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少年时光

那是三十三年前的事了，至今想起仍犹在眼前。那时我上初二，爱读书。那个年代一书难求，沾光父亲、姑姑、姑父都是教师，是爱书之人，故手中常有书可读，至今想来，那真是天大的幸运啊。

书这东西，便是这般奇妙：你不爱读，怎么也读不进去；可一旦你读得多了，就再也停不下来，一日无书，便心头空落落。也许爱读书的人，天生多几分幸运。彼时我们的班主任王老师，教语文，也特爱读书。她每周布置作文，逼着我们多读书；我的作文常被她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这份小小的欢喜，更让我一头扎进书里不肯出来。书读得多了，落笔自然顺畅了几分，偶有文字灵光一闪，登上校园黑板报，便成了我整个初中最珍贵的记忆，也让我落了个 “文艺青年”的雅号。

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书是寒夜里的暖，是饥腹时的粮，让我们忘记生活的难，满怀对未来的期待。

那时候我上初二，白日课程排得满满当当，抄写任务不少（这要放今天，难保不会成为教学事故），能静心读书的时光，大多挤在夜里。

我们住的寝室有八个人，和如今人数相仿，只是床铺简陋。联排铁床没有床板，只用钢片搭成十字网格，时日一久便下陷变形，睡上去软塌塌的，活像个窝窝。褥子底下铺着稻草席，一人一张。睡上铺不好，离房顶太近，人站不直，不小心会碰头，我们就常因为床不平，发软，站不稳而碰头。睡下铺更不好，常有稻草飘落，床上总觉得有稻草细末。所以下铺的同学常常会“志愿”给上铺的兄弟铺一张塑料纸，免得自己一觉醒来，头上落满草屑，像是插了“草标”。

每晚熄灯与放学之间，不过二三十分钟，除去洗漱收拾，真正空闲不过十余分钟，根本读不了几页书。寝室的电灯是学校统一掌控的，靠室内等看书是完全不行了，所幸门头有窗，约米许长，半米宽，能接住走廊灯光，斜射上2号床，这样2号床就成了我们寝室的“书床”。还记得2号床床铺的主人姓康，现在也是小有成就，不知其成功是否也藏着当年那段借着微光挑灯夜读的时光。

我们读‌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一本书不知道是谁家带来的，你读我读，把书翻得破破烂烂，八个人至少读了八遍。我们不是一人读完再传下一人，而是按天轮流，遇上有人请假便跳过次序，常常因记错顺序争执不休，甚至闹到动手拉扯。寝室大爷见状又急又好笑，一句话便平息风波：“既然为这本书吵架，那我就把书收走了。” 方才还剑拔弩张的两人瞬间服软，连声摆手：“别别别，我们闹着玩呢！你看，我们手拉手，和好啦……”

我们读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这本书字字滚烫，句句动情，很感人。在那个纯粹的年纪，我们极易与书中故事共情落泪。我最好的一位李姓同窗，还闹出过 “半夜鬼唱歌” 的趣事。那一夜，他读到动容处，悄悄抹泪还不够，竟忍不住呜呜咽咽哭出声，哭声由小变大，惊醒了整间寝室。我们慌忙围上前，再三追问，他才红着眼眶低声说：“没事，就是太感动了。”

这般借着微光轮流读书的日子，我们坚持了整整一个学期。后来，这样慢吞吞的共读方式，早已满足不了我和那位李姓同学的求知欲。但是，那时远在外地求学的我们，每两周才能骑破自行车回家补充馒头和咸菜一次，哪里敢奢望如今学生这般优渥的条件。我们悄悄合计，想要走出寝室，去教室读书。可寝室大门清晨五点才会打开，想求大爷通融，更是绝无可能。我们该如何才能出去？

要说天不绝人，实在不是那么合适。我们听说对面寝室的窗棂是活动的（我们住一楼，不知道是谁破坏了）。我们就和他们商量“用一下”。就这样，每当深夜十二点，整栋宿舍楼陷入沉寂，我俩便像做贼一般，从狭小的窗户挤出去，弯着腰，借着夜色的掩护，蹑手蹑脚溜进教学楼。那时的教学楼只有两层，从不锁门，巧的是，班级钥匙恰好由我们保管。

踏入教室，我们迅速脱下厚重的黑棉袄，严严实实遮住窗户，生怕烛光外泄引来巡查。而后躲在教室后门的角落，轻轻点燃一支蜡烛，昏黄摇曳的火光，便成了我们夜里唯一的光亮。

夜色浓稠，晚风轻轻叩着窗棂，只有书页翻动的细碎声响，在寂静的教室里缓缓流淌。我们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忘记疲惫，忘记困倦，任由时光在一行行字句间缓缓游走。

不知读了多久，沉浸在书海之中，时间仿佛总是消失的很快，常常一抬头，就发现窗外的天色已经微微发亮。或者，在文字世界的我们，被那些匆匆赶来上早读的同学推门声猛然惊醒。我们才匆忙吹灭那燃了半宿的蜡烛，顺手取下搭在窗上用来遮挡烛光的棉袄，急忙推开窗户，好让那淡淡烛火气味尽快飘散出去。随后，我们一边呵着白色的雾气，一边小跑着赶到教室前面的水龙头前，掬起一捧清冷的自来水洗了把脸，让自己清醒一些，再赶紧转身回教室，准备迎接那即将开始的、崭新而充实的一天。

如今回想起来，我琢磨不透，那时候的自己，身体里为何总是蕴藏着仿佛永远也用不完的精力与精气神。

然而，常言道，常在河边行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

具体发生在哪一天，记忆早已被岁月打磨得模糊不清。只记得那是一个和往常并无不同的夜晚，我们又一次悄悄溜出寝室，躲进教室，守着那一点微弱而温暖的烛光，便埋头于各自的阅读之中。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手里捧着的，是那份我一时疏忽而错订成大学版的《语文报》。虽然内容对初中生的我来说有些深奥，却因为舍不得浪费，便也当作珍贵的读物，一字一句细细品读。至于身旁的同伴当时在读什么书，我早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自己正读得神俱醉之时，教室的门忽然毫无预兆地被推开了，校长那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

那一刻的惊慌与失措，随着年岁渐长，在记忆中已慢慢淡去、变得模糊，可他当时说的那几句话，却像被刻在了心底，一直清晰如昨：“你们两个，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爱学习是件好事，但不必这样偷偷摸摸的。另外，一定要注意休息，午休时间不许再看书了。” 说完这番话，他便转身，轻轻带上门离开了。

当时，他并没有追问我们究竟是如何从寝室溜出来的。直到多年以后，我们毕业重返校园时才偶然得知，其实他早就把一切细节都调查得清清楚楚。

想来，那个年代的师长们，他们的关怀与教导方式，和如今的老师们相比，终究是有些不一样的呢。

三十三年，岁月流转，当年的烛光依在记忆，破旧的书本也不知遗失在何方，那位李姓同窗、康姓室友，各自安好；那位温和的校长，已垂垂老态；那段时光，却像一坛陈年老酒，在岁月里愈发醇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