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信人

我第一次见到老周，是在1996年秋天的一个雨天。

那时我刚分配到县邮政局工作，被安排到最偏远的云岭乡邮政所锻炼。吉普车在盘山路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在山坳里看到了一排灰瓦房——那就是云岭邮政所。

所长是个黑瘦的中年人，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明天你跟老周去跑一趟邮路，熟悉熟悉情况。”

第二天清晨五点，天还没亮，我就被一阵敲门声惊醒。门外站着一个精瘦的老人，约莫六十多岁，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绿色邮包，手里提着盏马灯。

“我是老周，”他声音洪亮，“该出发了。”

就这样，我跟着老周开始了第一天的送信之旅。云岭乡辖七个行政村，分散在崇山峻岭之中，最远的村子要走整整一天山路。老周的邮路每周跑三趟，一趟两天，已经跑了三十八年。

起初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多年，就您一个人跑这条邮路？”

老周脚步不停：“以前还有个搭档，调走了。后来就我一个人，习惯了。”

山里的清晨雾气弥漫，露水打湿了裤脚。老周却如履平地，不时回头拉我一把。他的邮包看上去很沉，但我要求分担时，他总是摇头：“分量我都调好了，乱动反而累人。”

走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第一个村子。村口老槐树下已经等了几个人，见到老周都围上来。

“周师傅，有我的信吗？” “老周，我儿子汇钱来了吗？” “周伯伯，我要寄包裹。”

老周不慌不忙地放下邮包，开始分发邮件。他不用看地址，就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甚至知道谁家儿子在哪打工，谁家闺女嫁到了哪里。

有个老太太不识字，老周就蹲在树下给她读信，读完后还要代写回信。老太太说着说着哭了，说是儿子三年没回家了。老周安慰她：“快了快了，信上说年底就回来。”

离开村子时，老太太往老周包里塞了几个热乎乎的鸡蛋。老周推辞不过，收下了，但转身就从邮包里拿出一包白糖：“您血糖低，这个泡水喝。”

我这才注意到，老周的邮包除了信件报刊，还有些针头线脑、常用药品、甚至学生的作业本——都是给山里人捎带的。

中午我们在山涧边休息。老周从邮包里拿出干粮，分我一半。我忍不住问：“您这样捎带东西，不重吗？”

他咬了口馒头：“山里人出趟门不容易，能帮就帮点。”

这时我才看清他的脸：黝黑的脸上刻满皱纹，像山里的梯田，但眼睛格外明亮，看人时总是微微眯着，像是在估算距离。

下午的路更难走。有一段悬崖路，宽不足尺，下面就是百米深涧。老周让我贴壁站着，自己先过去，然后伸手来接我。碰到他的手时，我心一惊——满手都是厚厚的老茧，还有几处结痂的伤口。

“摔过吗？”我过崖后心有余悸。 “常事。”他轻描淡写，“最严重的一次摔断了腿，躺了三个月，差点把邮包丢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次他为了捡回被风吹走的信件，差点掉下悬崖。邮包捡回来了，但他摔断了三根肋骨。

傍晚到了第二个村子，村长早已等在村委。老周从邮包里取出一个密封的铁盒：“药，给刘大爷的。” 又取出一本书：“县图书馆借的，谁要看登记一下。” 最后是一叠试卷：“李老师，这是你学生的期中试卷，批改完我下周来取。”

我目瞪口呆：“这...这都是邮递员的活儿？” 老周笑笑：“山里就这样。”

那晚我们住在村小的教室里。老周点亮马灯，开始整理今天的收发记录。我注意到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各种事：谁家要办身份证了，谁家老人需要什么药，哪个学生需要学习资料...

“这些也要记？” “记性好不如烂笔头。”他说，“年纪大了，怕忘事。”

就这样，我跟老周跑了一个月邮路。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对信的态度。有的信地址不详，他就多方打听；有的信收件人搬走了，他就想方设法转递；实在送不到的信，他也会保存好，等有机会再送。

有一次，我们遇到一场暴雨，前边山路塌方。我建议原路返回，老周却看看天，说：“今天有高考录取通知书，必须送到。”

我们绕了三个小时的山路，终于把通知书送到考生手里。那个女孩激动得又哭又笑，她母亲非要留我们吃饭。老周摆摆手：“还有几家信要送。”

回去的路上，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拼命？”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年轻时收过一封信，改变了一生。知道一封信对山里人意味着什么。”

1998年长江发大水，云岭乡也遭了灾。许多道路中断，邮路彻底瘫痪。老周却坚持要进山：“这时候山里人最需要外界消息。”

所长拗不过他，派我跟着。我们拄着棍子，在泥石流冲毁的路上艰难前行。有段路完全被淹，老周把邮包顶在头上，泅水过去。信件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一点没湿。

到一个村子时，全村人都出来迎接，像是见到了救星。老周不仅送来了信，还带来了外界的灾情和救灾消息。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邮递员的意义。

进入新世纪，山里通了电话，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信件越来越少。但老周还是每周准时出发，邮包里装的东西变成了手机充电器、数码相机内存卡，甚至还有帮老人代买的药品。

2003年，老周正式退休。局里想接他去县城养老，他拒绝了，在云岭乡盖了间小屋住下。新任邮递员小陈是个小伙子，老周就自愿当向导，带着他熟悉了半年邮路。

小陈后来跟我说：“周师傅记性真好，连哪块石头松动都知道。”

退休后的老周闲不住，在路口开了个小卖部，顺便帮人收寄信件。山里人还是习惯找他，他就用塑料袋把信装好，等小陈来时捎走。

2008年汶川地震，云岭震感强烈。老周第一时间冲出屋子，不是抢救财物，而是把几十年来的邮路记录本一摞摞抱到空地。这些本子记录着山里每户人家的变迁，他说是“云岭的记忆”。

最让我动容的是2010年夏天。那时我已经调回县局，突然接到老周电话，说有个重要包裹一定要我亲自送去山里。我赶去一看，原来是套崭新的校服——山里孩子小娟考上了县一中，老周特意订做的。

“孩子明天开学，一定要送到。”老周很着急。 我看看天，乌云密布：“明天送去不行吗？” “答应孩子今天到的。”他坚持。

我只好冒雨进山。到小娟家时，她正站在门口望眼欲穿。看到校服，高兴得跳起来。她母亲告诉我，老周答应这事一个月了，特意量了尺寸去县城订做。

回去时雨更大，我摔了好几跤。但想到老周三十八年在这条路上摔过无数次，忽然觉得这点苦不算什么。

2015年，老周病了，是肺癌。医生说和常年爬山劳累有关。山里人知道后，轮流来看他，小卖部门口常常排起长队。

有个中年汉子握着老周的手说：“周师傅，要不是您当年连续三天送信通知，我娘的手术就耽误了。” 有个妇女带着孩子来：“快叫周爷爷，当年妈妈高考录取通知书就是周爷爷冒雨送来的。” 最远的村子派了代表，走了整整一天路，就为看老周一眼。

老周说话已经吃力，但还惦记着：“老王家的药该取了...小陈明天来收信...”

他走的那天，云岭下了那年第一场雪。七村百姓自发凑钱，给他立了块碑，就在邮路开始的岔路口。碑文很简单：“邮路人生——周永信师傅。”

下葬时，小陈把老周的旧邮包放在棺木里：“师傅说，包在人在。” 我还放了一叠空白信封和邮票：“让他永远有信可送。”

如今云岭乡已经通了公路，邮递员也骑上了摩托车。但老周走过的邮路还在，经常有老人带着孩子去走一走，讲讲当年的故事。

小陈后来成了邮政所的所长，他继承了老周的习惯——邮包里总装着些常用药和针线。他说：“周师傅教我的，邮递员送的不只是信。”

去年秋天，我重走老周当年的邮路。在山顶休息时，遇见一个放羊的老人。听说我是老周的同事，老人激动地说：“周师傅是好人啊！那年我儿子失踪，是他帮我一路打听，最后在省城找到了。”

老人指着远处的山峦：“这些山，每一条路都认识老周。”

是的，三十八年，两万多里山路，老周用脚步丈量了大山，用生命连接了山里山外。他送出的不止是信件，更是希望、温暖和牵挂。

有时我会想，到底是什么支撑一个人三十八年如一日地行走在崎岖山路上？现在明白了，是老周常说的一句话：“山里人等着呢。”

等着家书，等着希望，等着外面的世界。而老周，就是那个送来等待的人。

如今每当我看到穿绿色制服的邮递员，总会想起老周背着邮包在山路上跋涉的身影。夕阳西下，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仿佛要把整座山拥入怀中。

而他的脚步声，和着林间的鸟鸣、山涧的水声，永远回荡在云岭的群山之间，成为一首无言的歌。

那首歌里，有一个邮递员一生的坚持，有一座大山的记忆，更有无数等待与希望的故事。

就像他在最后一本邮路记录上写的那行字： “山高路远，信达人心。——周永信 2003年退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