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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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住在城区市中心四室两厅140多平方的商品房里，练练字，看看书，写写文，让时间缓缓流过，而漫长岁月里那老家、老屋的故事常常在我心中荡起层层涟漪。
祖父祖母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他们像一直呆在洞里的田鼠，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东鲍村那间苍凉的老屋。老屋是一座两进青砖大瓦房，两道横廊，两个天井，还有门楼。这座东鲍村最高最大的瓦房是开过米厂的曾祖父杰作，顺着土垛依形就势而筑，自建了一座四平八稳、龙盘虎踞的大屋，都格局俨然，有厅堂、有天井，有横廊和厢房，称得上煊赫一时，本事超群。
生儿育女起大屋，这是一个农村男人最伟大的抱负，是他们矢志不渝的目标，也是他们“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最好告慰。农村的这些巍峨大屋，满足了过去四代同堂、五代同堂的需要，是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的象征。现如今这些大屋已经破败不堪，梁衰顶陷，有的只剩下残垣断壁，变成老鼠蜈蚣、蟋蟀们的天堂。少数残存的大屋，以及大屋中的故事，像那个时代一曲凄婉的挽歌。高门大宅越来越少，三代同堂已经罕见。
我想多说几句老屋，毕竟我在祖父祖母的老屋住到了快七岁。近百岁高龄的老屋虽然还是那么高大巍峨，但已像一个老头儿颤颤巍巍，摇摇欲坠。原来打地基筑起的高台墙面鼓凸，如一个怀胎八月的大肚婆，让人担心“她” 的肚皮随时可能爆裂并坍塌下来。一旦坍塌，我家所住的厢房阁楼就会像积木游戏一样，变成一片废墟。
老屋也曾带给过我许多快乐。人上了年纪就会长胡子，房子也一样。一到冬天，老屋厅堂墙脚的青砖就长出白硝，少的像盐末，多的地方像花，最长的“棉花”差不多有半节手指。祖父会用火笼里的火铲把白硝刮下来，再捡一块火炭碾成粉末，雪白的硝与漆黑的炭拌在一起，变成灰色的粉末，然后——请注意安全，从火笼里取出一块红火炭，战战兢兢，像黄花少女人洞房一样，又害怕又兴奋--这样的比方，现在的女孩恐怕再也感受不到了——把它丢到那些灰色粉末上，噗地一声，像《水浒传》里的洪太尉放走妖魔一样，只不过喷起来的不是一股黑气，而是一团白烟，一不小心会把眉毛燎掉，既开心又刺激。为了好看，有时把硝炭粉撒成一条弯弯曲曲的蛇，火炭丢到上面，那条蛇呼啦啦一路爆燃，烧过后地上剩下一道自痕。
那时候很少买得起鞭炮。偶尔得到一挂小鞭炮，我们这些“玩皮童”（兴化人称调皮的孩子）总能玩得花样百出。用一只口盅扣着鞭炮，随着噼噼啪啪的闷响，口盅像一只蛤蟆一样跳来跳去。或者把鞭炮拆散，一枚一枚点燃引线，待它快烧完时丢进水里，噗的一声，水面浮起一缕白烟，像一朵白花突然从水下冒出来。但那需要功夫，鞭炮丢得不早不晚，恰当其时，丢早了，引线被水浸熄，就成了哑炮:丢晚了，或在水面炸开，或炸着手指。
最好玩的是“炸地雷”，把鞭炮插在路中间的牛屎上，看到有人过来时把它点燃，躲到一旁，“敌人”越走越近，砰地一声，牛屎被炸得天女散花。我们觉得自己成了用地雷伏击日本鬼子的平原游击队，中了埋伏的大人追赶逃跑的我们，破口大骂:“哪家的野孩子，捉住打断你的腿！”
老屋天井的青砖地上长满青苔，甚至有草从砖缝里长出来，让人感觉到它不可阻挡的衰老。顽皮打闹的小孩在天井里经常摔跤，不顽皮的大人有时也摔跤，所以摔跤只是由于地滑，顽皮不顽皮不是摔跤与否的原因，因此每次摔跤大人骂我们顽皮时，我们都不服气。
麻雀在高高的屋顶瓦檐里做窝稻草像学校黑板上方恩格斯的胡须一样从瓦檐垂下。麻雀是最勤快和有志气的鸟，麻雀一点也不好吃懒做，长得像劳动人民一样朴素，不像那种只会学舌的“鹩哥”，因此没人能养熟任何一只麻雀。
在我1967年出生之前几年，麻雀们曾经被“伟大领袖”一声令下，与苍蝇、老鼠、蚊子一起划成“四害”，遭遇一场灭顶之灾。如果麻雀们写起它们的历史，相信这是最为苦难的一页，不亚于知识分子记录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祖父说起当时打麻雀时倾巢而出、分兵把守、敲锣打鼓、火光冲天、夜以继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情景，让人热血沸腾，心潮起伏，遗憾生不逢时。
这种与鸟进行的人民战争我有幸见识过一次:那天见许多人在鱼塘里围网捉鱼。大概是被人惊扰，从旁边的树林间扑愣愣飞出一只黑色的大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一只什么鸟，它越过下面捉鱼人的头顶，飞到对面的土堆上，正好有人站在土堆上，大声呼喊起来，它又掉头飞回树林中，这边要抓它的人大喊大叫，它不敢驻足，只好又往回飞。这只不知名的鸟在相隔不过百米之间，像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箱里一样，不停地飞过来飞过去。下面围网捉鱼的人也停下了活，大声呼喊加人围捕它的队伍。陷人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鸟儿被吓成了失心疯，它在空中不再左右直飞，而是在挥舞着手臂的人们头顶上方不断地转圈，像一根线拴着的悬在空中的一块黑布，它“飘呀飘呀飘呀飘呀飘在空中飞”，我“一会儿看天一会儿看你看也看不够”，终于疲于奔命，失魂落魄，填满绝望，最后肝胆俱裂，像一块石头一样直坠下来，溅起一片欢呼。
一些人说起当年农村的生态，都把它描绘成一幅山青水秀、走兽飞禽与人嬉戏的和平情景。山青水秀可能是真的，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的工厂， 没有这么多的公路、铁路和水利设施，但并不见得自觉保护环境。村里人说全国大炼钢铁时，村村起火，处处冒烟，连门把、铜钱、蚊帐钩都拿去烧成了铁水。
小时候写作文，用得最多的两个词是“烟囱林立、机器轰鸣”。我没有看到烟囱林立，但机器轰鸣的确曾让每个人欢呼雀跃。人们丝毫不觉得机器震耳欲聋的躁声刺耳，相反觉得它简直是过上美好生活的悦耳歌声。
村里过去给稻谷脱壳用碓子，碓房就在我家后面不远。碓子是农耕社会最令人缱绻的风景，它有点儿像公园里的跷跷板，不过捣稻谷可一点儿也没有跷跷板那样快乐。捣稻谷一定要两个人，一人抉着横杆，踩着碓尾，包着铁皮的碓头像马嘴一样，一下一下磕着，另一个人则不停地把稻谷拨进碓窝。
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曾经有个妇女带着婴儿去捣谷，她男人一时还没来，有个陌生人走进碓房热情地帮忙，当女人踩着碓尾时，男子抱起在一边玩耍的婴儿放到碓窝里，然后慢腾腾地把一担稻谷挑走，女人急得尿都流出来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她一松劲儿，碓头就会把小孩砸死。这故事发生在别的村子，但我总把它记成发生在我家屋后的碓房里。东鲍村后来建了一个柴油机碾米厂，每次开机，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用一柄摇杆打火，机器像一头熟睡的猪，哼哼着不愿起身，在尝试了五次或十次之后，它终于喷着响鼻被捅了刀子一样尖叫起来。人们在机器轰鸣的碾米房里咬着耳朵大声说话，在里头工作的人每天都像从面粉袋里钻出来一样，头发眉毛都白扑扑的，却从来不戴口罩。他们根本没有空气污染的概念。
那时候人与动物都有仇。“见蛇不打三分罪”，蛇惹人讨厌是因为它们藏在草丛里冷不丁地咬人，但倒霉的还有鸟、老鼠、青蛙，它们都是难得的美食。最为好玩的是套鸟。在鸟经常停留的树下，扒开一小块新土，安好鸟扣，用一只活蝼蛄做诱饵，用草梗别着它的小蛮腰，夹在毛笔杆大小的竹节上，竹节上有一个眼，轻挑着用绳子连着的机关，鸟在树上东张西望，看到了挣扎的蝼蛄，飞下来，一蹦一跳走近来--你发现鸟从来都不会踱方步吗？是不是长翅膀的动物都特别快乐？
“你怎么这样子？”鸟问。
被夹着的蝼蛄惊恐万状，拼命挣扎:“你别碰我，你千万别碰我。” 鸟凑近了几步，咽着口水——它有口水吗？自言自语:“这蝼蛄挺肥的！”它伸头一啄，啪地一道阴影，它发现自己被扣在一个簸箕状的罩子里，绝望地等待套鸟的人欢天喜地把它捉回家。
不过，像这样倒霉的鸟并不多，自由的动物都比较聪明。人们吃的最多的是老鼠。农历六七月禾熟的时候，田鼠肥得笨手笨脚。它们躲在田埂的洞里，那些洞四通八达，像河北冉庄打日本鬼子时的地道一样，有许多出口。我们在老鼠主要出人的洞口点燃稻草，用竹签往里煽烟，其他的出口都用抹着稀泥的土块儿塞死了，只留一个出口，拿着棍子严阵以待，老鼠一个一个被熏得逃出来，乱棍齐下，有时一窝可逮住好几只大老鼠。割禾时节，田野里升起了股股白烟，就是人们在抓老鼠，它是寻取美味佳肴的另类猎杀，也是劳动之余开心解乏的游戏。
把抓到的老鼠皮撕掉，脑袋和四肢剁掉，五脏六腑掏掉，用竹签把洗得干干净净的它“肝胆相照”地撑开来，洒上盐，一排排白嫩粉红地挂在墙上晾干。一鼠顶三鸡，诚哉斯言。人们平时吃不到肉，却能吃到这天下至味，不知道是应该抱怨还是感激。吃到老鼠无疑是一种福份。
老屋的厅堂是逢年过节烧香祀祖的地方。每年农历七月十四鬼节，包括搬出去的各家各户都要在老屋祀奉祖宗，你方“祀”罢我登场，连续三天厅堂里从早到晚，纸钱烧得烟雾腾腾，影影绰绰，不辨人面，各家各户轮流摆上平时不多见的鸡鸭猪肉，三碗白米饭，三杯茶，三杯酒，再点上三支香，大人小孩低头合掌请“公太婆太”们保佑，大人们一边拜一边对着空气说: “吃吧吃吧，吃了好好上路。”厅堂的地上永远是那样潮乎乎的，光着脚踩在上头，凉浸浸的从脚板沁到脑壳。拜过祖宗后，东西又原样端回各自家里，只是上头落了一层纸灰。在大人眼里，纸灰不仅一点儿不脏，还能治病。手上脚上长了疔疮，或者身上有哪儿不舒服，撮一把纸灰擦在上面，据说百病全消。
几年前，我回了一趟东鲍村。老屋的厅堂破败得面目全非，安放祖宗牌位的神龛也朽掉了一大块儿。厅堂两边墙壁各有一个白扑扑的燕子窝，像半片粗瓷碗扣在墙上，结着蜘蛛网。燕子也不回这里了。小时候总看到燕子窝里有几只饿慌的雏燕，伸长脖子吱吱喳喳乱叫，要老燕子快点儿叼虫子回来喂它们，像刚出生的孩子要下地的母亲回家喂奶。燕子那时候年年去了又回，让我对那句“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诗无师自通，领会深刻，大概晏殊家也有这样的燕子窝？但我不知道每年回来的，是不是像他所说的是前一年的燕子，如果不是，它们又怎么认得路？如果是，它们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