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七十古来稀,许多往事萦绕心头,总想一一回忆。一说“搬家”,这个家,既包括我成家前的大家,也涵盖了我们三人世界的小家。说起大家的乔迁,大多源自母亲的叙述;而小家的搬迁,记忆却尤为深刻,因为前者发生在我年幼懵懂之时,后者则皆为我成家立业后的亲身经历。
1950年,父亲离开鄂州杨叶古塘老家,只身前往冶钢做工。1952年,父母成婚,两年后举家迁至黄石,这应是我家首次乔迁。彼时家中仅三口人——父母亲与大哥。据母亲回忆,他们来黄石时,全部家当不过一担箩筐。初来乍到,租住在冶钢四门路口、油条铺隔壁的一间私搭木板房,面积不过十余平方米,全家人蜗居于此。 1954年,黄石遭遇大洪水,家中不少小物件被冲走,生活更加艰难。1955年,我出生了。到1957年,家中人口增至五口,祖父母也常来小住,狭小的空间愈发拥挤。父亲在单位分得一套八啩嘴的福利房,于是将四门的房子折价转让。这是父母成家后的第二次乔迁。
八啩嘴的房子虽不宽敞,却依山傍水,坐落于磁湖岸边,东邻冶钢医院,西望黄石锻压厂,北接磁湖鲢鱼墩,对岸便是团城山。房屋面积仅二十多平方米,分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外加厨房,厕所则是公共的,需出门步行几分钟。
记忆中,老四与老五都是在这间房子里出生的。老四的出生我毫无印象,老五的降临却历历在目。那是1964年4月中旬,我九岁,黄昏时与伙伴玩捉迷藏,一位年长的哥哥突然对我说:“汉儿,你还不回去?你妈又在家给你生弟妹了!”我一头雾水,以为母亲又病了。回家时,一位四十来岁的接生婆正在忙碌,我刚想进门,却被隔壁胡阿姨拦下:“小孩不能进去。”我懵懂地站在屋外,想听听母亲的声音,却始终未听见婴儿的啼哭。
真正意识到我有了三个弟弟,是在老五大半年后。那时我十岁,四弟两岁多,特别喜欢刚出生的小弟,常摇着竹篮床哄他睡觉,有一次用力过猛,竟连床带人一起翻倒在地。
八啩嘴的居所,我们一住就是八年。1966年,父亲因“文革”受冲击,那年我十一岁,我们已搬迁至枣子山下的曹家嘴平房区。
曹家嘴的房子是青砖红瓦的砖木结构,大小两间加厨房,总面积不到三十平方米。五个兄弟中,三个大的挤在一床,冬天尤显艰难。母亲常说:“天光不醒,睡不多时。”我们贪恋温暖,不愿起床,母亲便掀开被褥,我们只能缩成一团,被迫起床。老四与老五与父母同住正房,一家七口,其乐融融。
有一年正月,小学同学来拜年,见到老四老五裹在被子里挥手道别,笑得前仰后合。
曹家嘴的房子虽有前后玻璃木窗,通风尚可,但隔音极差。我家位于横头,前排与后排相距不过四五米。记得前排右边第二家有位老人半身不遂,夜里常喊:“丑货,快把夜壶拿来!”我们常被吵醒,出门十米左右,左手边是砖砌斜坑,坑下是一片平房,沿坑边是小路,再往下是盖着预制板的阴水沟。我读中学时,这条路走了三四年。右手边平房更多,一排挨着一排,夏天家家门前洒水、搬出竹床纳凉,有的甚至支起蚊帐。冬日屋檐下常挂着尺长的冰柱,则围炉取暖,雪天孩子们打雪仗,好不热闹。
大约在1971年,我上高一,我家从平房搬至枣子山脚弹簧厂斜对面的楼房。那是一片三层或四层的青砖楼,楼栋之间有斜坡相连。我家住在二层,若以下端算则是三楼。这套房为二室一厅一厨,每层楼梯转角处设公共厕所,各家分用。我们在此居住近二十年,直至1990年。1983年我成家后,新房在黄思湾,但每逢节假日或周末,我仍常回老家居住。大哥在汉读书后留校任教,常年不归;老五读大学后也只寒暑假回来。老四1988年成家后,另有住房。实际上,这套房由父母与老三居住时间最长。
1990年,我们迁至马家嘴电影院背后的楼房,住一楼,为照顾老三腿疾,方便行动。由于此房仅父母与老三三人居住,与“乔迁记”主题关联不大,故不再赘述。
1981年,我与她正值热恋,父爱如山,为我奔波,向单位申请,终于分得一套马家嘴的新房。彼时,我正负责单位的青年工作,邀了几位小伙子,齐心协力将父母为我置办的家具、日用品及书籍等一股脑儿搬进了新居。这套房子位于七楼,我素来喜爱养花,那年秋天特意购进几盆花草,其中一钵黄色菊花开得格外灿烂,令人心旷神怡。然而房子尚未装修,便以白坯之身陪伴我度过了一个春秋,两个年头。
那时,我于黄石港上班,朝出暮归,从黄石东头奔波至西头,往返二十多公里,途中需转乘两趟公交,身心俱疲。而老伴家住黄思湾,岳母膝下仅她一人,自然希望我们婚后能守在身边,既安心又方便。于是,她提出将新房与黄思湾的旧平房对调。我虽心有不悦,但终究拗不过亲情与现实,遂弃新奔旧,迁居黄思湾东屏巷。我居前排,岳母居后排,几步之遥,确是便利有加。
其实,岳母另有私心,待我们婚后未满十年,便将房产悄然过户至女儿名下,如此一来,1993年拆迁便顺理成章。而我那套以新换旧的住房,也顺势归还父亲,由他另行安排,倒也无话可说。
岳母的旧屋为平房,曾有一日,一位“看五行的先生”路过此地,断言此房“不吉不利,不久将有血光之灾”,并愿收费化解。我素来不信鬼神,婉言谢绝,然虽未当真,心中却总有几分不快。未曾想,1992年我竟真的遭遇车祸,应了那句谶语。直到1993年旧屋拆迁,我心中的阴霾方才散去。 1993年旧房拆除,新居尚未动工,一家三口只得另寻栖身之所。托人辗转,终借得老街坊曹师傅位于黄思湾西平巷半山腰的一间小屋。彼时我车祸初愈,虽已弃拐,但重体力活已力不从心,只得请来厂里几位青年职工,帮忙将杂物搬上山坡。
结婚十年,家当虽不多,却也杂七杂八,颇为琐碎。部分重物实在难以上山,只得请父亲帮忙用车运至父母家中。最令我痛心的是,老伴趁我不备,竟将一台缝纫机随意送人,这可是当时俗称“三转一响”的家用物件之一。我曾责怪她,那毕竟是她娘家陪嫁之物,不该轻易处置。
一年后,我们从山上搬下,住进了还建楼。恰逢房产制度改革,我思忖良久,终于决定拿出多年积蓄,又四处筹款,将这套房买断。心想,至少近几年不必再乔迁了。果不其然,此后二十二年,我守着我的书斋“墨汉瓦屋”,在墨香与书卷中度过。直至2017年,将此房转手,搬入黄石港新居江泰春岸。
此次乔迁,最重的不是家具,而是我多年收藏的书籍、报刊、资料与书法作品。所有家具皆为新置,望着新居,百感交集。在这太平盛世,我这个出身寒微的书生,竟能拥有百平米的新居,实属不易,亦倍感幸福。
2025年7月23日于荟港尊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