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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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门的大街小巷，是我童年摊开的一幅长卷。那些诸多鲜活的烟火画面依旧清晰如昨，那段啼笑皆非的童真往事仍带着温度，在时光深处里悠悠晕染。
上世纪60、70年代，生活的节奏缓慢而朴实，每一个细微的日常举动都承载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其中，稚拙可爱的孩童提着瓶子去打酱油的嬉戏情景，至今仍在记忆的深处散发着温暖的光芒。
打酱油，从前去副食店里买酱油，从不说买，都说打点酱油去。与现代网络语“打酱油”——路过而不关注的意思大相径庭。
印象中，我家巷头上的南大街副食店，进门是又高又长的水泥制柜台，柜台里面的酱油，与散酒、咸盐是放在一排上的。其中，散酒是用一个酒坛子盛着的，放在凳子上，咸盐是放在水泥制的池子里面的，而酱油是放在一口大缸里的，缸是彼时家中常用的那一份，上宽下窄，古铜色，雕了竖的纹儿，缸沿儿则是光滑没有花纹的，盖缸的大圆盖子也是木制的锅盖儿。
清晨的阳光刚刚洒在街头巷尾，主妇们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在准备饭菜之前，打酱油打醋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任务。母亲会从厨房的角落里找出那几个用了许久的玻璃瓶，瓶身或许有些磨损，标签也已模糊不清，但却承载着家庭的味道和期待。
“去打一斤酱油、半斤醋。”母亲一边说着，一边将空瓶子和几分钱的硬币递过来。
孩子们总是对打酱油打醋的事情充满好奇，家里我最积极抢着上街去打酱油。于是，街头便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双手里各提着1只瓶子的我，一路向着巷头上的南大街副食店，蹦蹦跳跳地打酱油去了。
一踏进副食店，那股浓郁的酱油和醋的香气，还糖果的甜馨便扑面而来。那糖香与酱香的气息，总是将我吸引到柜台边上，忍不住将半个身子趴在柜台上，仿佛这般，那些香气才可入到心中去。
副食店的门口总是聚集着一些人，大家互相打着招呼，谈论着家长里短。店里，售货员站在柜台后面，熟练地操作着量具，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
“打一斤酱油、半斤醋。”小个子的我，踮着脚，仰着脑袋，一边大声叫道，一边把空瓶子举过头顶。售货员弯着腰来接过瓶子，拿起一个大提子，先在酱油缸或醋缸里轻轻搅动一下，然后准确地舀出相应的量，倒入瓶中。那流淌着的酱油和醋，仿佛是生活的调味剂，缓缓注入瓶中，也注入了人们的心里。舀酱油的提子，在我们那儿副食店里叫做“墩子”，有半斤的墩子，有二两的墩子，还有三两的墩子。酱油墩子是生白铁做成的，也有的墩子是竹筒子做成的，有一个长长的提手，记忆中这提手是竹制的，比筷子粗一些，顶端做成了弯钩状，不用时便挂在缸沿上了。
酱油缸的缸沿上转着圈儿围了细铁丝，接头处拧成了一个圆形，酱油墩子便是挂在这里了。正对着挂酱油墩子的地方放了一个小盆儿，以便接着墩子上沾连的点滴酱油，别小看这每日的几滴，日子久了，便积少成多呢。
售货员在打酱油时，左手持瓶子，将塑料或者是白铁的漏斗放进瓶子里，然后根据顾客需求，用右手持相应的酱油墩子，伸进缸内，将墩子向缸里酱油中按下去，便提上满满一墩子酱油了，再快速地倒入酱油流子中，动作麻利，又不会洒一点酱油。
儿时好奇的我，则在一旁瞪大了眼睛，看着这神奇的过程，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懵懂认知。有时，我会忍不住凑近闻一闻那浓郁的味道，然后被呛得直咳嗽，引来大人们的一阵欢笑。
打好酱油和醋，我便小心翼翼地盖上瓶盖，将瓶子提在手中，仿佛提着一份珍贵的礼物。回家的路上，阳光洒在身上，瓶子里的酱油和醋随着步伐轻轻晃动，发出轻微的声响，那是生活的旋律在奏响。
回到家中，好像完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郑重地交给母亲手里，母亲将新打来的酱油和醋倒入厨房的调料罐里，饭菜的香味便在这一瞬间弥漫开来。那时候的饭菜虽然简单，却因为有了这纯正的酱油和醋的调味，变得格外美味。一家人围坐在桌旁，品尝着充满爱的饭菜，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脸上。
我五六岁的时候，一次中午红烧鱼，母亲让我拿着五分钱去打酱油和醋。反复叮嘱我：红烧鱼，打三分钱酱油二分钱醋。我边走边叨咕:“三分钱酱油二分钱醋，三分钱酱油二分钱醋……”遇到邻居吴大伯瞧见几岁小人儿手拿酱油瓶念念有词的认真样，故意逗我:“二分钱酱油三分钱醋，二分钱酱油三分钱醋……”果真，当我将酱油瓶和五分钱举到比我还高的柜台的时候，就变成“二分钱酱油三分钱醋”了。结果是红烧鱼烧出醋酸鱼，酸得不行。那时家里是很难得烧一次鱼的，再酸也都吃下去了，母亲告诫:“下次可再不能记反了！”
于是，以后再打酱油的时候，我不会出声，只默默记在心里，别人说什么绝不接茬，直至完成了任务，得了夸奖。可是平时打酱油的机会并不多，一年不过几次。只有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办年，油盐酱醋才买得勤。
有一年年底，母亲不知从哪儿听说，东城外酱厂门市部的酱油又好又便宜，不像南大街上副食店酱油那么寡淡。于是，母亲让我和姐姐一起去离家三四里的东城外酱厂门市部打酱油。我和姐姐一人提着一只瓦罐，攥着家里给的几毛钱，一路欢歌向东出发。我和姐姐打好了酱油，售货员看我们身小力薄，找了根木棍让我俩抬着回去。归程也还顺利，不过架不住路旁炒花生的诱惑，有了打酱油找下来的零钱，我们就买了两把，一路吃着返回，甭提多开心了。
正所谓乐极生悲，顾着剥花生，没有扶住肩头木棍，加之走路又没个正形，木棍从肩头滑落，瓦罐顿时摔作几瓣，酱油洒了一地。我俩傻了眼，想到可能遭到的大人的责罚，两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围着破瓦罐放声大哭。路上行人看到，纷纷劝说:别哭了，哭也哭不来酱油。时候不早了，快点回家吧！
我俩捡拾残存酱油的瓦片，一路哭着回了家。至于回来后母亲是否责罚已经记不清了，只模糊地记得那时花生的香味和眼泪的咸味。
自打我有记忆起，无论多忙多累父亲每天是要喝酒的，这成了铁打的规律。父亲喝的是散装酒，打酒，从我小时候一直打到我快奔六了。
小时候，只记得那时喝酒要打，不像现在整瓶整箱买。喝酒的是大人，可去打酒的多是半大孩子。打酒这种轻省的跑腿活轮不到大孩子，有更重的事等着他去做；太小的孩子也不会让去打酒，账算不清不说，一不小心还会把酒碗摔了，把酒洒了，岂不可惜！打酒只适合我这样六七岁半大不小的孩子。
南门舒家巷内，我和邻居陈大个、小喜子是经常被家里大人差去南大街杂货店内去打酒的三个孩子。
陈大个他爸是搬运站里拉板车的，拉那种车把特别长、车厢特别高的特制平板车。一般家用板车一次只能拉几百斤，他爸的板车一次可拉上千斤。他爸用这种专用板车从沧浪河码头拉煤炭、拉沙子，船上运来什么，他爸就拉什么。经常会看到八九个车夫组成的长蛇车阵，沿着码头向南，经过二步洋桥西侧上一个高坡，运到东面的搬运站卸下。到了桥坡上，车夫们便俯下身子，抻长脖颈，喊着号子，一步一步地往前挣。拉这样重的板车，陈大个他爸晚上不喝二两解解乏，怎么行？
小喜子他爸是弹棉花的。这活不重，但脏。他爸常年在棉花机前面续入又脏又板的棉花，几个妇女在棉花机两侧拉动摇把带动机器运转，蓬松平整的棉花便从另一侧送了出来，再用一根柳条将它打成捆，就可以拿回家做出柔软暖和的棉袄棉裤和棉被。一天下来，弹棉花的人，满头满脸都是尘土和棉絮，连眉毛和睫毛上都挂着灰色的“雪”。即使戴着双层口罩，皱纹里、鼻孔里也满是灰尘，一洗脸，满盆皆黑。干这样脏的活，小喜子他爸晚上不喝二两解解乏，怎么行？
我爸是立新米厂干的是铲米糠、扛笆斗的苦力活，常年肩上搭着一块青色相布，从车上扛起百把斤重的稻谷或小麦，送到仓库，到了仓库，沿着跳板，攒起一股劲儿，登上高高的粮囤，一耸肩头，猛地一用，粮包就稳稳地落在合适的位置，然后用青色粗布擦擦汗，接着再扛。个头矮小的老爸常常累得苦不堪言，干这样重的苦力活，我爸晚上不喝二两解解乏，怎么行？
陈大个走路慢，深一脚浅一脚的，两条腿像两条软面剂子似的，老是在路边踅来踅去。每次打酒，他总是先出家门，拿着他妈出门子时的陪嫁——一个锡酒壶。
小喜子虽然五岁以后会走路了，可到底先天不足，比我大三岁，个子还没我高。每次看到小喜子出门了，我也拿起白磁茶缸跟着出家门，不一会儿就追上了陈大个。小喜子总是最后出门，他拿着一个盐水瓶。原先是拿碗的，但经常是二两酒端到家，只剩一两，还有一次直接连碗也砸了。小喜子他姐跟在医院做护士的好友要来了空的盐水瓶，刷洗干净，让她弟给他爸打酒。黑瘦的小喜子，猴子一样跑得快，一溜烟就蹿到我们前面了。
杂货店到了。走上三个台阶，进了店内，一股混合香肥皂和油盐酱醋的味道扑面而来，我们喜欢闻这个味道，一进来都用鼻子深深地吸一口，然后来到油盐酱醋柜。酒水没有单独的柜台，大酒坛子跟酱油老醋坛子摆在一起。
大酒坛子，是瓷质的酱色，宽宽的坛口，圆圆的坛肚子，底部的宽度与坛口处是一致了。盖子是相同的材质，记得坛口处总要蒙一层塑料纸的，应是防止酒味跑散。大酒坛子大约可盛百十斤吧。放酒坛子的家把什是一个简易的木制小凳子，四条腿，在一角处放了酒墩子。酒墩子，有的地方叫酒提子，它是一种打酒的容器，也是工具，铝制的墩罐儿，竹制的提手，也有铁制的提手。酒墩子分为一两装，二两装，半斤装的，一斤装的。
记得，卖酒的是个面相温和的妇女，叫她姐姐太老，叫她阿姨又大小。当我们仨把酒壶、茶缸和盐水瓶举到高高的柜台上的时候，她总是微笑着问，都是打二两？我们齐声说“是”。她就掀开酒坛子上的软垫，一股酒香飘了过来，三个打酒的孩子又都深深地用鼻子吸了一口气。只见她不紧不慢地把漏斗放在壶、缸和瓶子口上，再从柜台上并排摆着的一斤、半斤、二两、一两的四个铁皮制成的酒端子中，拿出二两端子，从酒坛子里舀出满满的一端子酒倒人漏斗内，有时还会再添一点，然后把酒坛子盖严实。
酒一打回来，爸下酒的菜从不讲究，家里有什么现成的，就用什么下酒，蚕豆、花生、咸鸭蛋都是父亲佐酒的美味。我爸将满头满脸的糠灰洗净，坐在桌前，开始了自斟自饮。
我爸一个人执了一只白磁茶缸当酒杯，一滴子酒也舍不得泼泼洒洒，悠闲地举了茶缸独酌着；喝了一小口，真正一小口，便放下了，又拿起筷子来夹菜。因此，我爸食得很慢，大家的饭碗和筷子都已放下了，且已离座了，而我爸却还在举着茶缸，不匆不忙的喝着，一口口地品着酒。释放心中的苦闷，滋润劳作的疲劳，他深深地呷一口酒，嘴唇“滋”的一声，咂咂嘴，夹着一筷子菜，细细品酒，口舌生香，余意未尽连声说：“好酒，好酒！”，一碟卤蚕豆，一盘咸菜，一只咸鸭蛋品得津滋有味。这样的，爸从傍晚六七点喝到深夜一、二点，直至喝到鸭子生蛋，天天都是如此。
后来，喝酒的人老了，拉不动板车，弹不成棉花，也扛不动笆斗，打酒的人也大了，上班的上班，打工的打工。
再后来，我从兴化调到泰州工作，每周末回家陪伴父母外，还要惦记着去唐子酒厂打酒。然后，中午晚上还要陪爸喝上几口酒，因为，在人生的岁月里能陪着爸一起喝杯酒是多么幸福的事！
出生在60年代的那辈人，父母都是普通工厂的工薪阶层，家庭生活都很拮据，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家里五口人的收入仅靠父母共30多元的月薪养活，日子一直都过得很紧巴。
记得那年小妹生日，大清早，母亲将5毛钱和半斤粮票交到大姐手里，让她去南大街茶馆买一笼10只包子。因为小妹长得很瘦小，经常生病，又患贫血症，所以爸妈都很疼她，若是换上别人，过生日也绝不会有包子吃的。
父母一向对孩子们就抠得很紧，平时是轻易不会松口给钱买吃的。难得有这等好事，我和小妹闹着要和大姐一起去，在往常大姐准不会带着我们出去买东西的，可那天出乎意料，她好像猜有什么心事，竟然没有反对，且很爽快的答应了。
于是，我和妹妹兴高采烈，一左一右地跟在大姐后面，向南大街上的“三横子茶馆”走去。挨着茶馆有家杂货店，卖些锅碗瓢盆和针头线脑什么的，偶尔也有几本书卖。路过杂货店门口，大姐停住脚步，一次次向里张望，好像有什么东西牵了她魂似的。
我和小妹早就等不及了，连嚷带叫地把她推进茶馆。看那位慈眉善目的隔壁巷里的王师傅把10只香喷喷热腾腾的包子放进饭盒内，我和小妹都馋得直咽口水。
往回走的路上，大姐一脸的心事重重的样子，她忽然停下脚步，诡秘地说:“小弟、小妹，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难得大姐如此主动讲故事，我和小妹立刻欢天喜地。大姐会讲许多故事，平常我们求她半响，她才给讲个短的，今天主动给讲，真让我们喜出望外。
大姐讲的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我们听得十分投入，竟然把包子的香味给忘了。可是大姐只讲了半截，她说从书上看的，只有这一段，且听下回分解，只能再看一本书。这本书叫《安徒生童话故事集》（上下册），杂货店有现卖，2毛5分钱一本。于是我们都不由地回首向那家杂货店眺望，大姐说:“一笼包子五毛钱，能买上下两本呢！”
临进家门的时候，大姐提议购买童话书的计划被我们一致通过了。早饭和往常一样是蒸团熬白粥，特殊的是香喷喷的10只包子点缀。小妹生日分3只，我和大姐各2只、爸妈各1只，最后的一只又给了小妹。
吃饭时，我们姐弟妹三人眼里看着包子，嘴里喝着粥、吃着蒸团和咸菜，心里却惦记着卖火柴的小女孩。爸妈看着奇怪，但没说什么，过惯了粗茶淡饭生活的孩子，难得有份好吃的反而不舍得吃，当属正常。
饭后，我们瞒过爸妈，把包子集中起来，由大姐去退。这次大姐不让我们去了，我们便偷偷地尾随着，在一个墙角窥视。大姐还是拿着那只铝饭盒，在距茶馆还挺远的地方就开始徘徊，时而向食堂张望一眼，时而向杂货店张望一会儿。我知道她在难为情！说实话，卖出去的包子哪有退的？别说大姐了，就是躲在墙角后边的我脸都热辣辣的。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茶馆内那位慈眉善目的隔壁巷里的王师傅正在收拾准备下班。眼见大姐鼓足勇气，果敢地迈步走进茶馆。我不敢看，闭上眼睛在心里数数儿，数到一千一百多下的时候，小妹发出一阵欢呼。我睁开眼睛，看见大姐出了茶馆，正向杂货店跑去。
在那个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年代，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包子与童话是不可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