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怕

               别怕

那个冬夜，我们在外与宾客宴饮。席间，客人起身向我们一家敬酒，“两位教师，一对双胞胎女儿——真真幸福啊！”他语气诚恳，满眼羡慕。父亲笑着，母亲笑着，妹妹亦笑着，我心底却没来由地染上一丝苦涩。

幸福？真真幸福？

我们笑着将杯子碰在一起，发出叮叮当当的曼陀铃琴声。牛油汤底沸腾翻滚，白雾腾起，扑到镜片上，眼前顿时迷蒙缥缈——回忆像走马灯一样上演：

关于我的童年，是母亲，妹妹和乡下一所四十平不到的小房子。母亲独自顶着奶奶和外婆的刁难，带大了我和妹妹。她只告诉别人双胞胎难得带，她没说她白天上课，晚上跑医院守着我输液；没说她从那时起开始睡眠浅，神经衰弱；没说她一个月就瘦到八十斤……她什么都没说，她什么都不说。如果说美丽漂亮是女人的财富，我自私地剥夺了它们，甚至拿走了母亲的健康。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在贫困的大山里，母亲是我的老师。铁轨里的燧石是我的笔，水泥地是我的纸，路边的广告牌是我的生字本——就这样，母亲亲手养大了我的梦想，于是梦想长出翅膀，飞过峻岭，飞过崇山。

母亲去上晚自习了，小小的我和妹妹相互搀扶着，哭着，到处找妈妈。终于，那一次，在月光下，我们找到了披着月光的母亲。母亲笑着，塞了颗糖在我嘴里。

她说：“别怕。”

我尝过冬天最净的蜂蜜的甜，尝过蛋糕最外层糖霜的甜，可它们都像是抄袭，抄袭着妈妈手里那颗糖的甜，我童年罕有的甜。

长大后，在将晕倒的母亲送到医院后，我与大夫的对话中，我才知道为什么母亲总是随身带着糖。因为你是低血糖的母亲唯一的救命药啊。我忽又想到那夜的月明星稀，回忆是苦的，只有糖是甜的。我绕树三余匝，只有母亲伸出了可依枝。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总告诉我“别怕”，母亲半掩着笑，给我讲着父亲的故事。当年母亲高考以年级第一的成绩报考了专科师范，因为信息差啊，埋没了母亲的光辉。但在最黑暗的时候，父亲像所有拯救公主的骑士出现了，只不过他没有挥刀厮杀，他只是轻轻告诉她：“别怕，我们专升本。”

关于父亲的故事就从他们青涩的恋爱开始了。父亲工作的地方又远又冷，车要开上五个小时，雪可以累到十厘米深。他们说南方的孩子对雪有着执念，可每当想到父亲在雪地留下的一串厚脚印，我只有心疼。一次与父亲同事的聚会中，他们笑称父亲车技一流，可我只想到了无数个风雪日，他开着笨重的面包车在盘曲的山路漂移。而这场以性命为赌注的博弈，奖品只是一堆磨损的车胎防滑链和给女儿买的两大袋零食。他甚至连一块小面包都舍不得吃。

可父亲是个沉默，不善言辞的人。他从未告诉我。

后来父亲调任，我也跟着迁户口，转学。可是没有老师愿意收两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拉第平均分。父亲让我和妹妹先去一边玩着，我在拐角处转头，看到我顶天立地的父亲，我那曾经不可一世的父亲，我那风华正茂的父亲，跪在别人面前，连脊背都弯了下去。我涰着泪花，咽下所以别人的瞧不起，满脑子只有一句话：你该长大了。

晚上，父亲应酬到很晚，醉醺醺地回到出租屋。我哭着：“爸爸你别喝了。”他抱着我们姐妹俩，哽咽着说着：“别怕”“别怕。”他反复念着，循环着，重复着，只有那两个字——别怕，直到最后模糊得只剩下呜呜的哭声。从那以后，父亲戒了酒。如果说烟和酒是男人的快乐，我自私地剥夺了本就不抽烟的父亲的快乐，甚至拿走了父亲的尊严。

父亲戒酒以后第一次破戒，是2018年的中秋节。我们一家刚买了新房——那是我十多年来第一个家，一个不用搬来搬去的家，一个不是只有爸爸或只有妈妈的家。那也是我从小到大过的第一个团圆的中秋。我们一家坐在阳台，看着漆黑的天，举杯痛饮。那年的中秋没有没有团圆的月亮，因为地下的我们正团圆。那时，我是天下最幸福的人——真真幸福!

于是，我从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我从村小学，到县初中，再到市高中——我不怕。我们一家人都不怕。我们还要一起走好久好久，一起走好远好远，我们不怕……

我借口身体不舒服，不礼貌地提前离席了。

独自走在街上，街边餐馆里的人们照旧相遇，照旧离别；照旧红光满面，照旧觥筹交错。路灯间隔有些远了，于是我从明走到暗，从暗走到明。我在哪？我在哪也不是的场所正中央，任由泪水肆意挥洒。

突然，我身上多了件风衣。追上来的妹妹温温地喃语：

“别怕。”

天突然下起了小雪。

我难记起上一次雪是何时了，许久未下这样的新雪了。我们拥抱在人声鼎沸处，拥抱在未雨绸缪时。我们热泪盈眶，在寒冷冬夜的无名大街上……

漆黑的夜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