歌。演出的曲子上船前都已定好，三百来首，主要是上世纪流行歌曲的改编，视奏难度。经过一轮演出，我们在前两个月已经把所有曲目烂熟于胸，所以队长渐渐地不组织排练了。他说，该排的都会了，总不可能solo也排好吧，你啥都编好了演这叫爵士乐？队员们都深以为然，于是合同里原定的每天一节排练时间也被砍掉了。
得知我练琴的需求后，队长欣然把排练室钥匙交给了我，并嘱托我按时扫地和锁门（这本来是他的职责），作为回报，他会每周三请我喝一杯干马天尼。于是我就成了这间排练室的管理员，并在这里度过了醒着的大部分时光。每天下午，我会在桌上放一只直筒玻璃杯，半杯金汤力和一盎司金酒，剩下的加冰块，然后坐在高脚凳上，听磁带里的音频扒带，一般是爵士标准曲。杯子到傍晚时刚好见底，那时演出就开始了，我会抱着吉他从排练室里出来，把刚刚从George Benson那里偷来的精美乐句镶嵌在早已不再流行的流行歌曲中间。
付小山
黄昏时分甲板上总会聚集一帮船员，傍晚的海风比白天更加干燥，令人想起陆地上风的触感。晚餐后有乐队在甲板上露天表演，他们弹的东西挺奇怪，就是一阵好听一阵难听的，这两者交替的时间比较随机，叫人捉摸不透。三副说，这我熟，以前给美国人干活他们老爱听，这叫爵士乐。
我第一次注意到王乐游就是在那，他站在乐队左侧，穿了花衬衫，领口敞着，领带系得很松，上面点缀着斑斓的花纹，乍一看像条毒蛇盘在衣领上。一双皮鞋踩在地毯和甲板的分界线上，眼神藏在漆黑的长发后面。他的吉他比我印象中那些更大，红色漆面，演奏时背得很高，看着不如电视里的明星那样潇洒。
我之前就见过他，这我知道，但还没有到引起我注意的程度，就是走着碰见了，也不会去想这是谁。可是那天我记住他了，因为他系了一条毒蛇似的领带。或许他之前也系过，可我没注意，总之那天他是系了，我恰好又看见他，知道了船上有这么一号人。
晚上我值班，逛了一圈没事，到甲板上抽烟，看他还在弹琴，就打个了招呼。他走过来问我借火，我把打火机凑过去，他嘴边只有空气。他于是摸了摸裤兜，很尴尬地笑着。我拿一支，给他点上问，你还不走？他说，喝多了醒醒酒。说完他才吸一口烟，问，还喝不？我去拿。我说，执勤，喝不了。我没告诉他我值班前才刚喝了酒，喝得还不少。他笑着说，没事，我喝也行，你等等我，我去给你拿包烟抽。
过了一会他从船舱里回来了，拿了两个杯子，一瓶金酒和一罐汤力水。他调了杯金汤力问，真不喝？这玩意儿就是你们水手发明的，喝了不晕船，能治疟疾。我接了，他又问我要烟。我问，你又没拿？他反应过来，挠了挠头，从怀里摸了一根点上说，哥们借个火。点上他问，兄弟怎么称呼？我说，付小山，别人都叫我本名。他笑着说，行，山哥。我也笑笑，说，别他妈说这些。
喝了半杯后我问，你有事儿？没啊。他说。能有啥事儿？我看见地上的吉他，说没事儿就弹两首我听听。他说，行，听啥？我让他就弹晚上演出的东西。唉，忘了。他说。那种东西弹了就忘。我不信，非得让他再来一个。他就一下子愣住了，没作声，端着酒不喝。行，我试试。他随后说。他取出一个小方片，把吉他拨弄了几下。那是一把潮湿的木吉他，琴声小而黯淡，听着像是一个嗓子哑掉的人在歌唱。随后他唱起来，全是英文。他的歌声也是湿漉漉的，有一股海风的气味。
弹了一会儿，他突然停住，然后开始在自己的身上摸索起来，像突然犯了什么病一样，急着要摸出药来。摸了半天，手又伸进吉他面上的孔里。我问，你找啥？他说，完了，不见了。我问，什么不见了？他说，拨片。应该是掉进去了，掉音孔里了。他说着站起身，把琴在我面前晃了晃，木头里面咯咯响。他把琴放地上，说，这段到solo了，没拨片就弹不了。我说，没事，理解，你不弹也行。他说，我知道，这我必须弹，我得找着。我进去看看，指定就在里面，你等等。
随后他一头钻进了吉他的孔里，头先下去，姿势跟我跳水有点像。见里面半天没动静，我就倚在栏杆上等他。估计是晚上喝多了，还没消化，没一会儿尿来了。我拉开裤链朝海里撒，突然起了浪，船一颠，稀里哗啦淋了一裤裆。
王乐游
午餐后回宿舍练了组琶音，发现琴上比昨天多了一个死音点。我用六角扳手拧了一圈琴颈，顺便调了螺母高度，这是每天的例行工作。大雾已经持续了三天，空气太湿，几乎要往下滴水，花盆里的土黏得跟橡皮泥似的。干燥剂都用完了，上次靠岸也忘了买。我不讨厌雾，但我的琴很讨厌。像这样再雾上几天，等船到日本，恐怕得上岸找师傅修理了，又是一笔钱。
有人敲门。我把琴收好，说，请进。付小山左手拎一个口袋走进来，右手是一本书。书不算新，但装帧不错，封皮被撕掉了，扉页上用马克笔张扬地写着“父亲”。下面一行小字：弗洛里安·泽勒，用的是法文。
看完了？我问。没有。付小山说。他把书丢床上，随后一屁股坐在书上，顺势平躺下。看不下去。他说。磨磨唧唧，值班差点给我看睡着了。我说，你睡人家穆斯林床上了。他说，咋的，真主要谴责我啊？我笑了，他也跟着大笑，两道笑声在房间里嗡嗡地打转。我说，这书挺好的。付小山说，我不会看，这书名我就不懂。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半天没明白，我还以为作者喝醉了。我说，这不好说。他问，啥不好说？我说，不好说你醉还是作者醉。他望着天花板嘘了一声，说，我俩都醉，那就等于没醉。他又说，我不爱看书。说出来你别不信，上学那会我作文还行，经常被老师夸，就是不爱看书，我不适合这个。我说，你要这么说，我也不适合，我大学还学的这个，那几年给我看恶心了。上了船没办法，要不是网不行，谁看书？他说，算了，还你。我读不进去这高级玩意，要读得进，现在也不会在这。我摆摆手说，别给我，我看完了。给你同事、服务员，或者其他哪个人，懂中文就行。他翻了个面，从床上一挺，起身说，行。
付小山把塑料袋子放在桌上说，上次在酒吧喝了你的，还你。行，谢了啊。我回答。他拍拍我的肩说，谢啥，下次再调这么难喝跟你要损失费。行啊。我说。正好结工资了，跟着下去消费一下，可惜这速度，是要等到猴年马月——船怎么开这么慢了？付小山叹了口气说，无线电收到消息，前边海域有鲸鱼群，不减速不行。我说，上船这么久，还是头一回听说得躲着鱼走。付小山说，以前也有，不过都是绕行，不得已不会开这么慢，这回恰好又碰上大雾天，特殊情况。鲸鱼嘛，保护动物，真撞上了也很麻烦。我问，你以前遇见过？没有，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撞上的。他想了想说。不过就这片海，几乎每年都得来两回，不外乎都是这些鱼啊鸟的，慢慢就熟了。夏天小须鲸洄游，大老远地从热带游上来，就为了吃口磷虾，同一批我都碰上好几次了，跟熟人一样。我问，有多熟？他挠了挠脸说，有的我还能认出来，能叫上名，什么山本、大冈、龟田之类的，我们水手自己取的。我去，还是日本名。我拍着桌子叫道。这几个名字突然把我逗乐了。这靠近日本海，鱼当然也是日本的。付小山点头说。可他只是静静地在一旁看着，似乎并没有理解我的乐趣。
沉默了一阵。他又问，你这养的啥？我抬头，看见放在桌上的花盆，盆子擦得很干净，光秃秃的，里面全是土。他说，船里啊，这玩意难养活，没太阳。我说，也不见得，这花不用养。
行，撤了。他走到门边。我想了想，突然问，山哥，你以前干啥的？什么干啥？付小山皱眉问。我说，你出海之前。他说，没工作，蹲家里。本来想当兵的，后面没去成。他一边说一边在开门，没拧开，门把手锈得厉害，咔咔响。我发现他书没拿上，便给递过去。哦，忘了。他说着接过。他又说，小时候练过游泳，本来想着当运动员啥的，后来受伤了。挺好。我说。他妈的。他嘟囔了一声。门不好开，锁舌也锈了，我不知道他这话是说给谁，他还在拉门。五秒钟后，我看见他消失在阴沉的雾色里。
付小山
邮轮在公海上行驶着，东南风，风速十五节。汽笛声从早响到晚，这艘大船已经不知疲倦地航行了两个多月，如同一头气喘吁吁的鲸鱼。阴云如同渔网笼罩了海域，大雾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周，船开得很慢，游客们怨声载道。
吃过饭我翻开《父亲》，还是看不下去。于是到晚上巡逻时，我终于决定把它交给下一位读者。来到棋牌室将近十点，还没到人散的时候，但客人也不多，稀稀落落坐了几桌，都是喝茶的；角落里八个年轻人在玩德州扑克。与船上的商店和乐池舞厅相比，棋牌室算是个安静的场所。这里供应茶水和果盘，中老年乘客居多，往里走，隔间里有个乒乓球室，没事的时候我常来打，还有人到球桌这来看的，不时喝一声彩。要说打乒乓球，这艘船上，只有老张能做我的对手。老张是船里的三管轮，半年前上岸了，说是赚够本了，回老家做点小买卖，他走后我就不怎么打球了，只是偶尔玩两把。
一个老头叫住了我。看着六十岁上下，古铜色的脸，衣裤干净平整，背挺得很直。老人家，有事？我问。老头问，你是水手？我便点头说是。他把我端详一阵，笑了。他说，年轻人球打得好。他一说，我想起之前打球见过，他就在旁边看。没有，打着玩的。我说完跟着笑。于是他的笑容更大了，他走过来跟我握手，脸上的皱纹也凑了上来，在近处看犹如刀伤。
老头说，年轻人，看见你就想起我年轻那会。他说话的时候脸上油然浮现起了郑重的神色。我把手握得紧了些，应声点头。他说，我在海军部队服役了十三年，也跑过船。我收回手，微微欠身。看出来了，老人家。我说。手有力气。他说，那是当年的事，我已经老了。打越南人那会我还在船上，开了两炮。后来有了女儿，退伍了。回不去了。
老头说着在椅子上坐下来，我给他要了杯茶，绿毛峰。我问，上船快一周了？他说，是，大连上的船。我说，这么大年纪的坐船少见，老海军是不一样。他说，去找女儿，要坐船，不坐船不行。我问，女儿在国外发展？他说，读研究生，我去看看她，快毕业了。我问，挺好的，在日本呢？他张嘴，喉结动了动，好像突然哽住了。他于是又默默喝了一阵茶。反正离祖国近，以前就归我们管的。叫什么来着？他说。等我回去想想，我问问我爱人。我说，现在年轻人都兴留洋，一天天脚不着地的。抽烟吗？他摇头说，戒了，十几年没抽了。我没把烟摸出来。
第二天我轮休，掐了闹钟，难得睡整整一早上。午间，我提早到员工餐厅的角落候着，独自享用了一整只绿咖喱鸡，外加半盆牛肉沙拉，从开饭硬生生坐到了收餐。我一声不吭地重复着咀嚼和吞咽的动作，大概是吃得太过专心，脸上和背上全是汗。于是等人都走光的时候，我把湿透的衬衣脱了下来，准备打着赤膊继续就餐。直到一个菲律宾保洁冲了过来，开始用他滑稽的家乡话驱赶我，我才不得不起身离开。下午我没有再看书，那本书已经被送出去了，昨晚临走的时候给了那个老头。我就跑棋牌室去，看同事打麻将，一直看到傍晚。后来同事输得太多，想叫我顶班，我就借口出去上厕所了。出门见乒乓球室里有动静，我进去，是两个德国人，打得还不错，我正好手痒，就问他们能不能加入（用的是英文）。
正打着，门口冒出来个人，直愣愣站在桌旁。我一瞥，是昨天的老头，不知怎么又跑这来了。他的小眼睛瞪着球桌喘气，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走来的。一见着我，他大声说，水手同志，我想起来了，我女儿留的哪。
对面发球，看样子是下旋。蒙古。他说。蒙古多久到？我问，哪个蒙古？德国人发的不转球，我被骗了，回得冒高。他说，外边那个，蒙古国。德国人前压上来，想挑直线。我后退防守，说，那悬了。结果德国人没攻，虚晃一枪，球塞在我中路。我侧身起板，球太转，扑了个空。
王乐游
晚间表演的阵地从露天舞台转到了船里的酒吧，当然全拜坏天气所赐。甲板上只有白茫茫一片，没什么看头，空气又潮，待久了总是不舒服。酒吧里，人比往常多了不少，即便是从前并不光顾的客人，也愿意坐下来小酌一杯。这里原本只设了一支电声乐队，每晚九点钟准时演奏摇滚乐，负责在派对开始前点燃气氛，在他们之后是现代舞表演。其他时间则由DJ播放一些舒缓的舞曲。这几天雾越发大，没法继续露天演出，酒吧的人流又增多，我们便被老板调来了。与另一支乐队不同，我们直到临近午夜才上场。爵士乐会使气氛的进展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夜很长，人们并不着急离去，座位上的人数与先前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客人们要谨慎许多。这时整个酒吧会陷入一片静谧之中，由先前放肆的喧哗转为窃窃私语。音符像烟雾一样缭绕在舞池周围，霓虹灯在墙角闪烁，把人们的脸照得更加暗了。
演出结束是在午夜，DJ没等我们演完最后一首曲子就提前拔了线，音响里仿佛传来一个遭到车裂的人的尖啸，但并没有引起顾客们的注意。我用麂皮绒布擦了琴弦，问侍者要了一杯爱尔兰马天尼。付小山一身制服，坐在离吧台很远的散座上，独自在切苹果，似乎没看见我。我把琴收好，便径直走过去，正想坐他左边，才发现有人。下班了？付小山问。最近下班挺晚的。我说。哟，大娘您来了？面前，一个老人朝我亲切地笑笑，她坐在付小山左侧，看上去已呆了好一会，而我先前竟全然不觉。与身旁的男人相比，她显得很瘦小，穿一件黑色半身裙，同样黑的长发整齐地盘在脑后，整个人藏在一团黑暗之中，乍一看犹如付小山的影子。
我于是又找了根凳子，在中间斜坐着。我问，大娘，这么晚了，您一个人来？这位老太太我见过几次，算是我老乡，都辽宁的。她常来甲板上听演出，是个老爵士迷，带着她老伴一起，总坐第一排，前几天聊得挺多的。老太太笑着说，甲板上两天都没动静，又找不着你们人在哪，就来这看看。酒端上来了，装在一支马天尼杯里，隐约现出暗红色的亮光。我看见她手里也有一个杯子，琥珀色，剩下一半，里面像是白兰地。
付小山推过来一盘切好的苹果片，起身问，老人家，要牙签不？我去拿。老太太身子探过去说，哦，有牙签的话倒也方便。小王，现在都在这演出呢？她问。我说，是，雾大了。外面也不好活动，酒吧正好里缺人，就把我们叫来了。她说，你们啊，这几天没在外边了，我又找不着人，干着急。导游也不清楚，就想着上哪打听去啊，碰到刚才那个船员，也是中国人，这才说上话了。我问，他领您来的？老太太点头说，他一听，就把我带来这了，他是你朋友？这时付小山又落回了座位，他端回来一碟不锈钢的小叉，另一只手里有个玻璃盘。
老太太向他道了谢，关切地问，年轻人，在船上跑多久了？付小山挠挠头说，跑船的话二十岁就跟我舅跑，现在这艘船也得有两年了。老太太侧过头想了一阵，说，我老伴也是二十岁出海，跟你是一个年纪。说完她开始咀嚼起嘴里的苹果片，嘴唇缓慢地蠕动着，不再讲话。等把苹果咽下去，她看了看付小山，又看了看我说，我觉着吧，在这儿听音乐还挺好，就是有股子烟味，又在船里头，闷得慌。我说，习惯了，我们这行都这么混出来的。我年纪大了。老人打了个嗝说。接着她扶着桌子站了起来。我往边上坐，再往里味就重了，发晕。她说道。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她头顶的发髻开始了颤抖，仿佛刚才的话是往自己身上施了一个咒语。于是她缓慢地捂住嘴巴，身子一点一点弯曲下去，随后突然开始了剧烈的咳嗽。这时她纤细的身躯仿佛一个水中的倒影在抖动。
付小山
把老太太送回客房已经快一点，王乐游说要回酒吧拿东西，我又陪他去了一趟，没忘记从吧台顺两个苹果回来。老太太要命的咳嗽属实把我俩都吓了一跳，我连忙跑去把船医从被窝里揪出来，让他赶紧急诊。船医一身背心，踩着拖鞋噼里啪啦地赶来时，老太太正在沙发上歇着。她已经不再咳嗽，呼吸也顺畅，只有前额蒙了一层细汗。没什么事。船医说。室内不通风，又热，晕船了。说完他从箱子里捡了两副药，拍拍屁股，又噼里啪啦地赶回去了。
你认识他们？回宿舍路上我问王乐游。谁？王乐游一愣。我说，那老两口。王乐游说，认得，见过好几次了。都是六十多岁，大连上的船。我说。听说老头子当过兵，海军。他说，是，海军军官出身，退伍了做过海员。好像是受了脚伤。到王乐游宿舍门口了，他一把攥住斑驳的把手，用肩使劲把门顶开。进来坐。他说。
送老太太回到船舱的客房时，一个老头正枕在床头上看书，书很破，没有封皮。他阅读的姿势很拘谨，两腿直挺挺地搁在被子上，如同一支合拢的圆规，不多不少地占据着双人床的一半。在我们把老太太扶到床上的过程中，他的姿势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好像对他来说，这完全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我把老太太安置好，药拿出来，叫了他一声。王乐游拍着老头的肩说，您老伴晕船，药明天早晚各一副就行。他说，行，麻烦了。这时他抬了头，将眼神从那本破书里抽出，前额的皮肤像是扇子那样折叠起来。我才认出来他是那天的老头，海军，打过越南人。我还请了他一杯茶。
穆斯林已经睡死了，沉重而不间断的鼾声令人想起中东的炮火。前段时间演出，老太太每场都来。王乐游说。她老伴也总跟一起，总坐第一排。演完还来唠两句，搞半天我们老乡，都辽宁的，就熟了。一进门，王乐游先是洗了柜子里的杯子和滤网，水往桌上的花盆里倒。盆里还是没有任何植物，跟每次我来看到的一样（也许他就是想养一盆泥巴也说不定）。
我点了支烟，没吸。愣了片晌，我说，他们有个女儿。王乐游正在调酒，嘴唇微微张开，晃着摇壶没搭话，房间里只有冰块叮泠的脆响。过了会儿他说，女儿死了。我正要朝天上吐烟，呛了一口。王乐游说，败血症，几天人就没了。女孩研究生毕业，从日本回中国，就死在船上。他说着把半杯金汤力从桌上推过来，透明的酒液洒出来一点。我转身面向窗户，把烟踩熄了问，留的日本？我以为是在蒙古。他女儿学历史的，研究生，日本哪个大学来着。王乐游说。好像就是研究的蒙古。
蒙古历史挺多的。我说。窗玻璃的反光里，王乐游刘海盖住眼睛，倚着衣柜，手插在兜里，像个中学生。老头有阿尔兹海默症。他叹了口气说。通俗点讲就是老年痴呆，女儿死十几年了，他好像还停在十几年前，记忆越来越乱。一会儿觉得女儿在日本读书，一会儿又说她在草原上做研究，成天住蒙古包里。可能是觉得好笑，我忽地哼了声，不知道为什么。王乐游闷头喝了一口，说，最近又成天讲女儿得毕业了，要去日本接她，还非坐船不可，不然不吃饭。也挺可怜……
他真是海军？我突然问。不然呢？王乐游说。他的表情看上去有点莫名其妙。嗯，行。我说。那本书我给他了。
没什么可聊的了，我一摸口袋，想起刚才还顺了两个苹果，正巧饿了。拿小刀切了一半递过去，王乐游没要。他说，最近失眠，晚上不吃东西，不然睡不着。我问，怎么了，有事？他说，没有，没什么。船上习惯了十点就睡，酒吧里下班晚，得熬——雾多久散？我吃完了苹果，把玩着手中的小刀，开始犹豫要不要再切一个。他又问，看场子感觉如何？挺好的，至少不用动。我看着刀背上的眼睛说。就往那一坐，扫视全场，冷冷的，觉得自己跟个特工似的，007看过吧。一天到处跑那不就成保安了？
大雾一夜间溃散了，坏天气像男孩的叛逆期一样，出现和离开都毫无征兆。清晨，这艘承载了四千多人的巨轮满帆航行在日本海上，阳光朝人们播下希望的种子。汽笛礼炮似地鸣响着，几个年轻水手爬上了装饰用的桅杆，兴奋地吹起了口哨。
邮轮成了一座移动的集市，所有人都一股脑往甲板上汇集起来。乘客们都走出了船舱，相互问候致意，享受着久违的阳光。摄影师的镜头擦拭一新，在人丛间轻快地游走着。一支电声乐队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表演时下的热单，强劲的低音仿佛使整个甲板都在震动。女孩们新换上了T恤和热裤，手捧冰汽水和免费的小点心，正靠在栏杆上合照。她们把扎好的头发放了下来，任凭海风把发梢的香气带到更远处。
付小山在甲板上巡逻。说是巡逻，跟闲逛也没两样。这样的场面，安保固然要紧，但他并不担心。巡逻的水手够多，有担子也落不到他头上。他想起上一次这么热闹还是起锚那天，距今已过去将近三个月。他忽然产生了一种感觉，他觉得那天就像现在一样清楚，而除此之外的每一天几乎毫无区别。两个俄罗斯人在进行吹啤酒瓶的比赛，每吹完一支，就把玻璃瓶摔碎在地上。狂热的喊声中，酒液和泡沫顺着他们的胡子淌下来，如同金色的丝绸。付小山并不准备阻拦他们，在他看来，自己没加入进去已经是最大的恪尽职守了。
眼前递来一瓶橘子汽水，他接过呷了一口，有点酸。王乐游踩在一双软底鞋上，衬衫袖子挽起，露出修长的小臂。
“终于出太阳了。”他说。他手里也拿着同样形状的玻璃瓶，不过是草莓味。“怎么，不喝你的金汤力和马天尼了？”付小山仰起头，把墨镜摘下，露出一双深黑色的凌厉的眼睛。“这样的天气就该喝橘子汽水。”他笑道。付小山说：“这天气叫人不想上班。”他的手指紧凑地敲打着玻璃瓶，眼睛盯着远处喊叫的俄罗斯人。“是啊，”王乐游说，“这样的天气，浇花倒很合适。”他说着眯起眼睛，做了一个浇水的动作。付小山问：“你花开了？”他摇摇头：“没，只是有种感觉。突然想起来，早上我倒是忘了——话说回来，多久靠岸？”“快了，”付小山看了眼时钟，“预计今天晚点。你要上去？”“找师傅修下琴，”王乐游说，“顺便到处看看，买点东西之类的。”“嗯，”付小山慢悠悠转过身，点了支烟，“日本没啥意思。”
“老两口恢复得挺好。”王乐游说。他顺着付小山的目光看过去，是那对老夫妇，大连上的船，六十多岁年纪，付小山似乎从刚刚开始就望着他们。在摄影师的指挥下，两位老人在镜头前亲密地靠在一起，做出与年龄不太相称的活泼姿态。“老头子看着还挺精神，”付小山说，“难怪当过兵。”
老人一身藏青色的水兵服，款式很老气，应该是当年部队里的制服。这装束在邮轮上不算独特，但阳光下闪烁的肩章却难免引人注目。与前天客房里麻木的神色截然不同，此刻他目光炯炯，小而深邃的眼睛里闪烁着分明的激情和快乐，仿佛一个天真的孩子的眼神，脸上的皱纹则成了他熠熠生辉的勋章。他的夫人则身着一条黑色碎花连衣裙，长度将将过膝，透出一股优雅的气质。她的面色红润，长发富有光泽，看上去并没有受到近乎晕厥的糟糕经历影响，而是比之前更加健康了。两人脸上带着从容的笑意，跟那些老电影里的场面一样，肩并着肩，不紧不慢地行走着，仿佛时间就在他们脚下缓慢地流动。偶尔有几个十来岁的孩子跑到他们跟前敬水手礼，老人则庄重地还礼。
“学学人家怎么敬礼的。”王乐游打趣道，他嘴里正嚼着剩下的碎冰块。“我正在学，”付小山说，“挺有范的，看着像个船长。”隔得远远的，他朝老人敬了一个标准的水手礼，俨然是水手对待船长的尊敬之态。夫妻俩似乎也看到了他，微笑着朝这边点头致意。
“嗯，看起来——好天气真的能让人也跟着变好，不是吗？”王乐游在阳光下把玩着空玻璃瓶，彩色的光晕在外壁上时隐时现。“太阳会把有些脏东西从身体里赶走，就跟赶走雾一样。你看见影子了吗？”他指向身后的地面说，“我们的影子都被抛在脑后了。”
傍晚的时候，离港口已经很近了。海浪在船底骚动着，夕阳正指引轮船渐渐驶入波光连成的航线之中。霞光在一片羞赧的酡红色中缓缓飘动，如同挂在船尾的旗帜。广播反复播送着下船的注意事项，提早出来的乘客已经排成密集的长队，想要最后留恋一眼即将分别的大海。负责疏散的船员们戴着水手帽，全副武装，在出口处准备就绪。
付小山和几个同事在甲板上组织秩序，黄昏时分跟上午一样拥挤，他忙着帮女士们把行李放进推车。人太多了，不可能全部安排妥当，他只能选择性地协助。可转了一圈，付小山还没看见两位老人，这不免令他感到奇怪。按照规定，六十岁以上乘客都被安排在第一批次优先离船，他们理应是排在这里的。就算找不到老太太，老头子的水兵服却很难被忽略掉。他去问过几个同事，有看见穿水兵服的老头吗？回答都是否定。
这时，队列中的人们突然遭受了一阵颠簸。好几艘巨大的平底货轮同时从邮轮旁驶过，船上满载的货物如同许多移动的小山，遮住了金色的余晖，使得甲板上人们等待的余光中掠过了一片黑暗。仅仅几秒钟温和的静默之后，汽笛猛地拉出三声长音，这只庞然大物在即将靠岸之际发出了轰然巨响，如同象鸣。右舷边骤然传来女人接二连三的惨叫声，犹如谁把防空警报拉开了。人缝里一下子冒出许多小伙子来，仿佛一群预见了灾害的老鼠在乱窜，惊愕的水手不得不追上去截停他们。令人窒息的骚乱过后，二副从驾驶台上探出头来，朝剩下的船员们歇斯底里地大喊：“快救人！”
一分钟后，船长下令，紧急封锁所有出口，入港进程即刻终止了。轮机终于发出呵气似的一声，于是这艘载着四千多人的邮轮停止了运转，不得不在原地抛锚待命。
付小山冲到船舷边时，只能看到水中一滩暗沉沉的影子。他取出望远镜，瞧见是一头鲸鱼。镜头中，死去的鲸鱼漂浮在海面上，硕大的身躯已经肿胀不堪，好像一块拦路的礁石。它的皮肤布满了刀伤般深刻的褶皱，重重地挤在一起。微弱的血沫正从喷气孔向外涌出，周围的海水仿佛油膜，覆着一层突兀的暗红色。
船长几乎是狂叫着在指挥，船员们则疲于奔命。他们穿着早已漏光了气的救生衣，湿发在脑门上滑稽地趴着，从水里跑到船上，再从船上下到水里，惊惶和疲惫在他们年轻的面孔上交替着闪现。一个穿花衬衫的人不知从哪里跃上了封锁的景观台，他端着一个塑料花盆，盆子里是一簇白色的花骨朵。几个船员则在下面焦急地喊叫和跺脚，像是在扑灭什么火似的。
甲板截然分成了两半。乘客们被驱赶到了船舷的另一端，不准靠近那堆沉重的尸体。所见之处，地面一片狼藉，上午的啤酒和碎玻璃还没来得及清理，丢弃的纸杯也随处可见。人们如同乌云般黑压压地堵在一起，彼此的声音相互堆叠，往外层层荡开，仿佛一道巨浪。他们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冲散了，正高声呼唤着自己的亲人和同伴，中间似乎还夹杂着微弱的哭声。那个声音裹在喧嚷的激流里，随时有被吞没的危险。
付小山艰难地行走在人群中间，举起手中的扩音喇叭，使尽了力气呼叫着。他觉得自己必须得找到那对老夫妇，这种感觉是忽然之间到来的，而且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一直将他推向前去。他不断拨开人流，走入声音的深处，直到感到自己被一股悲伤猝然击中。这时他转过头，看见老太太独自坐在远处的空地上，像是一座小小的孤岛，中间隔着无数破碎的玻璃瓶和酒液，仿佛要把自己和人海分割开来。
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作者信息
真实姓名：张艺腾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蜀龙大道四川音乐学院
就读高校：四川音乐学院
专业：流行器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