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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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上个周末，妻子就提醒我：“快到‘烧包节’了，记得去买点儿包。”她说的“包”，就是纸钱，我们这儿的老人总说，那是通往地府的货币。
我一听，才恍惚惊觉——的确又到七月半了。翻开日历一看，中元节就在眼前。时间推着人走，不觉又是一年。
在我们这儿，老辈人都管中元节。这日子叫“烧包节”，三个字带着土腔，却比什么官名都叫得亲切、踏实。还没到正日子，红白喜事店门口就堆起金灿灿的元宝、银闪闪的纸钱，还有各色纸衣纸鞋。人们走进店里，细心挑选印着“地府银行”“冥府通用”字样的纸钞，再带上几沓黄表纸，请店家盖上朱砂印。那纸钱叠得整齐，金线银线勾着边，看上去竟有几分郑重。
说实话，对这种节日，我心里总有些排斥。倒不是不敬先人，可能因为在部队待过多年，向来对鬼神之事敬而远之。我一直觉得，清明节上山扫墓，捧一束花、除一除草，那才是实在的纪念。
但我父亲不这么想。他是个极讲究的人。中元节前三天，必沐浴更衣，饮食清淡，还将那张老八仙桌擦得锃亮。供品一般是三荤三素——鱼、肉、豆腐，再加些时令水果和糕点。摆完供品，点燃香烛，这才算开了场。最要紧的是写包封——他用毛笔蘸满朱砂，在黄纸上一笔一画工整地写下祖先的名讳，嘴里还喃喃念着：“名字不能错，写错了，祖宗收不到，可就白费心思了。”
记得小时候，我常躲在门后偷看父亲行礼。烛火摇曳之中，他躬身如弓，每一个动作都沉稳庄重，仿佛从古画里走出来的人。有一回，香烟袅袅升起时，他忽然回头：“世伢子，过来磕头。”我别扭地走上前，学着他的样子作揖，心里却嘀嘀咕咕，觉得这些都是迷信。父亲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轻声说：“不是做给鬼看的，是做给人看的。记得来处，才知道去处。”
而今，轮到我主持祭祀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竟自然而然接过这些规矩。妻子比我更熟络，晚上就备好了三样果品，把包封整整齐齐码在供桌下面，燃香敬茶，一一安置妥当。女儿在外地，打来视频问：“爸，你们烧的包，爷爷、外公、外婆真能收到吗？”我愣了一下，想起自己当年也这样问过父亲。父亲那时指着心口，说：“在这里能收到。”
暮色四合的时候，我们提着香烛纸钱去了附近的一座小庙。庙里已经来了不少人，大家轻声呼唤着祖先的称谓，一边烧纸，一边低语。我将纸包小心地放进铁桶，看火苗渐渐蹿起，吞噬那些金灿灿的元宝、厚厚的纸钱。灰烬随着热气旋转上升，恍惚之间，我好像看见父亲、爷爷、奶奶和先辈们的身影——他们正弯腰轻轻拨动纸堆，让空气流入，火烧得更旺。
“一定要烧透，”记忆中他总叮嘱，“烧一半的纸钱，到了那边就是破钱，祖宗用不了。”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明白，那些看似繁琐的规矩，藏着的都是活着的人对逝者最朴素的体贴。
旁边有一位老人，抓起一把雪白的新米，轻轻扬向夜色之中，口中低声念着：“无主孤魂，也来吃一点儿吧。”那一刻，我心里突然一暖。原来，中元节不止是一家之祭，更是一场对所有逝者的集体怀念。就像父亲说过的：“每个鬼，都曾是别人的亲人。”
是啊，明明知道纸钱终化成灰，我们仍一笔一画认真写好姓名；明明晓得水饭最终落入鱼腹，仍愿意选最白最净的米。这些看似无用的仪式，恰恰成了我们最有用的牵挂——它们让记忆有了形状，让思念有了温度。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笑盈盈地望着我。我蓦然明白了他为何如此珍视这些仪式——那并非迷信，而是中国人对先辈特有的敬重与礼仪，让人知晓自己从何处来，将向何处去。我们既不愿相信人死如灯灭，也宁愿相信另有一个世界，让生者与逝者借由香火与思念，在时光长河中相连如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