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班尺》

我童年的记忆，是浸泡在木头香气里的。

我们村藏在黔北的大山褶子里，青瓦木屋错落着，像随意撒在山坡上的积木。而将这些“积木”稳稳连在一起的，是永顺伯伯。

永顺伯伯是村里的木匠，也是我家邻居。他家堂屋永远堆着刨花，走进去，就像踏进一个巨大的鸟巢，空气中弥漫着杉木的清香、桐油的醇厚，还有老木头在岁月里沉淀出的特殊味道。

他那时约莫五十岁，个子不高，身板却厚实得像块老榆木砧板。常年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靛蓝对襟衫，袖口和胸前总是沾着点点木屑。最特别的，是他那双眼睛——看人时总是微微眯着，仿佛在丈量尺寸；可一旦落在木头上，便陡然放出光来，精准得像他手里那根磨得发亮的鲁班尺。

小时候，我有点怕他。不只是我，村里的孩子都怕。他太安静了，安静得只剩下推刨子的“沙沙”声，以及斧凿敲击的“梆梆”声。我们在他家门口玩闹，他至多抬起头，从老花镜片后投来淡淡一瞥，我们便像受了惊的麻雀，一哄而散。

母亲总说：“永顺伯手艺好，心肠也好，就是话少了点。”

我真正领略他的手艺，是七岁那年。家里那架用了三代的老水车，在春耕前彻底散了架。父亲唉声叹气，说这老物件，怕是修不好了。永顺伯伯过来，围着那堆残破的木头转了三圈，这里摸摸，那里敲敲。

“能修。”他就说了两个字。

接下来的三天，我趴在自家窗台上，看他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他将朽坏的木料剔除，换上新的，刨子在他手中来回，木屑如雪花般飞舞。他用墨斗弹线，用凿子雕卯，那专注的神情，不像在修农具，倒像在完成一件神圣的法事。当最后一块榫头严丝合缝地嵌入卯眼，那架老水车竟奇迹般地重新立了起来，吱吱呀呀地唱起了歌，比原先更稳当。

那一刻，永顺伯伯在我眼里，仿佛庙里的神像，忽然有了撼动现实的法力。

上了小学，我才发现，永顺伯伯的“法力”无处不在。教室的门窗、我们的课桌、老师办公的桌椅，无一不出自他手。有一次，我的课桌腿松了，写字时总晃。我大着胆子去找他。他正在做一把新犁，听完我的话，放下手中的活，提起工具箱就跟我来了学校。

他蹲在课桌旁，像位老中医，这里敲敲，那里听听。然后，他从工具箱里拿出一小块薄薄的木楔，涂上一点自己熬的鱼鳔胶，用小锤轻轻敲进松动的榫眼。动作轻柔，生怕惊扰了正在上课的学生。

“好了，”他拍拍桌子，“再用十年都不会晃。”

我注意到，他的工具箱虽然老旧，里面却井然有序。长短不一的凿子、大小各异的刨刀、磨得锃亮的斧锯，都躺在自己固定的位置。那根鲁班尺，被摩挲得温润如玉，上面的星位刻度却依然清晰。

“伯伯，这是什么尺子？怎么和我们的不一样？”我好奇地问。

“鲁班尺。”他难得地多说了几句，“量门窗，量家具，也量人心。做木工活，尺寸不能差一星半点，差一点，东西就歪了。”

我似懂非懂，但觉得这话里藏着很深的道理。

进入九十年代，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像汛期的鱼，一拨拨往广东游。崭新的塑料桌椅、铁制农具涌进山村。永顺伯伯的生意，肉眼可见地淡了。

他依旧每天在他的“鸟巢”里忙碌，只是做的多是修补的零活。有人劝他：“永顺伯，现在谁还做这些老古董？不如跟儿子去城里享福。”

他摇摇头，用粗砂纸打磨着一块旧木料，头也不抬：“城里有城里的好，木头有木头的好。这些东西，它们认得我。”

他变得更沉默了，常常对着一块木料端详半天，像在跟一位即将远行的老友告别。他的背似乎更驼了，那双布满老茧和刻痕的手，也开始出现细微的颤抖。

我上高中那年，村里那座上百年历史的风雨廊桥，在一场特大暴雨中塌了一角。那是连通我们村和外面世界的要道，也是村里人歇脚、议事、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村委会开会，说请外面的工程队来，要花不少钱。

永顺伯伯抽了一夜的叶子烟，第二天一早，他找到村长，就一句话：“这桥，我来修。不要工钱，管饭就行。”

所有人都愣住了。那可不是修个桌椅板凳，那是座大桥！

他没有多解释，回家拿出了那根鲁班尺，又翻出一本页面发黄、用毛边纸订成的图谱，那上面画着各种桥梁、房屋的构造图。他召集了村里还留下的几个老把式，自己则成了总工程师。

接下来的两个月，他吃住都在桥头。我们放学路过，总看见他像个将军，指挥着众人。他按照老图谱，将坍塌部分的榫卯结构一一画出，带着大家上山选料，将一根根巨大的杉木用传统方法拼接、架设。烈日将他本就黝黑的皮肤晒得脱皮，汗水淌过他深刻的皱纹，滴在脚下的木料上。

当最后一道横梁合拢，他站在桥中央，用那根鲁班尺仔细校验着水平。夕阳给他的身影镀上一层金边，那佝偻的背，在那一刻，仿佛挺立成了桥墩。

廊桥通桥那天，全村人都来了。鞭炮声中，几位最年长的老人拉着永顺伯伯的手，眼眶湿润。他依旧没说什么，只是眯着眼，看着人们在修复一新的廊桥上来来往往，嘴角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从那以后，再没人说他做的是“过时活”。村里人看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敬重。他的家，又重新热闹起来。不是来找他做新式家具，而是来修补那些浸满时光印记的老物件——祖母的纺车、母亲的陪嫁木箱、承载着一家人记忆的老式雕花床……

他甚至开始收徒。徒弟不是别人，是村里那个父母都在外地、整天无所事事的“野孩子”小川。他说：“这孩子，眼神准，手稳，是块好料。”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回去的次数少了。每次回去，都发现永顺伯伯又老去一些。头发全白了，手抖得更厉害了，推刨子时，需要徒弟小川在一旁帮着稳住木料。但他依然坚持每天做点活，他说：“手停了，人就真的老了。”

前年秋天，母亲来电，说永顺伯伯病重。我赶回去时，他躺在床上，瘦得脱了形。那个曾经像榆木砧板一样厚实的身板，如今薄得像一张纸。

看见我，他混浊的眼睛亮了一下，吃力地指了指床头柜。

柜子上，放着那根跟随了他一辈子的鲁班尺，还有那本毛边纸的图谱。

小川红着眼眶告诉我，师傅弥留之际，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两样东西。他嘱咐小川，尺子要常用，不能生锈；图谱要收好，里面的老方法，总有一天会用得上。

“师傅说，”小川哽咽着，“木匠的尺子，量的是天地规矩，守的是世代匠心。东西旧了，道理不会旧。”

永顺伯伯走得很安详，就像一件精心打磨了一生的家具，每一个榫卯都对准了归宿，平静地回归了大地。

他的葬礼，全村人都来了。没有哀乐，只有他生前最爱听的傩戏唱腔，苍凉古朴，在山谷间回荡。人们抬着他的棺木，走过他修过的水车田埂，走过他补过的学校门窗，最后，走过那座他倾注心血修复的风雨廊桥。

桥栏上，不知是谁，放上了一把他用秃了的刨刀，几片新鲜的刨花，在风中轻轻颤动。

如今，永顺伯伯的徒弟小川，在村里开了一家“永顺木工坊”，不仅接现代的活，也专门修复老家具。他用的，还是他师傅传下的那套工具。那根鲁班尺，被他用玻璃匣子装起来，挂在工坊最显眼的位置。

去年，我们村申报传统村落，永顺伯伯修复廊桥的故事和他留下的那本图谱，成了最重要的佐证。省里来的专家捧着那本图谱，连连惊叹，说这是民间智慧的活化石。

今年清明，我带着女儿回村扫墓。特意带她去小川的木工坊看了看。女儿对那根鲁班尺很好奇，小川耐心地给她讲解上面的刻度。

“妈妈，”女儿仰起脸问我，“这个老爷爷很厉害吗？”

我看着工坊窗外。远山如黛，近水含烟，那座风雨廊桥静静伫立，桥上车来人往。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穿着靛蓝布衫、眯着眼睛打量木料的身影，听到了那单调却安稳的“沙沙”声。

“是啊，”我摸摸女儿的头，轻声说，“他很厉害。他用一辈子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就像这木头里的纹理，看着旧了，里面却藏着永远不会过时的力量和温度。”

窗外，春风拂过山野，带来万物生长的气息。永顺伯伯像一棵老树，倒下了，但他的根，却化作养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催生出了新的枝芽。那根鲁班尺量过的，何止是木头？它量过了一个匠人的良心，量过了一段厚重的岁月，也为我们后来人，标刻下了一份关于坚守与传承的、永恒的精神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