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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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故事。从呱呱坠地到两鬓染霜，人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不在远方，而在生活的点滴中，在自己经历过的那些苦难烦恼与喜乐幸福中。
我的幼年生活，虽说那时的生活很平淡，和别的孩子也一样，可比较现在的生活要有味得多，温暖得多；在当时并不感觉到有味或是温暖，可这才是真正的有味和温暖。
1967年的人间四月天，南城门外舒家巷冷家大院对面的矮小土坯房里，男孩出世最为兴奋的是我的祖父，因为是长头孙子、前几个生的尽是女孩，老古话说：“爸妈只疼断肠儿，爷奶独爱长头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给长孙起个响当当的名字。于是他自告奋勇，大包大揽地接下了这个活。可是他不识字却又不愿意放弃这个权利，为此辗转反侧，据说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大早，迷糊中祖父听到清脆悠扬的铜铃声，由远及近，到我家的院子里停了下来，祖父知道是算命先生来了。算命先生在当时是很受人们待见的职业。即使今天，一些小有发迹或自视时运不济的人，还指望着算命先生指点迷津。例如小孩择校，商界打拼，情感危机。心甘情愿地将白花花的银两流进算命先生的腰包里却无怨无悔。只是而今的算命先生多了几层神秘的披挂，头上多了几许刺眼的光环而已，不经意间实现了从算命先生向灵通人士的华丽转身。
这位算命先生是个盲人，个头不高，身着灰色长袍，稀疏的花白头发挽成一个小小的髻，窝在后脑勺上，颇有几分仙风道骨。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茶色水晶眼镜。在常人看来盲人戴眼镜岂不是多此一举，其实不然，那是他的行头——一是能遮掩其双目失明的生理缺陷，二略显斯文，三可以增加其高深莫测的神秘感。
祖父为算命先生安顿落座，斟满茶，几分虔诚地道出自己的心事，并报上孩子的生辰八字。算命先生随口而出:“羊年申时，大吉祥也。”他下意识地推了一下茶色眼镜进一步解释道，“羊者，祥也；四月，春意正浓，万物生机，草木茂盛；初十，月正满，人团圆，实实在在，十全十美。得天时，接地利，融万福于一身。羊乃食草动物，不挑食好养活。头上长角，但性情温和不好斗，自我保护能力强。放心吧，这孩子一辈子顺风顺水，平安富贵，衣食无忧。”闻之好言，祖父喜不自胜，笑得合不拢嘴。接下来算命先生五指轮番敲击，口中念念有词，金木水火，天干地支，搜肠刮肚，反复切算，过了许久报出了孩子的名字。祖父千恩万谢，奉付酬金，礼貌地将先生送走。
祖父对算命先生根据生辰八字，推算孩子一生的运势比较满意，这让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美中不足的是孩子的名字太拗口且有女孩子气。他希望男孩子的名字要威风，喊起来要响亮。虽不满意又无计可施。今年是羊年，又是满头卷发，源自羊的温软毛发特征，于是“羊儿”便成了我的乳名。在祖父看来名字虽然土了些，但寓意性格柔和、富有耐心。
前几年，我在大姑家看到一张珍藏多年的我的生日照，满头卷发，头上手脚上戴着银质佩饰，一副女孩子的模样。 据说这样男扮女装，不会引起阎王老爷的注意。听祖母说，在我周岁生日时，家中条桌上摆着许多物件，每样物件代表着长大以后可能从事的职业，如银元代表着做生意，玩具手枪代表着当兵，算盘代表着当会计，大木碗代表烧饭的伙计，毛笔代表着做文化人。这种民间习俗叫作“抓周”，它是小孩周岁时举行的一种预测前途和命运的仪式，其核心是对生命的延续和家业走向的预测，反映了家长对子女所寄托的期望，也是一种游戏活动。在场的人眼睁睁地看着我毫不犹豫地抓起一支毛笔，这招真的很灵，就这么随手一抓，笔成为我一生没有离弁的谋生工具。这或许是暗示，或许是天意。
印象中，男人留辫子是清朝独有的民俗，民国时代已经改变此陋俗。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留辫子的原因是因为民间传说“辫子留一绺，活到九十九。”父母信以为真，致使我到上小学时还留有小辨。虽然没有城里那个叫“小芳”的姑娘“辩子粗又长”，但也有筷子粗，二尺多长，成为小伙伴们的笑料，直到上小学二年级才被剪掉，去了我一块心病。
母亲只要说起我小时候的事，来了兴头。她说我脖颈上的项圈是一岁时戴上的。但我记得这个东西在脖颈里缠着，已是四五岁以后的事了。长大后我问过母亲，给我戴项圈是咋回事，她笑呵呵地说:“带那东西可有些讲究哩！”
“项圈”，是古人在孩子脖子上戴的一种装饰物。有金、银、铜、铁、玉等各种项圈，大都坠有长命锁，寓意圈住孩子、锁住生命，辟邪免灾。有钱人给孩子戴的项圈是金或玉石做的。和一般人家孩子戴的一样，我带的是银项圈，一直带到七岁才拿掉。
母亲说，我落地的时候，只有4斤重，像一个瘦猴子。迷信的奶奶那些时日里，几乎天天在祖宗牌位前祈求祖先保佑我，但那不会说话的纸牌位却对我的小病不断无可奈何。奶奶急了，颠着小脚走到东城外大街，请来了县城颇有名气的神婆。父亲备齐了一叠黄元纸，一把香，一支毛笔，一碟朱砂，一碗水，便对着我家牌位做起了神事。在烟雾缭绕中，她念念有词，手舞足蹈，请神拜药。一会儿神仙附身，便喝令仙童拿纸笔来。父亲急忙呈上纸笔，神婆即把朱砂倒在水碗里，用毛笔蘸着在黄表纸上画了起来，画满了一张黄元纸，神婆还阳了。她气喘吁吁地把黄表纸贴在我家门后的门门上方，然后说:贴上神符，妖魔鬼怪就不敢来了。
但这一纸神符，并没有管了多大用。神婆走了没有几天，我便不断地咳嗽哮喘。父母被我整了个失魂落魄。无奈之下，父亲把北大门的神汉陆先生请到了家。陆先生比东门那个神婆沉稳得多，没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看了看我的面相，便定定的坐在了我家堂屋的圈椅里，一脸正经地对父亲说:这娃难管，要给他戴个项圈，项圈上要用“贵子红”布裹住缝上，孩子长一岁，缝一层，要一直缝到十岁。还要为孩子买一把“长命锁”，锁的正面要有“长命百岁”四字，后面要有“荣华富贵”四字，坠在“项圈”下。这样，就把娃的身子圈住了，小命锁住了，以后就没事了。
这样，我满周岁的那一天，项圈就戴在了脖子上，长命锁就贴在了胸口上。戴了项圈，我并没有从此安然无恙。按照母亲的说法，五六岁以前，我就没有一天让他们安生过。
据说我三岁时，某一天，我感冒了。到南大街昭阳诊所医治，护士扎针多次，都没能命中静脉，父亲和护士吵了几句，来了一个手法娴熟的护士，说手上血管太细，只得将针扎进了我的脑门。我至今记得，我半躺在小诊所的藤椅上，翻眼看头顶晃荡的吊针管子。在诊所发药的二舅妈来了，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罐头。不多时，二舅妈买来一个菠萝罐头，摇一摇，玻璃罐里一瓣一瓣黄色的菠萝，在糖水里沉浮。我抱着罐头，继续翻眼看头顶晃荡的吊针管子。这个情节是如此深切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这件事发生时，我才四岁多——
某一天，我被送到北城外蔡家垛的外婆家，到了那里，水土不服，一连几天都是生病，还伴着发烧，连续几天下来，人也没有精神了，只剩双眼无神，呆呆地看着周围，一下子人就瘦了一圈，外婆急得烧香祈祷，会好起来的，用些土方法就好了。那时父亲被打成搞地下无线电的反革命分子，下放乡下唐子镇米厂劳动改造，母亲又在南门水泥制品厂上班，听说了这件事儿，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于是，父亲特意从唐子镇坐船回家。当爸妈看到我的那一刻，他们心疼坏了。摸着我的额头，轻轻抚摸着我，我也只是微眯着眼看了看，嘴巴干巴了几下，嘴皮都烧得干干的，然后又昏昏然然地睡下了。父亲一刻也不敢耽搁，抱着我就往大医院去，那时医院比较少，交通并不畅通，父亲抱着我，一口气跑了几里路，来到县医院。看着穿着的白大褂，我还是昏昏沉沉地睡着，爸妈在医院忙活半天，排队，挂号，开单，抽血，抽脑脊液，种种化验做下来，确定无疑了，是脑炎。
我住进病房。病房里住了六七个小孩，最大的不过十来岁，得的都是脑炎。爸妈说，那年脑炎很“流行”。陪护的大人们或坐或站，让本已拥挤的病房愈发拥挤。不久后，病房里又住进一人。十四五岁，是个大孩子了。妈说，他刚住进来那晚，病房里沉闷的气氛，被这孩子的妈妈打破了。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听，她大着嗓门说，我家儿子没事的，他爸取钱去了，家里不缺钱，我们医得起……然而，到第二天晚上，也不知道他们家的钱取来了没有，那孩子已然断气了。女人哭得声嘶力竭，孩子由沉默的父亲横抱着出门，长长的腿耷拉着，碰到门框上。妈说，她和外婆吓坏了，忙用裹被的带子将我的一只手绑在床头，生怕我的“魂灵”跟了那死孩子走。
我的病况持续恶化，日日高烧难退。退烧针打了，没什么效用，得物理退烧。然而，医院里冰块奇缺。怎么办呢，父亲只好出门买冰棒。整整一箱冰棒倾倒在我光溜溜的身上，冻得我皮肤通红，嘴唇发紫，仍然没把烧退下去。这细节，我隐约记得起来的，冰棒散发出的香甜、冷冽的气息仿佛仍升腾萦绕在周身。那是我平日里想吃又吃不到的冰棒啊。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化成水。
有天风雨交加的晚上，某种我必需的药告罄了。怎么办呢？这时候，给我治疗的医生说，北郊药库里存有这药的，需要病人家属自己去取。父亲说他去，于是医生开了单子给父亲。就这样，父亲冒着风雨往几里外的北郊药库赶去。路不近，又没路灯，通往北郊的严家小路又窄又小，坑坑洼洼的，有些路段有荆棘杂草，旁边还有碎砖瓦片，此刻父亲顶着倾盆大雨，踏着泥泞小路，一口气赶到药库取了药，父亲未作片刻停留，又冒雨赶回医院。这时，雨势越来越猛，父亲不慎被荆棘绊住，在碎砖瓦片上重重地摔了跤，父亲忍住腿子上的一阵剧痛，踉踉跄跄站了越来，又蹒跚前行。当父亲把药给了医生后，才发现自已的大腿和膝盖擦破了，血色早已浸透裤管。多年以后，爸妈讲起来，仍然提心吊胆。
我的病况，仍在不可遏止上地加重。每次挂吊针，我都浑身疼痛，痉挛成一团。爸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然而，能怎么办呢？平民百姓家的，爸妈连医学名词、药剂名称都很难记清，更不认识什么有名望的医生。
父亲每天到水房打开水，渐渐和烧水师傅熟识了。后来爸妈常常说起他，却从没说过他的名字。这位我不知名姓的烧水师傅，向父亲介绍了个人，在县城中药铺卖药的陈先生，偶尔也给人看病。病笃乱投医，父亲觉得通过“熟人”介绍的人，更值得信任吧，便托烧水师傅请陈先生来看看我。到了晚上，陈先生果然来了，望闻问切一番，开出几味中药。此后每隔一两天，陈先生便会悄悄在夜间过来。父亲拿了中药，到开水房，托烧水师傅帮忙煎药，煎了几道，浓缩成近乎糊糊状的一小碗，偷偷端到病房给我喝。之所以这么偷偷摸摸的，是因为陈先生说，不能让县医院的医生们知道。如果他们没医好的病人，让他医好了，大家今后就不好见面了。
几天后，我渐有好转之色。爸妈自然很高兴，然而，医生来了，一针下去，我又痛得全身痉挛，蜷成一只大虾。一天，医生打完针，又要从我的脖颈处抽血化验。爸妈悄悄让我喊疼。我一喊疼，爸妈就挡在我面前，不让抽血。终于，爸妈做出一个重要决断:出院。医生非常不解，说如果你们家执意出院，这小孩顶多还能活三天。三天！这两个字一再出现在爸妈的讲述里。
爸妈抱着我，毅然决然往医院外走，带我去找陈先生。 陈先生一番望闻问切，说，吃他的药，保管我一个月自己吃饭，两个月下地走路”。爸妈听了自然高兴，又不免有些狐疑。就这样，每天要煎好几次药，药渣被母亲扔到路上去，让行路人踩踏。在母亲看来，踩踏的人越多，我身上的病就能被带走越多。
药喝完了一碗还有一碗，一碗比一碗浓稠，一碗比一碗苦涩。每喝完一碗药，我会用小铜勺子喝糖水或麦乳精，多少可以甜一甜嘴。小勺在唇齿间留下一股浓重的金属味儿，让我人久不能忘却。中药的苦涩，似乎已深人了黄铜的内部。
汤药如海，药海无涯。这天中午，我不愿意喝了。喝那碗药，就如逼迫我纵身入海。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给了我一巴掌。我的鼻子涌起一股咸腥味儿。就记得这味儿。我没向爸妈求证，当初是否真的流了鼻血。本来母亲也恼我不喝药的，父亲打了我一巴掌，她又很心疼，心头被“针扎了一下”埋怨父亲怎么下手那么重。我大概是哭了吧？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一大碗中药，终究没能避开。
一个月自己吃饭，两个月下地走路。先生所说的， 一一应验。 爸妈不忿于县医院医生们对我的判决，特意带我去医院看那位医生。看到我走进医院，医生们很惊诧，"这孩子，还活着，真是命大啊！”
我走路时屁股一扭一扭的。爸妈问陈先生:“小健是后遗症？”都担心，我今后走路会像得过小儿麻痹症的人那样。陈先生让我再走几步，“没事的，针打多了，屁股疼而已。”又过了些日子，我走路正常了。 爸妈更担忧我的智力，常说，他们从没想过我读书能成器。妈说，我不到一岁就会说话了，这场大病后，我整个人都呆滞了。在他们看来，脑炎是脑子上的病，智力受损是没法避免的。就连我自己，也时常怀疑，自己记忆力的差劲，是否当归因于这病。
高考后不久，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爸妈带我去看陈先生。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县城一处僻巷开了一爿诊所。陈先生背靠着一排排中药柜，站起来打量我，问爸妈:“这就是当年那个孩子？想不到，想不到……” 病人不时来访，陈先生坐在夏末明艳的日光下，和他们慢慢地说话，慢慢地开方子。病人们似乎也不着急，说话和动作也都是慢慢的。日光在诊所对面土坯墙上慢慢地移动。我很莫名地想，我当年真的被救过来了吗？我还活着，这是真的吗？西医没治好我，中医治好了，只能说明当年小县城的西医水平实在有限，或者说，是我格外运气好，碰到了一位医术高明的中医。这样的结果，时时提醒我，活着，是多么偶然，多么珍贵。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每当人们提起“困难时期”饿肚子都苦不堪言，刻骨铭心，包括不少同龄人也深有感触，而我那时由于父母特别呵护忍让使我压根就没挨饿。为了维持家用，母亲在院子里养了几只鸡，家里每天便有了一个鸡蛋的收入。那时候的鸡是在院内外散养，也从未花钱去买过饲料。下出来的蛋的蛋黄格外好看，而且没有腥味。在记忆中，最难得、最好吃的早餐，就是妈妈早上煮的鸡蛋，白嫩嫩的蛋清、黄灿灿的蛋黄，入口即化，嫩而不腻，口腔里全是爱的味道。特别是到了立夏时节，我都会有一个线袋，装着妈妈煮的一个鸡蛋，挂在脖子上，晃悠悠的……
我小时候的生日，那时还没有生日蛋糕，但母亲总是会为我煮一个鸡蛋。生日那天，从母亲把鸡蛋放进粥锅的那一刻，我便扒在锅台边急不可耐的等着鸡蛋煮熟。待粥煮开了就迫不及待的用粥瓢在锅里来回捣腾，生怕鸡蛋突然不见了。母亲每当看到我这个举动的时候，就微笑着对我说：“别着急，今天是你的生日，没人会吃你的鸡蛋，等粥煮好了，鸡蛋里吸一些米汁才好吃也更养人，出去玩一会儿再来。”听到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就会不好意思地走开，躲在哪个角落里偷偷的看着母亲将鸡蛋捞起，只要母亲把鸡蛋捞起来放在冷水中，我便快步冲到母亲身边，伸出小手就拿那水中的鸡蛋。
这时母亲便笑着说：“小馋猫，小心烫着，再等一会儿。”巴不得鸡蛋就到嘴里去的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趁母亲不注意，快速的将水中的鸡蛋抢到手中，一会儿小手就烫得直撂，只得来回倒腾着换。每当母亲看到这些就会揾怒道，叫你别急偏不听，烫着了吧？要是为这一个鸡蛋把手烫了可就不值得了。即便是手烫痛了，我也会说不烫。其实鸡蛋在冷水里浸了一会儿，再拿出来两手之间来回倒腾多遍，差不多也就不会太烫了。吃鸡蛋时，母亲总是叮嘱我要慢慢地吃，尤其是蛋黄，要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免得被噎着了，蛋黄会噎死人的。相信小时候的小馋猫们，都会和我一样会把蛋黄一口吃下去的，当然有时候也会被噎得脖子伸得长长的，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母亲就会端来一杯水，一边轻拍我的背部，一边让我喝点水润润喉，然后嘱咐我以后千万不要这样……
幼年，就是在这种环境让人成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