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健
网站用户
一
那个铁皮饼干盒，更像是一艘沉船的残骸，在我几乎遗忘掉的那个下午，被我从祖父遗物那口巨大的樟木箱子底打捞上来。那箱子本身就是一件沉默的古董，一只囚禁了近一个世纪光阴的巨兽，它散发出的气味——樟脑丸的辛辣早已被岁月磨去棱角，与陈年木料的沉静底蕴混合在一起——有一种能让心跳和墙上挂钟的秒针一同放缓的魔力。我得像个蹩脚的探险家，把大半个身子都探进去，在层层叠叠、触感粗糙如砂纸的旧军毯，以及几件早已褪色到无法辨认其本是蓝是灰的中山装底下，我的指尖，才终于触碰到它那冰凉、粗糙、带着颗粒感的边缘。
它曾经是时髦的。苏格兰风格的红绿格子，一种在那个黑白灰为主色调的年代里显得格外扎眼，甚至有些轻佻的图案。如今，那些鲜亮的漆皮早已被时光这头无声的兽，啃噬得七零八落，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骨，像一位昔日贵妇饱经风霜后松弛衰老的皮肤，褶子里藏着说不尽的往事。我用指甲，像抠一块顽固的伤疤一样，去抠那已经锈死的盒盖。伴随着一声沉闷而尖锐，仿佛骨头折断般的“嘎吱——”声，一股被囚禁了太久的、混杂着铁锈、旧纸张和某种不知名干草的气味，像一头终于挣脱牢笼的困兽，猛地扑面而来。那气味里没有丝毫江南梅雨季的湿润霉腐，只有一种被华北平原的烈日与燥风彻底风干、碾成粉末的往事味道，干燥得几乎呛人，直钻鼻腔，瞬间就能勾起一种莫名的、属于黄土地的乡愁。
几张照片蜷缩在盒角，像被遗弃在窗台上、早已僵硬死去的蝉蜕，脆弱得仿佛一碰就会碎裂成齑粉。
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用两根手指把它们从那铁锈的巢穴里“请”了出来。指尖能清晰地感觉到相纸因脱水而产生的脆性，那是一种稍一用力就会留下永久性伤害的质感。
其中一张，是祖父。
照片已经泛出那种只有漫长时光才能浸染出的、沉静得近乎悲悯的昏黄色调。他穿着一身看不出具体颜色的戎装，或许是灰，或许是土黄，但在那个只剩下光与影的黑白世界里，那只是一团深色的、紧紧包裹着年轻身体的布料。然而，他的身姿，笔挺得像一杆刚刚用油布擦拭过的三八大盖，既有枪管的冷硬金属光泽，又有枪托的温润木实质感。肩章上的星徽早已在岁月的侵蚀下模糊成一团混沌的亮色，军帽宽大的帽檐投下一片浓重的阴影，恰好遮住了他的眉骨，却也因此，让那双眼睛显得愈发惊人。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
隔着近八十年的时间薄雾，那对眸子依旧像是刚刚在磨刀石上磨砺过，又在冰冷的井水中淬了火的刀尖，带着一股要把这薄薄的相纸戳穿的劲儿。锋利，明亮，却又在那种锐气之下，深藏着一种超越了年龄的、仿佛已经看透了生死轮回的沉寂。那里面没有一个二十岁青年本该有的迷茫、轻狂，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少年意气，只有一种已经整理好行装、准备好随时迎接任何命运的决绝。那种决绝里，甚至带着一丝……是的，我后来才想明白，那是一丝微笑的影子，极淡，却极肯定，仿佛在说：来吧，我准备好了。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后是两行用蘸水钢笔写下的字，是我从小看到大的、祖父那手瘦硬如铁丝、每一笔都像是用刻刀划出来的字迹。墨迹已经微微晕开，像被清晨的露水打湿的蝶翅，边缘模糊，但字骨尚在，还能勉强辨认：
“民国三十二年，秋，摄于易县狼牙山下”。
底下还有一个签名，潦草，却力透纸背：“石头”。
石头。
这个名字像一颗被遗忘在河滩里多年的石子，突然被人捡起，投进了我记忆的深潭，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那是他的小名，一个除了奶奶在偶尔气急败坏时会脱口而出外，几乎再也无人提起过的名字。一个属于过去的、粗粝的、沾着泥土芬芳的名字。
易县。狼牙山。
这两个地名，于我而言，从来不是地图上冰冷孤立的坐标。它们是一种比胎记更深刻的烙印，是我童年记忆的起点，是我整个精神世界里一座沉默而雄伟的圣殿。那座圣殿的大门上，永远镌刻着祖父那张年轻的、坚毅得让人心疼的脸。
二
我童年记忆里，关于“清明”和“七七事变纪念日”这两个日子的画面，既不是墓碑前缭绕的青烟，也不是历史课本里用加粗黑体字印刷的冰冷事件。它们是一连串具体而微小的感官碎片，是听觉、嗅觉、触觉的交响。
是祖父那根枣木拐杖笃、笃、笃敲击在山路碎石上的声音。沉闷，执拗，带着一种不容置疑，也无法商量的节奏，像一架老旧的节拍器，为我们爷孙俩的攀登设定了唯一的、不容更改的韵律。
是他粗重的喘息，像一架老旧得快要散架的风箱，呼哧，呼哧。尤其是在后半程，他几乎是把整个上半身的重量都压在那根拐杖上，每一声喘息，都仿佛在与整座太行山的重力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拔河。
他的腿脚早就利索不了。那条在孟良崮还是哪里被弹片削掉一小块肉的左腿，一到阴雨天就疼得钻心，像有无数只蚂蚁在骨头缝里啃噬。可他坚持要自己走，拒绝我父亲提出的开车送到半山腰的建议，也拒绝我伸过去想要搀扶的手。每走上那么几十级人工开凿的石阶，他就要停下来，用那根已经被他手心的汗水和岁月摩挲得油光发亮的枣木拐杖，死死地撑住自己颤抖的身体。他的背会微微弓着，像一张拉满了却迟迟不肯放箭的弓。汗珠从他额头和鬓角深刻的皱纹里，像山泉一样渗出来，沿着脸颊上那些刀刻斧凿般的沟壑，缓缓滚落，最后滴在他脚下的尘土里，洇开一小块深色的印记，很快又被太阳晒干。
而我，一个被城市平坦的水泥地和柔软的塑胶跑道惯坏了的、浑身都是多余精力的毛孩子，只会跟在他身后，百无聊赖，不耐烦地用脚尖去踢路边的石子，听着它们“当啷”一声欢快地滚下山坡，消失在茂密的灌木丛里。嘴里还不停地嘟嘟囔囔，抱怨着全世界的孩子在被长辈拖着进行一项他们认为毫无意义的活动时，可能都会抱怨的那些话：
“爷爷，怎么还没到啊？这山也太高了吧！路怎么这么长啊……我的腿都要断了！”
“累了？”
他很少回头，声音从前方传来，被稀薄的山风吹得有些散，有些飘忽。
“腿都快断了！”我极尽夸张地喊叫，跺着脚，希望用这种方式获得哪怕一丝怜悯。
“断不了。”他的回答总是这么简短，不带任何情绪，像是在陈述一个物理定律，或者一个不容辩驳的真理。“你这腿，金贵着呢，想断都难。”
他会再次停下，但这一次，似乎不是为了喘息，而是为了让我看。他依旧不转身，只是用那根枣木拐杖，像自己手臂的延伸一样，指向远处层峦叠嶂的黛色剪影。那几座山峰在缭绕的云雾里若隐若现，山势险峻得几乎不近人情，像一排巨大的、拒绝向天空妥协的牙齿。
“瞧见没？”他说，“最高的那个，顶上平平的，像个棋盘的，叫棋盘坨。”
那声音里，有一种我当时完全无法理解的复杂情绪。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我自己也开始面对人生的失去与怀念时，我才迟钝地意识到，那里面有撕心裂肺的失去，有滚烫入骨的怀念，有压抑不住的骄傲，但最深沉的底色，是一种敬畏。一种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泥土里，低到尘埃里，然后仰望星辰的敬畏。
“五壮士，就是从那儿跳下去的。”
“哦。”我心不在焉地应付着。五壮士的故事，我早从花花绿绿的连环画和散发着油墨香的语文课本里知道了。胡福才、胡德林、葛振林、宋学义、马宝玉。我甚至能像报菜名一样流利地背出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跳崖前那句被印刷体赋予了万丈光芒的口号。
可课本是平面的，是白纸黑字印出来的英雄事迹，那些名字更像是一个个需要被记住的考点。它们远不如祖父嘴里说出来的这些人，有温度，有呼吸，有味道，甚至有缺点。
他从不称他们为“五壮士”，这三个字从他嘴里出来，会有一种刻意的、仿佛在念悼词的庄重感。他也不常说“英雄”这个词，他似乎觉得那个词太空泛，太高高在上，会把那些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尊尊冰冷的雕像。他喜欢叫他们的名字，或者，是他们的外号，就像在谈论昨天还蹲在村口大槐树下，一起抽着旱烟，光着膀子吹牛、骂骂咧咧的邻家兄弟。
“宝玉，马宝玉，我们蔚县人。那小子，鬼精鬼精的，”祖父的嘴角会难得地向上牵动一下，露出一丝转瞬即逝的、被回忆温暖的笑意，“脑子比谁都转得快，就是那个牛脾气，倔！犟！认准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当年分到我们班，当班长，我们几个老兵油子还不服气，觉得他一个毛头小子凭啥管我们。结果一次遭遇战，他硬是带着我们三个人，用三条破枪，把鬼子一个小队的火力给引开了，给大部队转移争取了足足半个钟头。等我们绕回到山坳里，个个都跟从土里刨出来的泥猴儿似的，他还有力气笑，露着一口白牙，冲我们说，‘怎么样，几位老哥，服不服？’”
祖父会停下来，伸出那只因为常年握枪而骨节粗大、布满老茧和伤疤的手，笨拙地比划着：“他跟我一年的，属龙。要是……要是还活着……今年得九十好几了吧。”
说着说着，他的话头就断了。那双因为年老而显得有些浑浊的眼睛，会直勾勾地望着棋盘坨的方向，怔怔出神，仿佛能穿透几十年的时间和空间的阻隔，看到那个二十多岁的、叫做马宝玉的年轻人，正咧着一张大嘴，露着一口白牙，冲他没心没肺地笑。
山风毫无征兆地吹过，撩起他稀疏花白的头发。我清楚地看见，他的眼圈红了。那是一种老年人常有的、因为眼睛干涩而泛起的生理性红色，但这一次，里面有水光在闪动。
我有些手足无措，想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总是被我弄得皱巴巴、脏兮兮的手绢递给他。
他却猛地摆了摆手，迅速把脸扭到另一边，声音闷闷的，像是从胸腔的某个角落里，被一块巨大的石头硬生生挤出来的：“风……风真大，迷眼了。”
可那天，山上没有风。一丝都没有。只有沉甸甸的阳光，和死一般的寂静。那寂静里，只有不知疲倦的蝉鸣，和我与他一老一少的心跳声，交错地响着。
三
我是在很久很久之后，大概是上了中学，开始对历史和人性有了模糊的认知之后，才从父亲偶然一次喝多了酒的只言片语里，以及母亲零零碎碎的抱怨中，拼凑出了全部的真相。
祖父当年就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狼牙山战斗打响时，他的连队正在山的另一侧，一个叫龙王庙的山沟里，奉命阻击从管头镇方向增援的日军。那一仗打得昏天黑地，炮弹把山石都炸成了黑色的粉末，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血腥的焦糊味。
“就差一道命令，”这是祖父后来无数次地，对着我，也像是对着他自己，喃喃重复的一句话，“真的，就差一道命令，调我们上去。我们离棋盘坨，直线距离不到十里地。连长都把我们几个尖刀班的叫过去了，子弹袋都发下去了，说随时准备增援六班。可命令一直没下来……一直没下来。”
每次说到这里，他都会陷入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那沉默像一块巨大的、看不见的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们之间稀薄的空气里。然后，他会用一种近乎宿命的、充满了无力感的口吻，从牙缝里轻轻吐出两个字：
“命啊。”
命。这个字，从他们那一代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嘴里说出来，总带着一股子铁锈和血腥的味道，沉重得能把人的脊梁骨压弯。那里面没有现代人常有的抱怨和不甘，只有一种对巨大、无常、残酷命运的全然接受。那是一种“我活下来了，他们没有，所以我得替他们活着，替他们看着”的、比生命本身更沉重的责任感。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有一年深秋。那时我应该上小学五年级了，已经是个半大孩子，不再那么吵闹了，开始懂得察言观色。那天狼牙山的秋霜下得又早又重，一夜之间，就将漫山的枫叶与黄栌彻底打透，洇成一片血色，那颜色太浓，太烈，像一场烧了整整一个甲子还未熄灭的大火，绚烂里头，竟藏着一股子悲壮的呛鼻味道。
祖父反常。
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天一亮就急吼吼地扛着他的老猎枪往山上奔，而是破天荒地，用那只布满枪茧和疤痕的大手攥住我，在山脚下一个叫“东西水”的村子里，一脚深一脚浅地转悠。他走得极慢，像一头衰老的狼，正凭借着早已模糊的嗅觉和日渐混沌的记忆，固执地、徒劳地寻找着多年前的旧巢。他的目光掠过一排排红砖瓦房，掠过墙上那些刷得刺眼的白色标语，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不对，不对……”他含混地念叨，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那棵大槐树呢？村口那棵能遮住半个场院的大槐树去哪儿了……”
他的脚步最终停在了一户土坯房前。那房子实在太破了，矮得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乌黑的门楣，土墙被风雨啃噬得满是豁口与裂痕，看上去就像一张行将就木的老人的脸。祖父死死地盯着那扇斑驳的、裂着大缝的木门，看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在那里站成一棵树。然后，他抬起了手。那只手在半空中悬了许久，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胆怯的颤抖，终于，轻轻地，叩响了那枚锈成一团墨绿的门环。
两下。很轻。
“吱呀——”一声，门轴发出濒死的呻吟，从门后探出一个身影。
那是一个老太太，满头银发比山顶的秋霜还白，腰背佝偻得像一张拉满的弓。她眯缝着一双浑浊不堪的眼，费力地打量着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她脸上，那些纵横交错的深刻皱纹，像一片彻底干涸的河床。
“你们……找谁？”她的声音细得像蛛丝，风一吹就要断了。
祖父的嘴唇剧烈地哆嗦起来，喉结疯狂地上下滚动，却一个字也发不出。他只是看着她，那双鹰一般锐利的眼睛里，翻涌着我完全看不懂的惊涛骇浪。
然后，我永生难忘的一幕发生了。
我的祖父，那个在我心中如山一般刚硬，那个连我父亲都只敢在他面前低眉顺眼，那个据说这辈子膝盖只跪过天地的老人，对着那位陌生的老太太，“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了下去。
就那么跪下去了。
那双走过枪林弹雨也未曾弯曲过的膝盖，重重地砸在混着鸡粪和尘土的石阶上，发出的那声闷响，让我心脏猛地一抽。
“爷爷！”我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扑过去想搀他，可他的身体像在地上生了根，我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拉不动分毫。
老太太也吓傻了，她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被惊慌与不解填满，枯枝般的手在空中乱舞着，嘴里含混不清地喊：“使不得！使不得啊老哥！你这是干啥呀！有话好好说，快起来，快起来！折煞我了，折煞我了呀！”
祖父却像没听见一样，执拗地跪着。他抬起头，我这才看清，泪水早已在他深刻的皱纹里冲刷出两道清晰的河道。
“大嫂……”
他跪在那里，像一座被岁月风干的山。
“是我。大嫂，是我……小石头。还认得吗？”他仰起脸，那张脸上刻满的沟壑，每一道里似乎都填满了无法言说的东西。“我……来给您磕个头……”
磕头。
这个词砸在地上，闷闷的。
“这个头……晚了，晚了几十年……”
“小石头？”老太太的身体似乎只是凭着一口气撑着，那双几乎已经什么都看不清的眼睛，像两口蒙尘的古井，毫无波澜。她颤巍巍地把脸凑过去，凑得那么近，近到能闻见他身上几十年风霜的味道，鼻尖几乎要碰到他粗糙的脸颊。
她仔细地看，看那陌生的轮廓。
“哪个小石头？”声音细得像蛛丝。
祖父的声音几乎碎了。“龙王庙……后腰上……”
“啊！”
老太太猛地一颤，像被看不见的闪电劈中！那双古井般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道光，一道足以撕裂半个世纪的光——轰然炸开，瞬间照亮了她整张沟壑纵横的脸。可那光亮只存在了一刹，随即，就被汹涌而出的浑浊泪水，彻底淹没了。
她指着祖父，手指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你……你！是那个……那个后腰上挨了一枪，血都洇透了半个炕席的……那个小八路？”
祖父再也说不出话，只是用力地点头，泪水淌进嘴里，咸得发苦。他像一个迷路了几十年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家，找到了可以忏悔和倾诉的人。
后来，在那盘得乌黑锃亮的土炕上，祖父捧着一碗滚烫的热水，手依旧在抖。原来，这位孙大嫂，就是当年村里的堡垒户。祖父在龙王庙那场惨烈的阻击战里负了重伤，子弹从他后腰穿了过去，是战友们趁着夜色，半背半拖，把他送到了孙大嫂家。
“你大哥为了给我找药，翻了三座山，差点让‘二鬼子’堵在山沟里。”祖父看着墙上那张已经发黄的男人照片，喃喃地说。
“你烧得说胡话，嘴里喊着‘娘’，是我一口一口给你往下喂的小米汤。”孙大嫂坐在炕沿上，用袖子揩着眼泪，补充道。
“要不是大嫂和你家大哥，”祖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仿佛这句话是他余生的某种支撑，“我这条命，我这条骨头，早就在那年秋天，喂了狼牙山的野狼了。”
鬼子疯了一样进村搜查，挨家挨户地翻，连鸡窝、柴火垛都不放过。孙大嫂和她男人二话不说，就把祖父藏进了院子里那个用来储藏冬菜的红薯窖里。上面盖着厚厚的一层烂红薯叶子和柴草。祖父说，他当时发着高烧，神志不清，几乎是在半昏迷状态，但还是能清晰地听见鬼子的皮靴在窖口的盖板上踩来踩去，发出“咯吱、咯吱”的、令人心悸的响声。他甚至听见了刺刀“噗嗤、噗嗤”捅进柴草堆的声音。
“有一刀，我发誓，就是贴着我的脸颊戳下去的。那股子带着铁锈味的凉气，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祖父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那里并没有伤疤，但那冰冷的触感仿佛永远刻在了他的神经里。“我当时一口气憋在胸口，死死咬着嘴唇，把嘴皮都咬烂了，不敢出一点声。满脑子就一个念头，完了，这回要交代在这儿了。可我不能出声，不能连累大嫂一家。”
孙大嫂听着祖父的讲述，浑浊的眼睛也湿了。她拉着祖父的手，让他坐到热乎乎的炕沿上，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她的男人，那个当年把祖父背进地窖、又在夜里偷偷给他喂水的汉子，在后来另一次更残酷的“扫荡”中，为了引开搜山的鬼子，把敌人引向了相反的山头，再也没回来。
“大哥他……？”祖父的声音颤抖着，那个“呢”字，他怎么也问不出口。
老太太摇了摇头，浑浊的泪水顺着皱纹滑落，无声无息，滴落在她那满是补丁的衣襟上。“没啦。”她说，声音平静得可怕。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屋子里只听得见灶膛里柴火偶尔发出的“噼啪”声。
“那……栓子呢？”祖父又问，声音更低了，几乎微不可闻，“我记得你家有个小子，叫栓子，那会儿……有这么高了吧？”他用手在自己腰间比划了一下。
“也……没啦。”老太太的声音依旧平静，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他爹没了那年，他十六，非要去当兵，拦都拦不住。说是要给他爹报仇。第二年春天，就在离家不到十里地的那个乱石岗，跟鬼子遭遇了……也，没啦。”
“就那么一个娃儿……”祖父替她说出了那句最残忍的话，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像秋风中最后一片枯叶。
老太太却反而彻底平静了下来，她甚至用那粗糙的、满是裂口的袖口擦了擦眼睛，然后看着祖父，只是反复地，像念经一样地说着一句话：“不碍事，不碍事……都是为了打鬼子。”
为了打鬼子。
多么简单，多么朴素，甚至有些粗糙的一句话。在那个深秋的下午，从那位失去了一切的老太太嘴里说出来，却重得像整座太行山。
四
那些年，我像个小小的、好奇心旺盛的录音机，跟在祖父身后，听了太多这样没有被写进任何史书，也永远不会被拍成电影的故事。那些故事的主角，都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村东头的李瘸子大爷，见了我们，总要卷起裤腿，让我们看他小腿上那个碗口大的、深深凹陷下去的伤疤，疤痕的边缘皮肤皱缩着，颜色发白。“儿童团团长，当年的！”他一脸骄傲，仿佛那不是伤疤，而是一枚无法摘下的勋章，“我最骄傲的不是放哨，是我的‘报警器’。啥锣啊钟啊，都没我那破脸盆好使！鬼子一出炮楼，我搁村口那大槐树上，用石头子儿‘当啷’一敲，那声儿，又脆又亮堂！全村都能听见，连狗都听得懂！”
村西头的王奶奶，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却给差不多一个连的八路军战士做过军鞋。“那时候年轻，眼不花，手也快。晚上点着个豆大的油灯，一夜能纳好两双底儿。那麻绳，粗，勒得手指头尽是血口子，后来起了茧子，拿针都挑不破了。”她伸出那双已经严重变形、关节粗大的手，笑着说，笑容里满是皱纹，“就是不知道，穿我鞋的那些娃儿，后来都去哪儿了……还活着不……”
还有那个我们去时已经不在了的张杆子爷爷，村里人提起他，都一脸神秘，说他是“神枪手”。传说他能用一支膛线都快磨平了的老套筒，“二百米开外，专打鬼子军官的钢盔，一枪一个，跟咱们夏天敲西瓜似的，一敲一个准。”可就是这么个神枪手，最后却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为了掩护村里人转移，自己一个人端着枪冲出去，把鬼子引走，最后被围在山坳里，子弹打光了，跟鬼子拼了刺刀。村里人说，后来去收尸的时候，他身上有七个窟窿，手里还死死攥着那杆没了子弹的枪。
这些人，这些事，像一块块被遗忘在历史河床里的、不起眼的碎石。祖父用他余生的岁月，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打捞出来，用他自己的记忆和情感擦拭干净，然后在我面前，小心翼翼地拼凑起来。最终，它们拼凑成了我心中真正的，有血有肉，有哭有笑，有虱子也有虱子味的抗日战争。它不是教科书上冷冰冰的伤亡数字和战略分析图，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双双在油灯下纳鞋底的手，一双双在深夜里站岗放哨的眼睛，一颗颗为了“打鬼子”这三个字而甘愿熄灭的年轻心脏。
他们没有留下显赫的名字。或者说，他们的名字，就叫“人民”。
五
去年秋天，祖父已经走了三年，我又独自去了趟狼牙山。
不，不是独自。我带上了我的儿子，小家伙刚上小学二年级，浑身是使不完的劲儿，但也完美地继承了我当年的坏毛病，没爬多久，就开始哼哼唧唧地耍赖。
“爸爸，还有多远啊？我腿酸死了，走不动了！”他一屁股坐在冰凉的石阶上，小脸涨得通红，一副天塌下来的表情。
我停下来，大口喘着气，看着他那张因为运动而通红的小脸。有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自己，看到了那个跟在祖父身后，不停抱怨的熊孩子。我学着当年祖父的样子，指着远处云雾缭绕的棋盘坨主峰，给他讲五壮士的故事。我讲得很认真，努力回忆着祖父当年的语气和他说过的那些细节。我讲到他们如何把敌人引上绝路，讲到他们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如何用石头砸，最后如何冷静地毁掉枪支，然后一个接一个，毅然决然地跳下悬崖。
儿子仰着通红的小脸，一直很安静地听着。就在我以为他已经被这壮烈的英雄事迹所深深感染时，他突然打断了我。
他问：“爸爸，他们跳下去的时候，怕不怕？”
怕不怕？
这个问题，像一颗无声的、没有硝烟的子弹，在毫无防备的瞬间，精准地击中了我的心脏。我愣住了，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是啊。怕不怕？
在祖父的讲述里，在所有的课本和宣传里，他们是天神，是英雄，是无所畏惧的钢铁战士。他的叙事里，从来没有“怕”这个字的存在空间。可是，他们真的不怕吗？他们也是爹生娘养的血肉之躯，不是神话里刀枪不入的人物啊。马宝玉跳下去的时候，才二十多岁，和我祖父一样大，比现在的我还要年轻许多。从那千仞绝壁上纵身一跃，面对的是粉身碎骨，是瞬间的剧痛和永恒的黑暗。
怎么可能不怕？
那一刻，我想起了祖父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他躺在医院惨白的病床上，早已神志不清。癌细胞像一支看不见的、纪律严明的军队，疯狂地吞噬着他的神智和记忆，把他整个人拖回了几十年前那个血与火的战场。他常常在深夜里猛地惊叫起来，挥舞着枯瘦如柴的手臂，嘴里反复念叨着几个破碎的、不成句的词：“冲锋……卧倒……手榴弹！……回家……我想回家……”
护士们以为他说的是我们住的那个有电梯、有暖气的家。只有我知道，他想回的，是河北蔚县那个他十七岁就离开、从此就永别的家。是那个有爹有娘，有热炕头，有小米粥，有院子里炊烟升起的家。
他们当然怕。
怕死，怕疼，怕再也见不到爹娘，怕再也吃不上家乡那碗搁了咸菜的糊糊。他们怕得要死。
可是，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比死亡更让他们恐惧。比如，当亡国奴，看着自己的孩子说日语。比如，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被铁蹄蹂躏，自己的同胞被肆意屠戮。比如，山河破碎，国将不国。当这些恐惧压过来的时候，对死亡的恐惧，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怕。”我蹲下来，扶着儿子的肩膀，看着他清澈得像一汪泉水的眼睛，一字一句地，用我这辈子最真诚、最严肃的语气对他说，“他们当然怕。非常非常怕。但是，儿子，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比害怕更重要的。有些选择，是比自己的命更重要的。”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我没指望他立刻就能懂。有些道理，像陈年的酒，需要时间的浸泡才能品出真正的滋味。我也是在祖父彻底离去之后，才迟钝地，一点点地，咀嚼出他为何要年复一年，拖着那条残废的病腿，像一个最虔诚的朝圣者一样，攀登这座山的执念。
那不仅仅是缅怀战友，更像是一种持续终生的、神圣的仪式。他在用脚步，用喘息，用汗水，提醒自己，也提醒我：别忘了。
千万别忘了。
忘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
六
前些日子看地方新闻，说是在狼牙山周边又勘探出几处新的抗战遗址，有埋藏在地下的兵工厂，有纵横交错的地道网，甚至还有当年分区司令部的残垣断壁。我想，等来年开春，山花烂漫的时候，我得再带儿子去一次。不为别的，就是想让他用脚，真真切切地踩一踩那片土地。让他知道，我们今天安逸生活脚下的每一寸土壤里，都埋藏着怎样的过去，浸染过怎样的鲜血。
保定这地方，若论山水，远不及江南的烟雨朦胧，婉约秀丽；若论繁华，更比不上京津的流光溢彩，车水马龙。可就是这么一个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甚至有些土气的北方城市，在当年，却是整个晋察冀边区的“心脏”。这是聂帅说的。心脏，多精准、多有力的一个比喻。没有心脏，人就死了。没有这片根据地，没有这片土地上那些像孙大嫂、李瘸子、王奶奶一样的“人民”，敌后抗战的血脉也就断了。
我时常会陷入一种徒劳的、文人式的幻想：如果没有那场战争，祖父“石头”会是什么样子？
大概率，他会是太行山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年纪，娶一个和他一样朴实的、嗓门很大的媳妇，生一窝像我父亲那样皮实抗造的娃。闲时就抽着呛人的旱烟，蹲在自家院墙的墙根下，和村里的老少爷们聊天，吹牛，骂几句不咸不淡的脏话，然后又笑声爽朗。他的一生会平凡，会庸常，甚至会有些无趣，但会完整。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
日本人来了，用刺刀和炮火，把所有中国人的“如果”都撕得粉碎。于是，那个叫“石头”的、或许一辈子都只会和庄稼打交道的少年，拿起了枪。于是，无数个种地的农民拿起了枪，无数个读书的学生扔掉了笔，无数个打算盘的商人关上了铺子。他们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当英雄，不是为了青史留名，恰恰是为了一个最朴素、最卑微的愿望：能早一天，打跑这些天杀的强盗，然后回家，重新过上那种可以安安稳稳、老婆孩子热炕头、幻想“如果”的平常日子。
祖父在世时，家里的饭桌上总少不了一样东西：玉米面窝头。不管母亲做了多少样好菜，他总要吃上一个。我们怎么劝他，他都不听。“爸，现在日子好了，精米白面多的是，别再吃那拉嗓子的粗粮了。”父亲总是这么说。
他总是摇摇头，拿起一个金黄的窝头，慢条斯理地掰一小块家里自己腌的咸菜疙瘩，就那么一口窝头一口咸菜，吃得津津有味，仿佛那是人间至味。
“这，就顶好了。”他总是这么说。
后来我才晓得，当年在山里打游击，最长的一次，他带着两个小战士，断粮三天三夜，饿得满眼金星，靠吃野草根和喝雪水撑着。后来好不容易从雪地里刨出一个冻得像石头的生红薯，三个人分了。刚啃了两口，鬼子的追兵就上来了。他把剩下的大半个红薯死死揣在怀里，连滚带爬地跑了几里山路才甩掉鬼子。
“那半个红薯啊……”他晚年时常念叨，浑浊的眼睛里会闪着一种奇异的光，“我这辈子，没吃过比那更甜的东西了。真甜。”
真甜。我永远记得他说这两个字时，脸上那种近乎神圣的、混杂着无上幸福与极致酸楚的表情。那种甜，是我们这些从未真正挨过饿的人，永远无法体会的。
七
如今的狼牙山，早已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平整宽阔的石阶取代了当年崎岖难行的土路，现代化的观光缆车可以把游客轻松地送到山顶。人们再也无需体验当年的攀岩绝壁，就能站在那座矗立在棋盘坨顶的、高大雄伟的纪念塔下，凭吊，拍照，发朋友圈，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去。
这是好事，时代在进步。可我心里总有一丝无法言说的隐忧：那些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人们会不会就忘了它曾经有多么来之不易？那些被磨平了棱角的历史，会不会就失去了它本该有的、警醒后人的力量？
去年清明，我在山上碰到一群来春游的中学生。老师在前面拿着扩音器，用一种标准化的、毫无波澜的、仿佛在念产品说明书的语调讲述着五壮士的事迹。孩子们大多心不在焉，三五成群地在后面低头玩着手机，或者互相打闹嬉戏。我心里窜起一股无名火，正想上前说点什么，却无意中瞥见队伍末尾的一个小胖子。他正把脸埋在手机屏幕前，肩膀一抽一抽的，用校服的袖子偷偷地抹着眼泪。
我好奇地凑过去，看见他的手机上正在播放一部关于五壮士的黑白纪录片，里面有幸存者葛振林老英雄生前的采访。镜头里，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和质朴的、带着浓重河北口音的话语，有一种无可辩驳的真实力量，那力量穿透了屏幕，击中了这个半大的孩子。
那个男孩吸了吸鼻子，小声对他旁边的同学说：“老师讲的跟念稿子似的……你看这个，葛爷爷自己说的，比啥都真……”
那一刻，我释然地笑了。
是啊，形式或许会变，但那份最核心的感动与铭记，总会找到它自己的渠道，像地下水一样，顽强地流进年轻一代的心里。这就够了。
深夜，我把那张祖父的戎装照，用一块干净的绒布仔细擦拭干净，端端正正地摆在书桌的台灯下。灯光下，他那双淬了火的眼睛，仿佛正穿过近一个世纪的尘埃，凝视着我。
儿子洗漱完，穿着印有卡通图案的睡衣跑过来，好奇地凑着看。“爸爸，这是太爷爷吗？他好年轻啊！”
“是啊，”我伸手，抚摸着他柔软的头发，声音有些干涩，“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才二十岁。”
二十岁。一个今天的孩子还在为考试、恋爱、游戏而烦恼的年纪。而祖父的二十岁，却要直面饥饿、严寒和死亡。他们扛起枪，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勇敢，只是因为那个时代，需要有人站出来。既然被命运推到了那个位置，就别无选择，只能像一颗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那里。不能软，不能退。因为他们知道，退一步，身后就是万丈深渊，就是自己的家，就是孙大嫂和她的孩子们。
儿子若有所思地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突然又问我那个问题，但换了一种更直接，也更残忍的方式：“爸爸，如果换成你，在那个时候，你会去打仗吗？”
我沉默了很久很久。这一次，我没有像回答“怕不怕”时那样，给他一个确定的答案。
我最终选择对他说实话：“我不知道，儿子。我真的不知道。”
这并非敷衍。我们这些在和平年代的温室里长大的人，从未真正被那样的绝境考验过。谁又有资格在安逸的书房里，在温暖的灯光下，夸口自己的勇敢？
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那样的时刻真的再次降临，这片古老的、多灾多难却又无比坚韧的土地上，一定还会有无数个像祖父那样的“石头”站出来。会有无数个像孙大嫂那样的女人，打开自家的门，藏起受伤的战士。会有无数个像李瘸子、王奶奶、张杆子那样的普通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用脸盆、用针线、用一支破枪，投入到一场“为了打鬼子”的战争里。就像当年的马宝玉，就像千千万万个沉默的、没有留下名字的“人民”。
这就够了。
窗外，秋意已深。风吹过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子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像海潮，也像低语。我突然又想起祖父的话，他说，这秋天的风声啊，是山上的英雄们在说话呢。
他们在说什么？
或许是在说：别忘了我们。别忘了我们为何而战。
我们为之而战的，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代，能在一个宁静的秋夜，安安稳稳地聆听风声吗？不就是为了让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孩子，能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无忧无虑地，提出那个关于“怕不怕”的天真问题吗？
夜深了，我关掉台灯，躺在床上。黑暗中，祖父的身影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他还是照片里那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但又是我记忆中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拄着那根枣木拐杖，一步一停，却无比坚定地，走在狼牙山那条通往棋盘坨的山路上。夕阳的余晖把他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一直从山巅延伸下来，铺满了整个华北平原，也轻轻地，覆盖在了我的身上。
他没有回头。
他只是走向他的战友们，走向那片属于他们的，永恒的寂静。
而我，和我的儿子，会永远在这山下，听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