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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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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25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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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长思:明月照古今,感恩永相传

秋风初起,寒露微凝,天地渐入清寥之境。中元至,心绪如烟,一缕追思悄然萦怀。翻开旧照,往日重现——炊烟中的笑语、灯下的叮咛、田埂上的背影,如暖流涌上心间。花开花落,叶生叶归,生命有期,而情义长存。斯人虽逝,恩泽犹在;唯有铭记与感恩,才是对先人最深的告慰。

千年以来,中国人是否亦怀此心?让我们溯时光之流,循节日起源,走入那些月色如水的中元之夜,倾听古人的吟咏与慨叹,感受这一脉相承的文化温情。

中元节,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儒、释、道三家文化在漫长历史中交融共鸣的结晶。其根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秋尝祭祖”。《礼记·王制》有载:“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尝”即新谷初登,先献祖先,以示不忘根本、慎终追远。这一儒家孝道传统,成为中元节最古老的精神基石。 佛教传入后,七月十五因《盂兰盆经》“目连救母”的故事而被赋予慈悲报恩之意。目连借十方僧众之力超度母亲,使这一天成为孝亲与救度的重要时日。唐代武则天曾于洛阳举办盛大盂兰盆会,影响深远。 道教同样重视此日,称其为“中元地官赦罪之辰”。依“三元”之说,七月十五地官考校罪福,普度亡魂,道观于此日启建斋醮,诵经祈福。 儒家之孝、佛教之慈、道教之仪,在七月十五日交汇融合,遂成“中元”之节。自北宋起,“中元节”之名逐渐通行,祭祖、放灯、诵经、施食等习俗日益丰富,至今不绝。

中元节至唐代,已渐具文学意境与情感深度。李商隐曾作《中元作》:“绛节飘飖宫国来,中元朝拜上清回。”诗中既言道教科仪之盛,又借“温峤终虚玉镜台”之典,婉转流露人间情憾。唐人的中元,不仅是祭奠之礼,更是心灵的独白。他们于月下焚纸、默念故人,以赋诗寄情,以文字延续情义。

北宋时期,中元节更添一分旷达与清欢。范仲淹在《中元夜百花洲作》中吟道:“未到中秋先赏月,一笛吹销万里云。”虽贬居邓州,他却与友泛舟饮酒、对月高歌:“主人高歌客大醉,弗舞弗歌如老何!”中元之于宋人,不仅是孝亲之节,更是体味天地清明、珍惜当下相聚的时刻。祭之肃穆,不掩生之欢,这种既入世又超然的态度,正是北宋人精神之写照。至南宋,时局多艰,中元亦染凄清之意。陆游《新秋》诗云:“中元节物关最情”,感时伤世,忧国忧民,诗中虽带萧瑟,却不失士人风骨。

元代中元,民间习俗更显温暖多元。仇远有诗:“初秋当望夜,平楚带斜曛。华灯浮白水,老衲诵冥文。”江南水乡,家家放河灯。纸灯莲盏,浮于水面,犹如星河落人间。明清时期,中元已成为重要的岁时节日。《帝京景物略》载,百姓剪纸为衣,焚献先祖,称“送寒衣”;家家设祭,诵文跪拜,孩童提灯唱谣,寺庙普度孤魂,融孝道、慈悲与民俗于一炉。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中元节俗也在时代激荡中寻求新意。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记述绍兴中元“放河灯,看目连戏,锣鼓喧天”,虽持理性批判,亦承认其深植于民间的文化活力。周作人则于《雨天的纪念》中静思中元:“听远处梵呗,忽觉人生如梦,生死如寄。”在传统仪轨中品悟哲思,哀而不伤。 此时,已有“公祭英烈”之风渐起。学校组织学生祭扫烈士墓,诵读爱国篇章,使中元节从小家之祭走向民族大义的追念,焕发新的精神内涵。

如今的中元节,形式愈发多样,内核始终未变:感恩与纪念。有人在线献花点灯,有人入寺静心听钟,有人携幼扫墓、讲述家史,亦有人前往烈士陵园祭奠英灵。中元,既是家庭的血脉追思,也是国家对英雄的集体礼敬。我们所铭记的,不仅是一姓之先人,更是为国为民奉献生命的贤者与英魂。

中元之夜,明月高悬。河灯远逝,思念如潮;香火袅袅,温暖人间。我们蓦然领悟:生命的终结不是消失,被遗忘才是。只要仍被铭记、讲述与传承,逝者便永存于心。先人所盼,绝非后人长陷哀伤,而是望我们积极生活、力行善事、珍惜光阴、不负此生。中元节,不仅是祭奠之节,更是感恩与传承之节。它从古老的秋尝祭祖走来,融汇千年文化,至今已成为兼具传统与现代意义的节日。我们可焚香静默,亦可赏月抒怀;可追思往事,更应珍视当下。常怀感恩,践行善美,便是对前人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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