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味道》
贴饼子
家住平房那阵儿,我还是个孩子。为了方便母亲做饭,巧手的父亲就在我家门首西侧的高台上,用捡拾来的旧砖头盘了一个灶台。灶台很大,中间嵌了一口十几斤重的八印大铁锅。灶台的烟道也是用废砖砌的,位于灶台的后面,烟道不高,是四方形的。做饭时烟道上坐上把洋铁壶,还可以同时烧开水,您说这灶台设计的巧妙吧!灶台左侧是一只半旧的木制风箱,由一个铁皮圆筒与炉灶相联,“咕哒、咕哒"拉动风箱能起到通风助燃的作用。
灶台上的铁锅既大又沉,一般都是固定在灶台上的,所以涮起锅来就很不方便,用水也很多。水缸的位置往往都与灶台挨的很近,这样做饭取水就比较方便。
灶台的燃料一般是干树枝、劈柴、玉米秸和高梁秆。做饭时是需要一个整人坐在灶前续柴添火的。这活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何时添柴,如何能让火势均匀,还要一边拉风箱一边用拨火棍拨弄灶膛里柴火,以使柴草燃烧充分,不致于浪费来之不易的柴火。一顿饭下来,烧火之人往往弄的灰头土脸的,小时候这种露脸的活我是没少干了。
大锅头蒸出来的馒头格外好吃,蒸得后,还没掀笼,馒头特有的面香味就透过笼屉的缝隙涌了出来,等到锅盖掀开,一股热气扑面而来,一个个又白又大的馒头泛着油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看了让人馋涎欲滴,恨不能马上抓起一个狼呑虎咽地塞进肚里。
那时我最爱吃的是贴饼子,将玉米面、黄豆面和白面按一定的比例掺在一起和成面团,揪成一个一个的面剂儿,将每一个面剂儿揉成椭圆形,按扁后整齐地码放在高梁杆编的盖帘上,让面醒上一醒。在锅里添上适量清水,用火柴点燃灶膛里的柴火,将锅水烧热。先在锅沿内侧靠上口处的四周抹上一层豆油,防止粘锅。再趁势将盖帘上的面剂一一贴在抹了油的锅壁上,盖上蒸笼,拉动风箱,续足柴草,用大火烧开,待蒸气上来后再用小火煨上十几分钟便可出锅了。
刚出锅的贴饼子,金黄松软还带着一股特有清香味,靠锅的一面结有一层焦黄的饹馇(ge zha),把饹馇趁热揭下来稍待冷却后再吃,一咬,嘎嘣脆,那叫一个美!吃过一回,一辈子都忘不了。
摊煎饼
我家有个大铁鏊子,年龄比我的岁数还大,那是母亲年轻时摊煎饼使的,已经好多年不用了,搬了好几次家都没舍得处理掉。每当看到它,眼前总会浮现出母亲给我们摊煎饼时的情景。
煎饼,是我国北方地区传统主食之一,起源于山东,尤以泰安煎饼为最。旧时多由粗粮制作,将玉米、高粱等杂粮经清水充分浸泡后,碾磨成糊状,摊烙在鏊子上成圆形而成,烙成的煎饼可厚可薄,方便叠层,口感筋道,耐饥饿撑时候,还便于长时间存储。
母亲祖居泰安,土生土长,喜欢吃煎饼更擅长摊煎饼。很小的时候母亲的父母就亡故了,两个年幼的弟弟(我舅舅)就是靠我母亲摊的煎饼养大的。据母亲说,泰安解放前夕,她还给游击队送过自己摊的煎饼和亲手缝制的鞋袜呢。嫁到济南后,摊煎饼的手艺一直也未搁下。记得我们小时候,母亲每周都会给我们摊些煎饼以改善生活。
我家住在南门外的圩子墙根下,是靠街的三间平房,没有院落。家门口对面是济南二中的南墙,墙下有我家的柴火垛,一年四季随用随捡,从未见少。其中的树枝、树皮和芦苇是家人平时在附近捡拾的,而干草则是我和伙伴们到千佛山下拔来的,这些都成了母亲摊煎饼的主要燃料。
糊(方言读hù)子,是头天晚上准备好的,经过一晚上的发酵,摊出的煎饼口感上甜中带点微酸,也被称作“酸煎饼”,吃起来特别可口。
母亲总是天不亮便起床,在离我家柴垛不远的地方,找一平整避风的所在,支上鏊子,生上火,待鏊子受热均匀后就可以开始摊制了。每一张煎饼摊制前都需在鏊子上抹上一层薄薄的豆油,以防止煎饼粘在鏊子上。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母亲当时摊煎饼的样子:左手舀一勺糊子,“呲剌”一声倾在鏊子中央,右手迅速旋转竹耙将糊子在鏊子上推平摊匀,微一定型,便用薄刀顺鏊沿将煎饼铲起寸许,继而用双手将煎饼从鏊子上整个揭将下来铺放在旁边的盖帘上。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利落极了。摊好的煎饼要趁热叠将起来,以防干了掉渣,浪费粮食,要知道,那时候家家的口粮本就不够吃的。
母亲摊的煎饼又薄又脆,香甜可口,正像蒲松龄先生在其《煎饼赋》中所描写的那样“圆如望月,大如铜钲,薄似剡溪之纸,色似黄鹤之翎……,味松酥而爽口,香四散而远飘”,倘能趁热食之,不用就着任何东西就可轻松吃上两三个,若是再能剥棵大葱蘸上些甜面酱卷着吃,那就更美了。
有时邻居也会央求母亲帮忙摊上一些,印象里母亲从未拒绝过,总是热心地满足邻居们的要求。我从记事起就知道母亲的人缘是我们那一片最好的。
我们姊弟四个,都是吃着母亲摊的煎饼长大的,直到我们陆续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家里的生活条件才慢慢好起来,母亲才不再摊煎饼了。
这些年来,走南闯北,尝遍了各地的山珍海味,最使我难忘的还是小时候母亲亲手摊的粗粮煎饼。
蝎子爪
二月二的炒黄豆在我们这儿称之为“蝎子爪”。至于为什么叫“蝎子爪”,则没有人能说的清楚。只是听老辈人说:“吃了蝎子爪,蝎子不用打”。换句话说,吃了二月二这天的炒黄豆,一年都不会被蝎子蜇。至于这种说法是否科学准确,就无从考证了。
我小时候,家里虽然很穷,但这些老理儿,我母亲还是很重视的。二月二的头几天就开始着手准备做“蝎子爪”的原料。托人用大米换回几斤东北黄豆,挑洗干净后用清水浸泡在一个搪瓷盆里。水是要每天更换的,以防止豆子发霉变酸。等到黄豆吸饱水分变胖变大后,加入适量食盐,这样泡制黄豆比较容易入味。待到盐味被豆子充分吸收后,滤去剩余的水分,用竹笊篱将泡好的黄豆摊铺到几个高粱杆编的盖帘上。按照母亲的吩咐,我们几个孩子将盖帘搬至太阳能晒的着地方进行晾晒。这样搬出搬进的要好几天黄豆才能彻底干透,要是不巧遇到连阴天那可就麻烦啦。
豆子准备好后就开始准备豆棋了:将适量的面粉倒入面盆中,掺入浸泡好的老面(作用类似酵母)加上适量的白糖(我们那时为图省钱加的是糖精)和一勺花生油,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还可以再磕进两个鸡蛋,这样更富有营养,口感也会更好些。用清水和面,将面团充分揉匀,和至软硬适度后置于案板醒上半小时,俗称醒面,主要目的是为了让面团进行二次发酵。将醒好的面再次揉和,用檊面杖擀成盆口大小厚薄均匀的圆形面叶,先用厨刀将面片切成一根根宽约一厘米的面条,再改刀将宽面条斜切成边长一厘米左右的菱形块。做完这些工作,还要像晾晒黄豆那般进行晾晒,直到干透。这样炒蝎子爪的前期准备工作就算是告以段落了。
盼啊昐啊,终于盼来了二月初二,这天一大早,母亲就将院中的小煤炉生上火,炉口上坐上一口旧铁锅。锅内放入小半锅经过淘洗的细细的黄沙。随着炉火的升温,锅内的沙子开始变热。残存的水分也慢慢地蒸发掉了。这时便可将已经晾晒好的豆子、豆棋下锅了。母亲围上围裙,站在炉前,手持一把炒菜用的铲子利落地在锅里翻炒着,我们几个孩子围在炉边,将脖颈伸的老长,两眼直勾勾地紧盯着铁锅里的豆子,不停地搓着双手,急切地等待着豆子出锅。还不时地咽着口水,恨不能立时伸出小手去锅中抓上一把出来解解馋。豆子豆棋经过黄沙的炙烤慢慢变黄,一股大豆的清香混着面香随着袅袅的蒸气渐渐地散发开来,钻入每个孩子的鼻孔里,嗅之令人食指大动。
终于等来豆子出锅了,母亲将炉火熄灭,把热锅端到地下使之慢慢降温。又找来了一个尺半大的铁筛子将黄沙筛将出去,筛子内只留下了金黄色的豆棋和圆圆的黄豆,这就是我要说的“蝎子爪”了。母亲将豆子、豆棋倒进一个柳条箥箩里,双手端着箥箩边缘轻轻摇晃着,让滚烫的豆子豆棋尽快凉下来,生怕我们性急烫伤了舌头。
开始分“蝎子爪”了,母亲一把一把地将炒好的黄豆、豆棋装入我们的口袋里,同时也将母爱和童年的幸福一起装了进去。
坐在院门口的石头台阶上,和小伙伴们“咯嘣咯嘣”地吃着“蝎子爪”,吃得满嘴留香。调皮的孩子还将黄豆拋向空中,仰起脸用嘴去接,相互比谁接的准、接的多,那份童真令人难忘。吃得美了,还哼唱上几句那时的儿歌助兴,真真惬意极啦。那种无忧无虑的幸福至今仍萦绕在我脑海里。
喝面叶
北方人大都喜欢吃面,干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创制了许多面的吃法,各种烹制方法也都十分讲究,可真应了孔夫子的那句话“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我从小就爱吃面,可那时候每个人所分配的细粮(面粉)计划很少,每人每月不足十斤,其他的皆为粗粮。因而能吃上顿白面馒头就不错了,更甭提吃面了。
那时吃的大都是鲜面,挂面很少有卖的,也比较贵,一般人家吃不起。买鲜面要拿粮本去粮店购买,那是要扣细粮计划的。
我们那片的粮店在街东头,是由解放前的一座寺庙改建的。院子挺大,西向开门,东、北两面的房间用于储备粮食,正南的大殿对外营业。大殿非常高大宽敞,柱子和房梁全是一搂多粗的独木制成的,地面铺着两尺见方的石材,年深日久,石材被磨的油光锃亮。进门的门槛很高,老人和孩子进出都非常费劲。殿中清凉幽暗,即使夏季也不觉得太热。
进粮店先要排队写本(相当于今天的开票),买啥粮食都要写在粮本上,当然要买的都是要在计划内的,粮店严格照章办事,决不会通融。买米买面要从家中自带布口袋,买面条则不需要,将粮本从中间一分,将面条置于其上,两手托着一会儿就到家了。
我家吃面都是母亲亲手和面亲手擀。母亲心灵手巧,会做各种面食,这也是逼出来的,谁让她幼失怙恃又是家里的老大呢。和好了面,擀成锅盖大的薄面皮,洒上点干面粉,防止粘连。再将面皮双向折叠,横向用刀切成细丝,抖开一晾,面条就成了。无论是做呛锅面、清汤面、打卤面、还是蒸面、烩面、拌面、炒面、捞面都非常好吃。
有时母亲和面时会多和一点,剩下的擀成面皮,用擀面杖卷起后摊到盖帘上。晾干后用手掰成大小不等的面叶,切好葱沫和青蒜沫放到大碗里加点盐用开水冲开,一股浓洌的香味便散发开来,煮好面叶,用笊篱捞将出来,倒入事先准备好的大碗里,再滴上点香油,一碗香喷喷的清汤面叶就做好了。拿双筷子,搬个小凳,坐在树荫下,手捧面碗,风卷残云般呑进肚里,都不带嚼的,吃过让人齿颊留香,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