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槐树下

我们村口有棵老槐树，据说有三百年了。树干要三个大人才能合抱，树冠如云，遮天蔽日。树下总是坐着一个老人，大家都叫他槐爷。

槐爷不是我们本家，村里人却都这么称呼他。打我记事起，他就在那棵老槐树下。夏天乘凉，冬天晒太阳，雨天就撑把破旧的油纸伞，仿佛那棵树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或者说，他是那棵树生长出来的精灵。

槐爷个子不高，背微驼，脸上布满了沟壑般的皱纹，像是被岁月的犁铧深耕过。他的手很大，指节突出，手心结满了厚厚的老茧，那是一双劳动人民的手，即使后来不再劳作，那印记也永不褪去。他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膝盖上总是放着一块磨得发亮的怀表，虽然村里人都有手机看时间，他还是习惯性地每隔一会儿就打开表盖看一眼，再轻轻合上。

“槐爷，几点了？”路过的村人常这样问。 槐爷慢慢举起怀表，眯起眼睛：“日头还高着呢，慌什么。”

我小时候怕他。别的孩子都敢凑近听他讲故事，我却只敢远远地望着。母亲说，槐爷年轻时是村里最好的木匠，能做最精细的木工活。谁家结婚都要请他打家具，那些家具经久耐用，能用好几代人。然而命运弄人，他的独子却在一次意外中早逝，儿媳改嫁，只留下一个襁褓中的孙女小满，由槐爷一手带大。

“槐爷的手能化腐朽为神奇。”父亲曾对我说，“一块普通的木头到了他手里，能变成会唱歌的百灵鸟。”

可我从未见过槐爷做木工活。自我认识他起，他的手就只做两件事：抚摸那块怀表，和抚摸老槐树的树干。

小满姐比我大五岁，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常常放学后跑到槐树下，挽着槐爷的胳膊说悄悄话，那时槐爷脸上的皱纹会舒展开来，像是被春风吹过的土地。村里人都说，小满是槐爷活下去的全部理由。

我上初一那年，小满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那是我们村里第一个考上首都名校的孩子，全村人都来祝贺。槐爷没多说话，只是那天的烟斗熄了又点，点了又熄。

送小满姐去火车站的那天，槐爷穿了件新做的蓝布衫，扣子扣得一丝不苟。在站台上，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木盒递给小满姐。小满打开，里面是一只精致的木雕百灵鸟，翅膀微微张开，仿佛下一秒就会振翅高飞。

“爷爷...”小满姐的眼圈红了。 槐爷摆摆手：“走吧，车要开了。”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看见槐爷转过身去，抬手抹了把脸。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槐爷的背影显得如此单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小满姐走后，槐爷还是在老槐树下坐着，只是沉默了许多。他膝上的怀表被擦得更亮了，每天傍晚五点，他会准时打开表盖，望着村口的那条路——那是小满姐离去的方向。

“槐爷，等小满电话呢？”村里人知道，小满姐每周这个时间会来电话。 槐爷只是点点头，眼睛不离开村口的方向。

村里的第一部公用电话就安在老槐树旁的小卖部里。每次电话铃响，槐爷会猛地抬起头，若是小满的电话，店主就会出来喊他。槐爷接电话时总是站得笔直，一只手紧握着听筒，另一只手不自觉地摩挲着电话线，仿佛这样就能离孙女近一些。

“都好...都好...不用惦记...”我常听见他这样对着话筒说，脸上的皱纹柔和得像夕阳下的水波。

那年暑假，小满姐没有回来，她说在北京找了份家教工作，挣下学期的生活费。槐爷没说什么，只是那天在老槐树下坐到很晚，烟斗的火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

第二天，我发现槐爷的工具箱打开了。那是口沉重的樟木箱子，放在他家墙角多年，我以为里面早就空了。可现在，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雕刻工具，锉刀、凿子、刻刀，每一件都擦得锃亮。

“槐爷，您要做木工了？”我大着胆子问。 槐爷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中有我读不懂的情绪。“手生了，练练。”

从此，槐爷的生活多了一件事：雕刻。他仍然每天坐在老槐树下，但手里多了块木头和刻刀。他的动作很慢，手有些抖，最初刻出来的东西粗糙不成形。但他不气馁，日复一日地刻着，刨花在他脚边堆成了小山。

村里人好奇地围观看他刻什么，槐爷从不解释。有人猜是给孙女的礼物，有人笑他老了闲着没事干。槐爷充耳不闻，只是专注地对付手中的木头，那双粗糙的大手与精细的刻刀似乎不太相称，却又奇异地和谐。

我初中毕业那年，槐爷的雕刻已经十分精美了。他能刻出展翅的雄鹰、嬉戏的松鼠、含苞的荷花，每一件都栩栩如生。村里的孩子都喜欢围着他看，有时他会把一些小动物雕刻送给孩子，这时他脸上会露出难得的笑容。

“槐爷，您的手艺没丢啊！”父亲赞叹道。 槐爷摇摇头：“差远了，手抖，眼也花了。”

只有我知道，槐爷每天雕刻到很晚。我晚自习回家，总能看到他家窗口的灯光亮着，映照出一个佝偻的身影正伏案工作。那画面莫名让我心酸，又让我感动。

高二那年，村里传来消息：小满姐要出国了。她考取了奖学金，要去美国读研究生。全村都轰动了，出了个留学生，这是村里从未有过的荣耀。

小满姐回来的那天，槐爷特意理了发，换了崭新的蓝布衫。他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不像往常那样坐着，而是站得笔直，望着远处开来的汽车。

小满姐变了，变得时尚洋气，说着普通话，偶尔夹几个英文单词。但她看见槐爷的瞬间，眼泪就掉了下来，又变回了那个挽着爷爷胳膊撒娇的小女孩。

那几天，槐爷家总是传来笑声。小满姐给槐爷带了很多礼物，最贵的是一件羊毛大衣。槐爷试穿时显得很不自在，但还是笑着说“好，真好”。

小满姐走的前一晚，槐爷终于拿出了他准备了四年的礼物——一套精心雕刻的木雕，是我们村的全景：老槐树、石桥、流水、人家，甚至连树下坐着的人都栩栩如生。

小满姐抚摸着那套木雕，哭得说不出话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槐爷这些年的坚持：他把对孙女的思念，一凿一凿地刻进了木头里。

第二天送别时，槐爷没有去火车站。他说老了，经不起折腾，就在村口送送吧。小满姐上车前，槐爷从怀里掏出那块一直带在身边的怀表，塞进孙女手里。

“爷爷，这不行，这是您的...”小满姐推辞着。 槐爷握住她的手：“爷爷用不着了，你带着，别忘了时间，别忘了家。”

汽车开远了，槐爷还站在原地。那天他在老槐树下坐了很久，直到夜幕降临。我陪在他身边，不知该说什么安慰的话。

“孩子，”槐爷突然开口，声音沙哑，“你知道为什么我总坐在这棵树下吗？” 我摇摇头。 “树有根，人也有根。”槐爷抚摸着老槐树粗糙的树皮，“小满飞得再高再远，根还在这里。我守着这棵树，就是守着她的根。”

那一刻，我忽然懂得了槐爷的坚守与深情。

小满姐出国后，槐爷的雕刻更勤了。他说要趁还能看得见、手还能动，多留下些东西。村里人逐渐意识到槐爷手艺的价值，有人开始收藏他的作品，甚至城里人也慕名而来。槐爷来者不拒，但有一个条件：每卖出一件，买主必须答应他一个要求——拍张照片给他，告诉他那件木雕被放在哪里。

“我想知道它们都去了什么地方，”槐爷对我说，“说不定有一天，小满也能看见呢。”

我上大学那年，槐爷的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了。他的手抖得更厉害，眼睛也几乎看不清细活。但他仍然每天坐在老槐树下，摸索着雕刻。他说手里没活儿，心里就空落落的。

有时我会坐在他身边，帮他打磨雕刻好的作品。槐爷的话多了起来，给我讲他年轻时的故事，讲他如何走南闯北做木工，如何与槐奶奶相识，如何失去儿子又抚养孙女。那些故事平淡却深沉，就像他雕刻的木头纹理，一层层都是岁月的印记。

“人啊，就像这木头，”槐爷抚摸着手中的一块檀木，“要经过千刀万凿，才能成器。”

大二暑假，我回村发现槐爷病倒了。他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唯独那双眼睛依然清亮。村里轮流派人照顾他，他总是不好意思地道歉，说给大家添麻烦了。

小满姐从美国赶回来时，槐爷已经说不出话了。他只是紧紧抓着孙女的手，眼睛望着窗外的那棵老槐树。小满姐泣不成声，从包里拿出那块怀表，放在爷爷手心。

槐爷走得很安详，是在一个清晨。阳光透过老槐树的枝叶，照在他平静的脸上，像是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边。村里人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老槐树下，“让我守着这棵树，等孩子们回来。”

整理槐爷的遗物时，我们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了一口大箱子。打开后，所有人都惊呆了——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近百件木雕，每一件底下都压着一张纸条：

“给小满孩子的周岁礼物” “给小满结婚的礼物” “给小满三十岁的生日礼物” “给小满四十岁的生日礼物” ......

槐爷早已为孙女的整个人生，准备好了礼物。

小满姐抱着那箱礼物，哭得不能自已。后来她说，那一刻她明白了什么是爱——爱就是即使我不在你身边，也会守护你一辈子。

如今，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树下少了那个雕刻的老人，却多了一段传奇。村里人还是喜欢在树下乘凉聊天，孩子们在树下嬉戏玩耍。有时我会坐在槐爷常坐的位置，感受穿过树叶的阳光和微风，仿佛还能看见那个穿着蓝布衫的老人，正专注地雕刻着手中的木头。

槐爷留下的不只是精美的木雕，更是一种精神：无论生活给予什么，都要像老槐树一样，扎根土地，向阳生长；无论遭遇什么，都要保持人的尊严和体面，用心中的爱和手中的技艺，温暖自己也温暖他人。

昨天，我收到小满姐从美国寄来的信。信里说，她女儿去年考上了哈佛大学，临走时带走了槐爷雕刻的那只百灵鸟。“我要让爷爷的爱，继续陪伴下一代人飞翔。”小满姐写道。

随信附了一张照片：一个阳光明媚的房间里，槐爷雕刻的老槐树摆放在书桌正中央，树下那个小小的老人雕像被阳光温柔地笼罩着。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

“根在这里，爱永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