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花衬衫

淡淡的荷塘漂浮着几缕浅浅的月光，吊脚楼的屋檐挂着几丝清风的回响。

  鸟虫缩进巢穴，猫狗蜷在墙角。一抬眼的工夫，暗淡的月光已躲进了云层中央。山中的深夜陷入寂静，只有母亲所在的台半间还亮着煤油灯。

那光，黄晕晕的，从门板的缝隙里砸了出来。我赤着脚，踩在凉浸浸的地楼上，蹑手蹑脚地凑近门缝——母亲正拿着那件她只穿过一次的花衬衫，翻来覆去地打量。

她的手很慢，慢得像在抚摸一段舍不得收尾的时光。然后，她把衬衫铺展在布案上，比画了几下，便拿起剪刀。剪刀张开，合拢，布帛没有对抗。它乖乖地配合着她一针一线地穿缝。针尖扎下去，拔出来，再扎下去。煤油灯的火苗跟着她的动作轻轻摇晃，把她的影子投在板壁上，忽大忽小，像一个沉默的、不断鞠躬的人。

尽管我已经很小心了，母亲还是发现了动静。

“是凡娃子吗？”她没有抬头。

“母儿，是我。”我推开房门。

“你不去找周公，瞌睡虫不见啦？明天考试要早起，赶忙去睡。”她手上的针线一下也没停。

“母儿，您要当裁缝，卖衣服啊？”

“当啥子裁缝又卖啥子衣服哦，给你做一件新衣裳穿！”

“给我穿？”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又低下头去。那笑很淡，淡得像煤油灯在墙上画出的那一圈光晕。

我转身关上房门。躺在床上，毫无睡意。那是一件印着细碎花朵的衬衫，花朵的颜色我说不上来，只记得在煤油灯下看时，像是春天的山坡被揉碎了，洒在布面上。可那是女人的衣裳。八岁的我，早已开始在意这些了。

那几天，父亲出门做牛生意去了。母亲一个人照顾着我们一大家子的饮食起居，喂猪放牛，还有三炊柴火和十几亩地的庄稼。披星戴月地在田间地头和厨房之间来回奔波，忙得连顿足稍坐的时间也没有。就连为我缝制一件衬衫的时间，也是牺牲掉彻夜的睡眠，硬生生挤出来的。

这件花衬衫，是一件少有的的确良布料做出来的。母亲很是珍惜，她去县城看病穿过一次，洗净晾干之后，就被叠进了朱红色的大木箱子里。

那箱子是母亲出阁时的嫁妆，任何时候打开，都有一股淡淡的香味。被叠进这口箱子的衣服，母亲只会在赶集或走亲戚时才穿。能从箱子里取出一件最新的来改做成我的衣服，可见，我的考试在母亲心里比任何“大场合”都更重要。

我隐约能听着隔壁台半间里针线穿过布帛的声音。那声音细密而均匀，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虫子在啃噬着黑夜。我开始在心里盘算：明天能不能把衬衫穿在里面，外面再套一件外套？可那是六月天。能不能到了学校就脱下来，塞进书包里？可母亲说过，新衣裳要穿一整天才有好运气。

我在盘算中睡着了。梦里，那些花一朵一朵地从衬衫上走了下来，排着队，穿过操场，走进教室，所有人都扭头来看。我想喊它们回来，却发不出声音。

许是睡意太沉，或是梦境太深，三次鸡鸣都没能听见。直到母亲叫我，我才蹭地坐起来，匆匆穿上衣服，冲出房门。天没大亮。成群的鸡鸭正在院子里抢食着母亲撒下的谷子，叽叽喳喳的，把清晨啄得七零八落。

洗漱完毕，端起母亲准备的早餐，狼吞虎咽。母亲将她亲手做的、刚出炉的火烧馍装好，放在桌上。那馍冒着热气，还有些烫手。她又从房中取出那件连夜缝制的新衬衫，让我换上。她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圈微微发青，可捧着衬衫的手却很稳，稳得像捧着一件瓷器。

我放下饭碗，盯着那件衬衫。在拂晓的青灰色光线里，那些花朵比昨夜煤油灯下看到的更加鲜艳——是清晰可辨的兰花，像是刚从山坡上摘下来，还带着露珠。可它们开错了地方。它们应该开在山坡上，开在女人的衣襟上，而不是开在一个八岁男孩的身上。

“快穿上，别迟到了。”母亲把衬衫递到我面前，温和地说。

我没有伸手去接，而是抱有一丝侥幸地试探着。

“母儿，”我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这衣裳……是女生穿的。”

空气忽然安静了下来。鸡鸭不叫了，连清晨的风都停了。

我偷偷抬眼看去。母亲托举衬衫的手还抻在半空中。她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然后，她把手慢慢收了回去，把衬衫抱在胸前，两眼直愣愣地看着那些花朵。她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要把衬衫收起来了。

“凡娃子，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你们姐弟多，你爹爹做生意还没回来，放了假就给你买件新的。这件衣裳，是母儿最好的衣裳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没有泪，可那眼神比流泪更让我心疼。那是一种我从未在母亲脸上见过的表情——不是生气，不是伤心，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怕被拒绝的期待。

“你穿上，好不好？”

我忽然觉得喉咙里堵了一块石头。我勉强伸手接过衬衫，欲推还就地穿上了。

母亲退后两步，端详了一会儿，满意地点了点头：“走吧，好好考，别粗心。”

“考试您就不用操心了。再不济，也会考个第一名的。”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莫要翘尾巴。”

“母儿真厉害！您都不用尺子量，随便一裁剪都刚刚好，裁缝祖师爷轩辕黄帝也没您这手艺！”

“我的眼睛每天都在量你们的尺寸，哪个母亲还不知道娃儿穿多大的衣服？赶紧走吧，我要上坡了。”

说罢，母亲拿起镰刀，背上背篓出了门。她的背影消失在晨光里，被山路的拐弯处一口一口地吞没。我怀揣着莫名的酸楚，飞也似地一路狂奔到了大龙村小学。一如既往，我还是最早到校的那一个。

很快，随着同学们陆陆续续进了教室，个个精神抖擞。喜欢读书的人都知道，期末考试是检验一学期学得扎不扎实的机会，也是获得表扬与奖状的机会。不太喜欢读书的也清楚，在街场上的喜神中心小学考试，不仅是漫长暑假放飞自我的开始，更是可以趁着考试间隙在集市上买零食的契机。可谓各有各的快乐。

“快看！老凡穿花衣裳！”我知道自己的快乐在这一刻就要结束了。

那是一位很喜欢开玩笑的同学。他嗓门大得像一面锣，一声喊出来，班里的人都扭过头来看我。我赶忙埋头，不愿听，不敢看，感觉那些目光像无数根针，扎在那些花朵上。

“哈哈，男生穿花衣裳，不害臊！”

“那是他姐的吧？也许是他娘的！”

笑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像夏天的洪水，把我淹没。霎时间，我的脸像是被火烤了一样，羞红得滚烫。

我想把它脱下来，可总不能光膀子吧。我想跑，可两腿像灌了铅一样沉。我无力反驳，他们说的是真的。

正当我御辱无计，遁地无门时，那位带头嘲笑我的同学身上的补丁让我看到了曙光。

可我从小接受的家教是：“勿以衣食论贫富，须于学问较高低。”

既然我不能以补丁为矛，那便用学习实力反攻。想到这里，骨骼中窜出一股力量，好像要冲出肌肉似的。

我忽地站了起来，对着那几个嘲笑的同学大声呵斥：“你们连书都读不明白，咋个好意思嘲笑我呢？”

我的话音刚落，装满整个教室那洪水般的嘲笑声瞬间退了潮，接着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而这一次是嘲笑他们的。

我有些得意地望去，那几个同学惹到我，也算是自取其辱了。他们气得直瞪瞪地看着我，眼珠子滴溜溜地鼓着，肺都要炸了，愣是一句话也蹦不出来。

好巧不巧，老师来了。

点名，集合，出发。老师让我用竹笛伴奏，同学们跟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笛声、歌声在山谷中来来回回地撞击着。我们沿山而下，涉水跨河，穿街过场，很快就到了喜神中心小学。

进入考场时，一张张陌生的脸上好像都长出了一双好奇而又讽刺的眼睛。脸上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讥讽。

与早晨在教室不同，这里是考场，没人敢大声喧哗。任凭那些异样的目光落在我的花衬衫上也是静止的。

坐在靠窗的位置，讽刺的暗嘲正悄无声息地一刀刀割着我。有声可以还击，无声只好挨着。就连监考老师的目光也在我的身上停了一瞬，才又移开。

那次考试，我虽不记得任何一道题目，但也确实没遇到任何不会的。我每一场都匆匆答完，第一个交卷。我只想快点回家，把这件衬衫脱下来，一分钟也不想多待。

我虽不畏惧有声的戏弄，却非常害怕无声的嘲讽。我不想因此而继续引人注目。

考完试，我没有和同学们一起逛街。急忙告诉老师，自己要先走。得到应允后，我一个人沿着家的方向一路疯跑，跑到半山腰的时候，我快速地将纽扣解开，把衬衫扯了下来，揉成一团，重重地摔在地上，正想大喊一声，又怕被人听见。便捡起衬衫塞进了书包的最底层，又无奈地取出来，穿在身上。

回到家，母亲还没有收工。我把那件衬衫从书包里掏出来，扔进了台半间的箱子里。它落下去的时候，我依稀能听到一声轻微的叹息，像一个人在黑暗中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从此，这件花衬衫再也没上过我的身。母亲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不再穿。她只是在那天回来，打开箱子看了一眼被我揉成了爆米花一样的衬衫，然后轻轻合上。

就是这一件衬衫，成了我三十八年以来穿过的最珍贵的衣服。母亲穿过一次，我穿过一次。一次是她的青春，一次是我的童年。两次之后，便被重新压进了岁月的箱底。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母亲对着案板切菜。我站在她身后，看见她抬手去够柜顶上的盐罐，袖口滑下来，露出一截手腕。那手腕比记忆中细了许多，骨节突出，皮肤薄得能看见青色的血管。

我忽然想起那件花衬衫，想起她曾经用这双手，一夜之间把一件女人的衣裳改成了儿子的新衣。我想开口问她还记不记得那件衬衫，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正忙着往锅里撒盐，什么也没有察觉。

那件衬衫还在母亲心里吗？

那口朱红大木箱子又装了些什么呢？

她那珍贵的青春与我那不羁的童年之间的裂缝是否已经缝合了？

我不得而知。但我笃定，那件花衬衫上的褶皱，一定早已被她亲手抚平。

她什么也没有说。

母亲这一生也没有再说过。

她没有说过那件衬衫是她最好的衣裳，没有说过她一夜没睡，没有说过我考完试不穿那件衬衫她有多难过。她只是用眼睛量着我们的尺寸，用针线缝补着我们的生活，用沉默吞咽着所有的委屈。

其实，我小时候应该算是一个既懂事又不懂事的孩子。自从经历了花衬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顶撞过母亲了。开始变得理解她，好像越来越懂她了。

可幸福的岁月是细碎而短暂的，我尝试着以笔为针，以记忆为线，可任我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将那些美好的时光碎片缝补起来。

就算是到了今日今时，母亲三度中风，失语，半身不遂，生活已无法自理。她真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也无计可施。

我坐在她的床边，握着她的手，那只手曾经飞针走线，如今一动不动，呆滞得像枯萎的树枝。我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想说那件花衬衫，想说对不起，想说您是最好的母儿。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母亲这一生不是“什么也没有说”。她说了一辈子，只是从来没有用嘴。

我多想再穿一次那件花衬衫，哪怕就一次。穿上它，走到母亲面前，让她看看，那些花朵还在开着。

毕竟那衬衫上有缝补的岁月，有年轻的母亲，有一个还能说话的夜晚。

而那件衬衫，早已不知去向。

就像那个八岁的我，和那个三十九岁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