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心”的围墙

我把所有从事写作的人或与写作相关的人，统称为创作者。对于创作者而言，不能没有生活，不能没有一个长久而固定的生活基地。因为生活给了创作者以创作的动力，给了他们获取知识的源泉。生活属于每一个创作者、属于大家，任何他人也无法霸占，也无法替代。每一个人总在不断的生活之中，填充空白，决无盲区。因而也不能说哪一个创作者没有生活。

然而生活又是一个深无底广无边的存在。创作者若想真正浸染生活、感悟生活，就需要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四力”，脚踏实地地全面实践、认认真真地观察事物、纵横古今地运筹生活、笔耕不辍地书写生命。但是，创作作总与时代密切联系，而一个时代中，又总是如大江东去一般，江水与泥沙并存，发展与限定同在。创作者在时代的洪流中，感慨“人生几何”的苦闷，往往投机取巧、寻找捷径，在文艺书写上心浮气躁、急于求成。不愿意沉下心来反复打磨，反而将粗制滥造的作品快速兑换成实用价值。

在很多创作者身上表现出的“浮躁”，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的“心”被围起了一道沾满名利的厚厚的高墙。这扇高墙将创作者困在大墙之中，如井底之蛙，只能走马观花、浅尝辄止，而难与放眼四海，辉映日月。这种写满名利、虚荣的高墙，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僵化了他们的好奇心。也许，他们也深入了生活，但只是蜻蜓点水般的“身入”，而没有带着心去“心入”，动真情地“情入”。当伏契克发出“人们，我是爱你们的”呼吁时，他们会像个路人一样嗤之以鼻；当我们呐喊“俯首甘为孺子牛”时，他们会像行走于股市中人们那样懒得一顾；当我们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时，他们会披上庄重的衣装，到生活中做做样子，拍拍照片，言必称作家、行必带秘书。写作成了他们上位、晋升、摆谱的资本，成为他们抓取社会实惠和利益价值的“异化的劳动作品”。那么，写出的作品也就没有了“真”，缺失了“善”，更达不到“美”。

这样的创作者，将文艺书写活动仅限定在了口头上、纸面上、包装上，并没有发自肺腑地去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更回答不了文艺书写“为什么人”的时代课题。因为他们的“心”不愿意动情、不愿意到生活中去，自然不能对生活和生命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的持久。他们习惯了数据库式的写作，社会麦当劳化的故事架构以及无病呻吟的情节叙述，有的甚至“以洋为尊”，热衷于去中国化。面对身边日渐陌生的枯萎的植物，他们司空见惯；面对城市化带来的乡土气息的消减，他们无动于衷。

每一位创作者的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也必将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创作者，也应当以时代为先，充当时代的先锋派、吹鼓手、播种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的朴素道理。因而，创作者便在客观上有了宏大叙事的限定性，即逃脱不了他本身的时代实际和生活情境。书写生活痕迹，歌颂时代特征，成为了各种文体创作者着手创作的主要思路。然而，这仅有的创作思路却总不能让所有创作者安心静气地游走于文字之间，发想象力于天地之际。来自于市场经济坏境下功利化、浮躁化现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种适应市场需求和自身生存需要的赤裸裸地追逐名誉和利益的商业化文艺创作，亦或是文艺创作商业化运作应运而生。为追求时尚，标新立异，说话假大空，码字高大上，甚至毫无羞耻心地说些违心的话，做出唯利是图的事。文艺创作者们逐渐放弃了他们自身对文学艺术的崇高信仰，他们的心灵周遭被人为地添加上了世俗的铜臭味，他们使自身成为了世俗的庸俗，表现着庸俗的世俗。这些痕迹大概在多数创作者身上都能找到。只不过有些创作者发现得早、补救得及时，转变创作思路，寻求写实路径，又重新回到“生活创作、用心创作”之路，他们在经历一段创作低迷的峰谷期后再次腾飞起来。只是大多数创作者可能真得成为了自暴自弃的陪跑者、抛弃生活背离感情刻意追求内容贫乏形式新异的文艺创作炮灰团。

那一堵挡在创作者的“心”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围墙，因为创作者急于使文艺作品转化为名利价值的迫切性，从而抵消了创作者静心观察生活的信念，消弭了真情投入感情的理念，降低了亲身融入群众的频次，换之而来的便是带着偏见上路的文艺创作者和各种各样的蹩脚的文艺作品。

拆除“心”的围墙，是每一位刚刚踏进文艺创作圈的作协会员们的第一步。因为条条框框的束缚，因为现实名誉利益的诱惑，因为文化艺术市场娱乐化商业化运作，文艺创作者不敢尝试新形式、不想打破就有逻辑建构模式、也不愿沉下心来追求那么受到冷遇的文艺门类。

文艺创作者迫切需要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突围”。在这一点上，全国上下、各界在方法论上达成了惊人的共识，他们认为“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最厚重根基上的赋予思想、感情和意志的人民生活、人民需要”，便是这种成功突围的关键一招。当然，在这方面从古至今不乏先例。司马迁年轻时到各地游学，全身心地融入当地人民群众生活中，经过几年努力，积攒了大量一手资料，为撰写《史记》奠定了基础。况且，《史记》的文字从文学的角度也十分精彩。关仁山多年扎根于冀东平原，亲身体验乡村生活，在他的笔下，从敢闯敢干、敢爱敢恨的梁双牙，到屡败屡用、创新实践的范少山，许多有血有肉的农民形象出现了、赢得认同了。

文艺创作者要跟随时代，但不应谄媚时代。现今作文者，尤其在散文小说方面，大抵上有这么个习惯，似乎不写上几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文明”的字眼，就等于没有升华作品的层次，就不足以表达内心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文艺创作对时代的贡献、对生活的热爱，应当是将时代的血脉融于字里行间中，应当使作品从生活出发从心发力达到浑然天成的情境，而非把爱国爱人民的情怀体现在对政治的刻意迎合上。

此外，文艺创作者一面要面对自己生活本身无时无刻地处于被设定被限定的生活情境之中，一面又要带着使命感责任感突破时代为文学所作的种种设定，除了亲近自然、热爱生活外，还需要一种对生命的感悟。生命是顽强的也是脆弱的，只有经历了强烈的震撼，亲身见证了生命在顽强和脆弱之间的行为表达，那种永久的记忆才会激发一个创作者创作的激情和热血。笔者从事刑警工作多年，见过多起犯罪嫌疑人持刀故意杀人案件，有过多次亲临现场的经历，曾经就遇到一起犯罪嫌疑人仅用两分钟完成作案、被害女士被捅二十六刀进行自救的案件被害女性那种既要与身体随时昏迷对抗，又要挺身摁响邻居房门的求生愿望，最终让她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并捡回性命。可见，深入一线，亲临一线，才能对生命有更为直观的感悟、更为敬畏的心灵。

抛弃为写作而写作的、为研究而研究的围墙，带着一颗感恩的心，真正扎根生活，老实去生活，专心去生活，怀着“不由恒溪”的创造性，表达劳动人民朴实、真切、笃实的情感，说出劳动人民的心里话、家常话，像陈忠实一样甘愿当账房先生，像柳青一样定居皇甫村蹲点十四年，何愁写不出振奋人心、激昂时代的好作品。作为刚刚走上创作之路的新会员，我们只需带着心上路，带着情感上路，不设定作品的最终格局，像张洁说得那样，张开双臂，“热情地拥抱生活”，那么生活一定会给我们呈现一幅更为完美、更为深刻的作品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