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树

文/潘期武

青山作伴，躺卧在一片杉木、松树林中的爷爷，离开我们已经五个年头了。

文学形式中有种体裁，叫传记。稍微懂点刀笔的我，也想着为爷爷写传。可我知道，寥寥几笔，简单几行，亦或是几页纸片，都无法还原，一一赘述他干瘪又饱满、贫瘠又富饶，宛若一棵老树般的一生。

或许是爷爷膝下子女多，我的父亲老早就被迫分家独立的缘故。印象里，房屋隔着好一段距离的爷爷与我们共度的时光并不多。打小，我也对平日里不咋管我们几个孙娃的爷爷是有意见的。直到一个春日里，在荆棘密布的大山深处，看到爷爷在晨雾和暮色中植树造林的样子，印象才稍稍有所改变。渐渐的，也就理解，释怀了。

南方的山，说高不高，说矮也不矮，山峦叠嶂中自带云雾缭绕。春暖花开的季节，在黔东南的深山中，虽有树木、岩石，以及大大小小的荆棘丛阻挡，风却仍旧很大。山风阵阵，呼啸着从山岭掠过，卷起层层落叶，带走许多尘埃，也吹冷了一方世界。忍着前几日被毒蜂蜇伤的刺痛，身形消瘦的爷爷在陡峭的山梁上，一边挥锄挖坑，一边找土，尔后才小心翼翼地将杉树苗、松树苗种下去。仿佛间，他不是在种一棵树，而是在完成一项任务，抑或使命。这个消瘦至极，精神却仍矍铄的老头，像极了朱自清先生笔下的《背影》。不过这《背影》，不为子女，只为树。

曾经，爷爷也是个十里八乡津津乐道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推举。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盛行的年代，出勤天数高、干活质量好，读过几年私塾、能写会算的爷爷有幸被乡亲们推举，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成了乡场上吃“公家饭”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信贷员。

信贷员工作看似简单，无非是为山里的各个村落放贷、收账。然而，这份工作却是有着诸多不易：每趟往返都需要脚力不说，还常年奔波在外，甚少回家。于是乎，爷爷像《那山那人那狗》里的老邮差一样，翻山越岭、跨河过溪，到各村各寨开始了放贷、收账工作。尽管乡村的自然风光如诗如画，但肩负重担的爷爷却无意欣赏，更不敢有一丝懈怠。因为实诚心善，办事也公道，很快，爷爷就收获不少“粉丝”：老实巴交的农民都信他，也愿意把自家辛苦攒的钱交到他手里存着。更有敬他者，还时常拿出自家的米酒、腊肉，喊他一起“打平伙”。遇到他来收贷款，大家也会把实际困难说出来，想着能否宽限几天。爷爷虽不善言辞，但骨子里仍是农民的他，也实在是体谅大家的苦。顺理成章的，他就能帮则帮了……

很多时候，人也跟树木一样，有着自己的韧性。一次到农村信用合作社交款并查账的过程中，爷爷竟无意间发现了时任副主管的秘密：对方竟中饱私囊，不仅把公家的钱往自个荷包里揣，还私下放高利贷，压榨农民的血汗钱。藏不住事，也见不得黑暗，爷爷果断拒绝了对方的“拉拢”，还把这件“脏事”按正常渠道往上反映了。谁知道，等来的不是公正，而是更多的打压：自那以后，不是说爷爷信贷工作有误，就是说爷爷不合群……林林总总的屈辱，耿直的爷爷终于爆发了。一天，不再隐忍的他把时任主管和副主管大骂一通后，卷起铺盖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入公门。

故乡是所有人的退路，人的一生，不过是在离家与归家之间徘徊。好似“黄粱一梦”一般，爷爷从那个看似风光的乡场上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农民。回到家安心侍弄庄稼的爷爷想了想，人太难打交道了，还是种树吧！面对这般决定，奶奶和父亲他们都没啥说，默默同意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起初，爷爷只在自留地里种树，砍刀、锄头、斗笠、小挎包常伴他左右。后来，自留地无法满足日益壮大的植树造林需求后，他就又把目光放到了无人问津的荒山上。咨询政策允许后，开荒、育苗、挖坑、种树，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成了他的日常。“这双手，肤色如同历经沧桑的古老木料，络脉深邃而粗糙，透出一股浓浓的泥土气息。”“掌面犹如鼓皮般坚硬，老茧在每个角落都留下了印记。手指粗壮圆润，仿佛一根根历经风霜的老甘蔗。”这段生动的描绘，源自1989年8月11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散文《一双手》。细细读来，我觉得用在爱种树的爷爷身上也很贴切。每每想起，如在昨天。

为方便种树，爷爷常常一个人住在自己搭建的小木屋里。本就话不多，更不爱说话了。即便说起话来也有很浓重的鼻音，我也听得似懂非懂，所以和爷爷交流得很少。现在想来，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男人站在风中种树的姿态。重归那个寂静的山野，男人猫着腰在荒山上种树，自得其乐。风吹过树叶，树叶爆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稀薄的黄土地好像也在帮着他一起种树。

爷爷一生勤勉，除了短暂当过一段时间信贷员，一辈子就是农民，种庄稼、种树，无论经历多少艰苦磨难，仍旧坚韧，从未动摇。

清明节，寄哀思。我又想起了爱种树的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