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留下的遗产

父亲离开了我们已经快40年了。他的离去很突然，那时我还不到十九岁，涉世未深，一时间觉得天都塌了，在迷迷糊糊中办完后事，躺在床上沉沉睡去30多个小时，差点没有醒过来。他走后，留给我们的遗产就是几间老屋，还有一些箩筐农具、锅碗瓢盆。随着哥嫂分家，他苦心经营的家散了。又过些年，他辛苦修建的为我们遮风挡雨地房屋垮了，剩下的只能算是屈指可数的遗物。三十多年时间一晃而过，现在还能看到的他留下来的遗物已为数不多：一根挑水的扁担、一大一小两副石磨、一张饭桌、一个《退伍证》等总计也不过十来样，而大多都在老家。随着我们搬进城里新家的只有一本相册、一个《退伍证》和一个日记本。大概是睹物思人吧，每每看到这些遗物的时候，思绪便会回到父母亲都还健在的时候场景，脑海中浮现出他们的身影，耳畔回响着曾经熟悉又许久许久未曾听见的话语。

相册和日记本是父亲五十年代在部队里，云南省组织慰问团去慰问的时候赠送的纪念品，父亲一直把存保存下来交给了我，后来尽管几次搬家，但我始终把它珍藏起来，在想念的时候翻开看看，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与父亲相处的时光。日记本是一个红色的硬壳封面，封面上“和平”两个字端庄大气，里边泛黄的纸上有父亲手写几十页日记。

父亲出生于1937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很小的时候我爷爷就病逝了，跟着我奶奶和我二大爹相依为命，一起在偏僻而又贫穷的乡村长大。1955年，还不满18岁的父亲应征光荣入伍，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父亲曾经告诉过我们，参军以后，经过短暂集训，被编入云南独立一营，在营长耿富的率领下，于1956年初进驻凉山的瓦岗、咪咕等地，参加了平息彝匪安八咡、“苏瞎子”叛乱的战斗。后来又进驻丽江、中甸，1959年参加了平息达赖集团策划的中甸、昌都等地的武装叛乱的多场战斗。在战斗中小腿和肩部被叛匪子弹打中，身负重伤，在当时的解放军医院治疗。医生曾多次劝他做截肢手术，还告诉他以后属于伤残军人，有政府供养。但在我父亲的强烈要求和坚持下，还是进行了保守治疗，保住了一条腿和一只手。退伍后，父亲转业到晋宁县的昆阳劳改农场做民警。后来，就回到农村照顾我奶奶、娶妻生子，成为一位自食其力的农民，度过了五十七年短暂的一生，也就成了我的父亲。

小时候，父亲会时常翻开相册，给我们讲讲哪一个是他，哪一个是他战友，还有连长、指导员等。相册里有一张是彩色的剧照《白毛女》和歌曲《扎红头绳》，在父亲的讲解中我们知道了喜儿、杨白劳还有那万恶的地主黄世仁。还有一张是一位藏族女人和歌曲《康定情歌》，于是在父亲的带领下，我很小就会唱这首“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相册里边的照片大多是黑白的，有三张是彩色的，父亲说那是照成黑白照片后用颜料描画的，六七十年过去了，这些照片大致还保留着当初的样子，实属珍贵。照片中大部分都是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穿着军装的半身或全身照，也有一些合影，有一张是1959年国庆节时拍的合影，战士们有的在吹笛子，有的在拉手风琴，父亲在拉着二胡，表情喜庆而愉快。父亲个子虽然不高，一米六刚出头，但是年轻时穿上军装的形象依然显得英俊威武、气宇轩昂，透露出军人特有的气质。每当他给我们讲起他的那些往事和战友之间故事的时候，眉宇间流露出异常的兴奋和自豪。我也是从那时起就特别喜欢解放军，包括一些革命题材的歌曲、电影、故事，这大概是源于父亲的影响吧。相册里边的相片越来越少了，那是因为那些年很多亲戚、邻居看过相册以后，都要向我父亲要一两张去放在自家的相册或是相框里，说是做个纪念，父亲也不便拒绝，就送出去了不少。

自打我记事起，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也不过才十多年，但是父亲却给我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印象和影响，也许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亲情，抑或耳濡目染的潜移默化，我总觉得我的父亲无所不能、铁骨柔情而又豁达开朗……

父亲是种庄稼的好手。他经常告诉我们，种庄稼你哄它一时，它就哄你一季。他经常用不知是哪里得来的八个字来讲如何种庄稼，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几个字是：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我家的承包地在同一片地中，总是长势最好的，而且父亲干活总是不慌不忙，每点种一窝玉米、每插一株秧苗都要看看行距、株距，是不是均匀平直。天干旱得严重的时候，父亲就用那根扁担去很远的地方挑水来浇苗。小的时候，我也会跟在他后边学着做，长大了也帮着做一些农活。父亲对于土地和粮食是十分重视的。在那个温饱问题还没彻底解决的年代，父亲去开荒种小米、花生、红薯、芝麻，用来填补主粮的不足。我还记得我家房梁上一大捆一大捆的花生，有时父亲就用一根长棍子挑下来炒来吃零食、炸来做菜，也会用河沙炒熟了由父亲和姐姐背到街上去卖，换回零钱来打点煤油、盐巴和买点其他生活必需品。待玉米、小麦收获完了以后，父亲也会带着我去捡一些别家遗落在地里的玉米穗和麦穗。他给我们经常讲粮食很精贵，人不怕没钱，最怕的就是饿肚子。

父亲会做很多好吃的。据他说好些手艺是他在部队里学的，有些则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他做的花生或者芝麻糖包心糯米汤圆、鲜肉韭菜饺子、手切洋芋丝、油炸麦面酥粑粑等等，在那个食物还在比较匮乏的年代，简直就是我们的山珍海味、美味佳肴。特别是逢年过节、请人帮忙干活或是有亲戚朋友来我家的时候，父亲一定会大显身手，拿出他的绝活，做上两三个拿手好菜，虽然不像现在的满桌丰盛、三盘四碗，但足以香飘满屋，让我们垂涎欲滴、食欲大增，让客人大饱口福、交口称赞。父亲还会做很多手工活，简单的木工活、砌石坎子、舂土墙拍墙、盖草房等他都会，别人家有这些活要做的时候，来请他，他也会去帮忙做，所以父亲一年360天基本没有闲过。最让大家吃惊的是父亲居然还会剪衣服、缝衣服、打布疙瘩纽子。用布票到供销社扯来几尺布，父亲就会思量着为谁做一件新衣服。找来一块门板，擦洗干净，把布铺开折好，用细绳量一量人的身体，在布上来回比画，咔嚓咔嚓几剪刀下去，再把它拼搭缝好，几天时间，一件新衣服或者一条新裤子就做好了。父亲缝的衣服针脚细密而又均匀，引得很多大婶大妈啧啧称赞。我们小时候的衣服大多是他做的，最高兴的时候也就是穿新衣服的时候了。

父亲文化不高，但却能说会道。他小的时候跟太爷爷读了两年私塾，识了一些字，又在部队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再加上他逐渐的积累学习，一般的文字、算术是难不倒他的。我家里有一本《新华字典》，是用四角号码查字法查的，父亲经常翻看、查找，很多生僻字、繁体字他都认识。我上学以后，也跟着他学着查找不认识的字，学会了不少。至今还记得父亲教给我的查字口诀：“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串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父亲很重视子女的教育，除了正确地引导我们四姊妹如何做人做事，还把我们送进学校。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大姐和我都完成了初中学业，二姐和大哥读书不行，经过多次争取无效后辍学回家务农。也正是因为我当时有了初中毕业这一个基础，后来才慢慢转变为一名教师，有了今天这份稳定的工作，这得感谢我父亲的开明、坚持还有家人的全力协助。父亲常说，“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学到的知识文化装在自己肚子里，谁也拿不走，一辈子都是自己的”……现在想来，父亲的这些当年我听不懂也不愿去多想的话，显然是有道理的。父亲最爱读的书是那一本厚厚的《毛泽东选集》，他还能一大段一大段地背诵出“毛主席语录”。由于他见过的世面多、经历的事也多，说话办事也很公道，所以邻里之间因为田边地角产生矛盾，弟兄父子之间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反目成仇等很多纠纷，都会请他去“主持公道”。“清官难断家务案”，不过只要父亲去了一通言语，便会让双方抛弃前嫌、和好如初，即使心理还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也会高姿态一点，不带在面上，慢慢消解。

父亲喜欢唱歌，也喜欢讲故事。在那个不通电，没有手机、电视甚至收音机都极少极少的年代，山村里的人很少走出大山，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父亲在部队里学会的好些歌曲经他那独具特色的嗓音唱出来，十分带劲、好听。《解放军进行曲》《志愿军战歌》《打靶归来》等几十首军营和革命歌曲，他唱得铿锵有力、清脆响亮，时常回荡在乡间小路、田野山谷。特别是我家的院子里，经常会有十来个老老少少的团转人，来听父亲唱歌，来听听他讲一些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特别是他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参与的多次剿匪战斗，把人们带入那个翻山越岭、硝烟弥漫、枪林弹雨、斗智斗勇的战争场面。讲到惊险处，在场的人很多都会微张嘴巴、屏息聆听，不时发出“啊”“啊”的惊叹声，也有人会追问“后头呢？后头又咋个样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讲过他们奉命在黑夜里摸黑急行军穿插到匪巢剿匪，战斗结束后原路返回，才发现夜里走过的路多处只容一人侧身通过，底下便是万丈悬崖，回想起夜行军的情景，很多训练有素战士都倒吸一口凉气、双脚发抖，费了好大的劲才通过这段稍有不慎就粉身碎骨的险路。还有一次，他们一个排在追击逃匪的时候，不慎进入了匪徒在密林里设下的埋伏，沿途两侧留下土匪，想等他们进去后一口吃掉。等战士们反应过来已经纵深好几公里了。还好他们的肖排长战斗经验丰富，立即组织战士们用“蛇脱壳”的战术全部顺利突围。回到营地，连长看到他们全员返回的时候，擦着眼泪说“我以为你们一个也回不来了”。父亲说的“蛇脱壳”战术就是把进去的人分为两拨，一拨打掩护，一拨悄悄撤回，然后另一拨打掩护，那一拨又往回撤，如此一段一段地突围，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保护自己。父亲讲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故事也跟他唱的歌一样，一遍又一遍，虽然已经耳熟能详，但我们依然百听不厌。

父亲是一个讲原则又近乎固执的人。从我记得事起，父亲都是个规规矩矩的人。交公粮的时候，父亲都是老早就把粮食晒得干干的，甚至有几颗霉的、烂的玉米粒都提前挑拣出来，一到时间就带着我们背去粮管所交了，从来不需要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去家里追。借的贷款还没到期就去还了。他说“还了是账，拜了是年”“人会睡觉，利息不会睡觉，早还早丢开一场事”。大队小队上的集体提留款、积累等费用也是从不拖欠。他的信条就是“不惹事，也不怕事”。别看他平时乐乐呵呵，当偶尔会有极个别人来企图威吓和压制他的时候，父亲总是很淡定地说，我是从战场上捡了半条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彝胞、藏胞都没有把我怎么样，我就想看看你的能耐。会听话的人自然知趣，不会听话的人最终也没讨到啥便宜。父亲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从不信鬼信邪，不搞封建迷信。固执的是他认为“小病不用医，大病医不好”。我们家里人有点小毛小病，最多弄点草药应付、缓解一下，慢慢就会好了。这样，一方面让我们有了较强的身体素质和免疫能力，像我长这么大吃药打针的次数寥寥无几，输液更是只有两三次。但另一方面，也让比我小的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没能存活下来，父亲也因为一次病痛没有及时就医用药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了我们永远的愧疚和无法抹去的伤痛。

父亲还告诉过我们“人活得要有骨气，做人要有志气”“有钱有势的人不要去捧，缺吃少穿的人不要去踏”“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等很多很多道理，经过几十年的人生经历，每当回想起父亲这些话语，依然如他轻声地叮咛。

父亲留下的遗产变成了几件简简单单的遗物。在家里时常能看到的就是那一本不大的相册，和那一个记录着父亲往事的日记本，还有证实着他曾经作为军人的《退伍证》。回到乡下，还能看到存放在家里的一些老物件，还有那一处父亲长眠的长满杂草的矮矮的坟头，看到浸透着父亲汗水与不知多少次走过的山路和田地。每每想起这些，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熟悉的父亲的身影或远或近，仿佛依然在冥冥之中护佑着这个他喜爱得不曾打过一次骂过一次的孩子。

父亲给我的遗产看似不多，但是他的言语、他的歌声、他的故事以及他的精神，还有流淌在我身体里的血液，包括我的身体和思想里面一些与他相近的东西，所有这些有形无形的东西，也是父亲留下的遗产。

父亲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和难以无法全面描述、领会的精神和人格，每当想起这些，我的心里总会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眼睛总会泪眼蒙眬……

愿父亲在天堂安息！您长眠，我们常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