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试着喊了一嗓子

北方的风总带着砂砾的性子，刮过窗棂时呜呜地响，像谁在空荡的巷子里拉长了调子。我缩在棉被里，手机屏幕还亮着，老家二哥发来的视频截图里，母亲常坐的那张椅子空着，椅面上落了层薄灰，像蒙了层化不开的雾。

已经是深冬了。记得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天气，母亲总在拂晓前就起身，灶间的火光透过糊着旧报纸的窗，在墙上投下她弯腰添柴的影子。我蜷在暖和的被窝里，听着她用铁勺刮过锅底的刺啦声，还有粗瓷碗碰撞的轻响。等她掀帘进来，棉袄上沾着的寒气会裹着淡淡的煤烟味，往我鼻尖钻。“快起，粥要凉了。”她的声音总带着点刚醒的沙哑，却比灶膛里的火还暖。那时候，“母亲”两个字是挂在嘴边的，像檐下的冰凌，透亮，一呼一吸间就能落进对方心里。

后来去晋南工作，第一次在电话里喊“妈”，她在那头愣了愣，随即笑出了声，说：“听着咋变了调？是不是水土不服？”我握着听筒，听着电流里混着的电视声响，忽然觉得那个词被拉得很长，带着点陌生的颤音。再后来改行到施工一线搞建设，一年回不了一次家，电话里多是“嗯”“好”“知道了”，偶尔她问起“吃了吗”“冷不冷”，我总说“忙呢，先挂了”。那个词，就像旧棉袄的扣子，慢慢松了，丢了，直到某天整理衣柜，才发现衣襟早就敞着，灌了满膛的风。

前些日整理旧物，从箱底翻出个布包，里面是母亲纳的鞋底。针脚密密匝匝，像秋日田埂上的谷茬，在泛黄的灯芯绒面上排着队。我捏着那粗糙的针脚，忽然想起她坐在灯下的样子：左手捏着鞋底，右手的银针在头发里蹭两下，再猛地扎下去，线轴在膝头转着圈，发出细微的嗡鸣。那时候我总嫌她做的鞋沉，不如商店里的运动鞋轻便，现在把鞋底贴在脸颊上，硬邦邦的，却带着股阳光晒过的暖，像她掌心的温度。

就是那天，我坐在地板上，望着窗外被风卷着跑的落叶，忽然想喊一声。嘴张了张，喉咙里像堵着团棉花，气刚到胸口，就顺着眼角淌了下来。我试着再张一次嘴，声音刚要出来，又被什么东西拽了回去，只剩下肩膀在轻轻抖。

原来有些词，不是不用就忘了，是藏得太深，深得像埋在岁月里的种子，平时看不出痕迹，一遇到合适的温度，就带着疼，破土而出。那些年没说出口的惦念，那些挂了电话才想起的叮嘱，那些以为淡了的晨昏，都在这声没喊出来的呼唤里，翻涌着冒了上来。

风还在窗外跑，我把脸埋进母亲纳的鞋底，闻着那股淡淡的肥皂味，终于轻轻吐出两个字。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却在空荡的屋子里荡开，撞在墙上，又弹回来，裹着满室的寂静，落进心里最软的地方。

原来不是喊不出来，是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她放在心上，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