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走后第三天,我回到老屋,去取那把梳子。
推开木门的时候,门轴响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在空屋子里听起来很清楚。堂屋的青砖地上有一层薄灰,我踩上去,留下几个脚印。条案上放着她那只搪瓷缸,白底红字,写着“为人民服务”,缸口磕掉了一块瓷,露出底下的铁锈色。
我穿过堂屋,走进她的卧房。床上的褥子卷起来搁在床尾,露出床板。木纹很深。枕头的印子还在,浅浅的一圈。那把木梳搁在枕头原先的位置。
我拿起梳子。木柄磨得很光,握在手心里,慢慢就暖了。
这把梳子是我六岁那年她买的。货郎挑着担子来村里,拨浪鼓一响,各家的女人孩子都围上去。我蹲在担子前,盯着这把梳子看了很久。黄杨木的,颜色温温的,不亮,齿尖圆圆的。我拽着她的衣角不松手。
她问了价钱。货郎说两块钱。她没说话,牵着我回家了。
过了三天,货郎又来了。她把我叫到跟前,摊开手心,里面卧着两块钱,毛票和钢镚,潮潮的。她把钱塞进我兜里,说,去买吧。
我拿着梳子跑回家,她正蹲在灶前添柴。我把梳子举到她面前,她接过去摸了摸,点点头,说了句,好梳子。
后来我才知道,那两块钱是她攒的鸡蛋换的。家里的芦花鸡一天下一个蛋,她一个一个拾进竹篮里,攒够二十个,提到镇上卖。鸡蛋五分钱一个,二十个刚好两块。她本来想扯块布,给自己做件过夏的褂子。
那件褂子一直没做。每年夏天她都穿那件的确良衬衫,领口磨毛了,翻个面接着穿。一直穿到领子翻不过来了,她才叠起来,压在枕头底下。
梳子买回来以后,她天天给我梳头。
那时候我头发很长,到腰。每天早上,她把我按在小板凳上,站在我身后。先用手指把我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分两股。她的手指粗,指腹有茧,碰到头皮的时候有点糙,但是温温的。她分头路分得仔细,头路歪了,辫子就一高一低,她看不惯。
分好了,她拿起梳子,从发顶开始,一下一下往下梳。梳子划过头发,沙沙的。遇到打结的地方,她停下来,用手把结拆开。拆不开的,才用梳子尖挑。她从不使劲扯。嘴里有时候念一句,女娃娃的头发,要好好梳。
梳顺了,她开始编辫子。头发分三股,左边一股,右边一股,中间一股。三股头发在她手指间翻来翻去,编出来的辫子紧紧的,匀匀的,从头到尾没有松的地方。编好了,拿皮筋扎住发尾,再把辫梢折回去,折成一个小圈,再扎一道。她拍拍我的肩膀,说,好了。
她不多话。偶尔说一句,也是自言自语的。院子里枇杷树上有鸟叫,她抬一下眼皮,说,灰喜鹊来了。外面下雨,雨点子打在瓦上噼噼啪啪,她说,今晚要凉了。邻居家的狗叫起来,她停下手,侧耳朵听一会儿,说,有人过去了。
她给我梳了六年头。六岁到十二岁。十二岁那年我剪了短发。剪完跑回家,在她面前转了一圈,问她好不好看。她看了我半天,伸手摸摸我后脑勺翘起来的头发,说,好,洗头方便。然后转过身,把梳子放回枕头边,动作很慢。
那把梳子就搁在枕头边上了。她没再用过。我问她怎么不拿来自己梳,她说她头发少,用不着。
她的头发确实越来越少。先是鬓角白了,后来头顶也白了,再后来整头都是银白的。她也不染,每天早起用手指拢一拢,拿根黑发夹别在耳后,就算梳过了。
她不再给我梳头以后,换了一种方式。我开始给她剪指甲。
她眼睛花了,看不清指甲缝。有一次剪到肉,流了血,手指头上包着一块碎布。我放学回来看见了,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刀钝了。从那以后,隔一阵子我给她剪一次。
她的手很粗糙。手掌上的纹路深得能嵌进米粒,指关节变形了,指甲盖厚薄不匀,指甲缝里总有洗不净的泥。她种了一辈子地,泥长进皮肤里了,洗不掉。
我握着她的手,用指甲刀一点一点剪。她的指甲脆,剪的时候咔嚓咔嚓响,碎屑溅到我膝盖上。她呼吸声轻轻的,偶尔疼了,手指缩一下,不说话。
剪完了,我用指甲锉把边角磨圆,磨到没有刺,再把她的手翻过来看看手心。有一回翻她手心,看见一道疤,细细长长,从虎口划到手腕。我问她怎么来的。她想了想,说,割稻子的时候镰刀划的。我问她疼不疼。她说不疼,好多年了,早就不疼了。她把拳头攥起来又松开,像在确认那道疤还在不在。
疤痕在。
剪完指甲,我常把她的手放在我手掌上比大小。她的手很小,手指短短的,掌心薄薄的,像一片枯叶。我的手小时候比她还小,握在她手心里,只露出指尖。后来慢慢长大,先超过她的手指,后来整个手掌都比她大了。她有时候握着我的手看半天,说,大了,大了好。
我上高中住校,一个月回一次家。每次回去,她都在村口等我。坐在老槐树底下的石头上,弯着腰,远远往公路的方向望。中巴车还没停稳,她就站起来,手撑着膝盖,一点一点把腰直起来。
她的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弯了。
我记得她背我的样子。那时候我三四岁,午后不肯睡觉,她就把我背在背上,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她的背弯成一个弧度,我趴在上面,胸口贴着她的脊背,能感觉到她走路时骨头的活动。她一只手托着我屁股,另一只手拍我的背,嘴里哼着不知道什么调子。哼两句,停下来,唤我一声。我应了,她就接着哼。我不应,她就转过头来看我睡没睡。她扭过头来的时候,能看见侧脸上的皱纹,从眼角到下巴,像干了的河床。
我常常装睡。她看我不动,就把声音压低,步子放轻,绕圈的幅度也小了。
她背了我很多年。背我去赶集,背我去打针,背我走田埂摘野花。有一年冬天下大雪,雪没过了她的脚踝,她还是背着我,一步一步踩下去,吱嘎吱嘎响,留下一串脚印。我趴在背上看那些脚印,觉得好玩,就笑。她听我笑,也跟着笑,说,雪好吃不。我伸手接了一片雪花塞进嘴里,冰得打哆嗦,她又笑,笑声从胸腔里传出来,震得我胸口麻麻的。
我长大了,再也背不动了。她弯下去的背没有再直起来。
她弯着腰走路,弯着腰烧火,弯着腰锄草。村里人看见都说,这老太太的腰弯得厉害。她听到了,笑笑,说,年轻的时候背娃背的。
她说的那个娃,是我。
高中三年,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高三那年,过年回去了三天。走的时候,她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煮好的鸡蛋,六个,用报纸包着。她说路上吃,凉的也能吃。我接过布包,碰到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手指上又添了新口子。
布包里还有一袋炒花生。她炒的花生不放油,撒一点盐,火候刚好,花生衣微微焦黄,一搓就掉,花生仁咬起来又脆又香。她每年收了花生都炒一大锅,用塑料袋分装好,塞进我行李里。
我上了大巴,她在车窗外站着。车子发动,她跟着走了两步,停住了,手举到一半又放下。我从车窗看她的背影,她穿着灰扑扑的棉袄,弯着腰往回走。冬天的风把她的头巾吹起一角,她没发觉,也没回头。
车子拐了弯,她就不见了。
大学刚上半学期,她病了。邻居婶子打电话来,说奶奶咳得厉害,去卫生所打了几天针不见好,让她去县医院,她不肯,说费钱。婶子说,你回来一趟吧。
我请了假,坐了一夜火车回去。推开门,她正坐在堂屋里剥玉米,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见是我,愣住了。手里的玉米掉在地上,滚了两圈,停在门槛旁边。
她说,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我回来看看你。
她沉默了一会儿,弯腰去捡玉米,捡起来又开始剥。她的手抖得厉害,玉米粒掉了一地,她也没去捡,一直剥,剥到玉米芯上只剩一层白皮。然后停下来,把玉米芯放在膝盖上,低着头,说了句,没事的,就是咳嗽,过两天就好了。
她的声音沙沙的。
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握住她的手。手很瘦,手背上的皮松松的,一捏就提起来,血管青蓝青蓝凸着。她看着我,眼睛里的光很弱。
我说,我们去医院。
她摇头。
我说,去。
她看了我一会儿,又把头低下去了。过了很久,轻轻点了一下头。
县医院检查完,医生把我叫到走廊里,说,肺癌,晚期。
走廊的灯管坏了一根,有一截是暗的。我站在那截暗处里,觉得脚下空了。护士推着推车经过,车轮吱吱响。我往旁边让了让,后背贴上冰凉的墙。墙上贴着“请勿吸烟”的告示,右下角卷了边。走廊尽头有扇窗户没关严,风吹进来,很凉。
回到病房,她坐在床头看窗外。窗外是住院部的外墙,灰色水泥,有水渍顺着墙根往下流。她听见我进来,转过头,没问我医生说了什么,只问,这病房一天多少钱。
我说,不贵。
她不信,但没再问。又转过头去看窗外了。
住院那些天,我每天给她梳头。梳子从老屋带到了医院。她的头发很少了,稀稀拉拉贴在头皮上,白得很透,能看见底下的粉色。我用梳子轻轻梳,从额头往后梳,梳一下,停一下。她头微微往前倾,像很多年前我坐在小板凳上的样子,只是换了个位置。
她有时闭着眼,有时睁着。睁着的时候,目光越过病房的墙壁,不知道在看什么。
梳完头,我握着她的手坐着。她的手一天比一天凉,我把她的两只手合在我手掌中间,想捂热,但捂不热。体温像水一样,从指缝间流走了。
有一天傍晚,她忽然精神很好,说想吃枇杷。冬天,哪里找枇杷。我跑遍县城的水果店,在火车站旁边一家店里买到一小盒,外地运来的,皮皱了。我剥了皮递给她,她吃了两颗,说不甜,没有她种的那棵甜。然后靠在床头,声音很轻地说,以后那棵枇杷树,你记得浇水。
我说,好。
她点点头,闭上眼睛。
那天晚上她睡得很安稳,呼吸轻轻的。我趴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后半夜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天快亮的时候,窗外鸟叫了。灰喜鹊,叫得很大声。我在鸟叫声里醒过来,抬起头,她的手轻轻动了一下,在我手心里缩了一下,像以前剪指甲时疼了那样。
然后就不动了。
灰喜鹊还在叫。
窗外慢慢亮起来,光从窗帘缝隙透进来,照在白被子上。护士进来量体温,测血压,然后告诉我,她走了。
我坐在那里,握着她的手。手还有一点余温。指甲干干净净,没有泥。剪得很整齐。
收拾遗物那天,我在老屋枕头底下找到了那把梳子和那件的确良衬衫。
梳子上缠着一根头发,银白色,很短,很软。我把头发绕在手指上,举到光下面看。细得几乎看不见。
有一年夏天,我坐在枇杷树下写作业,她坐在旁边择菜。风吹过来,枇杷叶子哗哗响,阳光从叶子缝里漏下来,印了一地光斑。她掰豆角,咔嚓咔嚓响。我写完一行字,抬起头看她。她正好也看我,笑了笑,把手里豆角举起来给我看,说,这根豆角里有虫,你看,咬了一个洞。
我凑过去看,果然有一个针尖大的小洞,边缘褐色。她说,虫比人精,专挑嫩的咬。
我说,那这豆角还能吃吗。
她说,能,把虫咬的地方掐掉就行了。她把豆角掰成两截,坏的那截丢进搪瓷盆里,好的放进竹篮。搪瓷盆里的坏豆角已经堆了一小堆,她低头看了一眼,说,够鸡吃了。
择完豆角,她站起来,拍拍衣襟上的碎屑。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半落在门槛上,一半落在院子里。她弯着腰往屋里走,走到一半停住了,回头对我说,一会儿煮好了你多吃一碗,这豆角嫩着呢。
我低下头继续写作业。
嗯。
很多年前的事了。豆角什么味道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天下午的光很好,金黄金黄的,稠稠的,从枇杷叶上慢慢淌下来,淌了一院子。
那把梳子我带走了。放在随身包里,坐火车,坐汽车,走了很长的路。梳子待在包底,偶尔碰到,我就握一握它。木柄上有一道细裂纹,是以前我从桌上碰下来磕的。她心疼了很久,拿棉线把裂缝缠了好几圈,说这样就不会裂开了。
棉线后来散了,我重新缠了一道。缠的时候想起她的手,嘴唇微微抿着,眼睛凑得很近,手指一圈一圈绕,很慢,很稳。
那道裂缝还在,不深,不长。梳子还能用。
再过几天,枇杷就熟了。院子里的枇杷树今年结了很多果,枝条压得很低,伸手就能够到。
我已经把桶和竿子准备好了。竿子是她去年用过的,竹竿顶端绑了一个铁钩,钩子是她自己弯的,用掰弯的铁丝。弯铁丝的时候手已经不太听使唤了,弯了三根才弯成一个能用的。
她说,明年摘枇杷的时候,你肯定不在家。
我说,在的。
她笑了笑,没说话,把竿子靠在墙角,拍了拍手上的铁锈。
竿子还靠在那个墙角。我走过去拿起来,握了握。竹竿很轻,铁钩有点锈了,红褐色锈迹沾在手心里,细细的,像磨碎了的土。
我把竿子放回原来的位置。等枇杷再黄一点,我就开始摘。
窗外的灰喜鹊又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