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东面是东厢

东厢远不如西厢有名。

说西厢有名，是因为这个古村落在户外驴友圈颇负盛名。且不说宽宽漫漫的“空中草原”和人文厚实的“三界碑”，单是秋日里那满山遍野的红叶，就足以令人陶醉不已，流连忘返。

西厢之东，一山之隔，就是东厢。同样的小桥流水，同样的青灰石房，同样的绿树满村，却因人气的匮乏，这个极具原生态的村落将生气悄悄隐匿起来。

东厢就藏在博山西北的大山深处，从博山出发，经石门村，穿向阳洞，翻十八盘，过青龙湾，大约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2018年初春，我来到东厢村，开始为期两年的扶贫工作。一到村里，见到的第一个人，也是唯一一个人，是年近60的护林员吴光军。他的身后，紧跟着一条毛色青黑的不大不小的狗。关于东厢村格局的“一人一街一条狗”的“民间传说”得到了印证。

其实，这个“民间传说”有失偏颇。过了“五一”，山里渐渐暖和起来，村中陆续“回迁”了八、九位老人，都是从山下儿女家回来的，年纪多在八十上下。虽然住的简陋、吃的简单、穿的朴素，但“回家”的喜悦无不掩映在老槐树下爽爽朗朗的拉呱之中。听老人家讲，村里韩、吴两家是大姓，受老辈人的影响，结亲大都在自个村，东联西挂的，一村人几乎全是亲戚，不是娘家门的，就是婆家门的。山里冷的早、热的晚，大约在11月到来年4月的寒冷时节，尚在村里居住的老人们，就被孝顺的儿女们接到山外山下的家里“过冬”了。可一到春暖花开，老人们还是想家，想老街坊们，想老妯娌们，聚在村中央的老槐树下，那股洋溢着山乡质朴的精气神就都回来了。这株不知生长了多少年的老槐树，见证了村里太多的过往，储存了村里太多的记忆，几近成为东厢人的根和魂。

村子东西短、南北长，一条宽两米多的水泥铺就的路纵穿南北，街两旁的老石屋就高高低低、错错落落的排列着。因为1996年的一次“劳动力转移”，人走屋空，许多的石屋几近荒废。后来，靠着清新的空气、静谧的环境，有城里人来置办房产，村里倒也有几处像模像样的“新房子”，青石墙、红瓦顶、原木门、玻璃窗，现代的气息扑面而来。如今，城里人若想再去山里乡下买房“避暑”，政策已不允许，农村宅基地房屋确权，城镇居民不得购买。

东厢村虽小，人口规模也不大，但毕竟是个行政村，而且是省级贫困村，当年脱贫攻坚的任务有多重可想而知。最终，不论是“两不愁三保障”要求，还是“五通十有三万元”标准，都已艰难达成。说艰难，不夸张。艰难之处有许多，最难的还是资金缺口大。当年夏天，挂包单位——淄博一中的领导到村慰问贫困家庭、老党员并调研指导帮扶工作，了解到这一情况，硬是从本就紧紧巴巴的办公经费里挤出资金5万元，支援村文体广场和图书室建设。

2019年末，我的帮扶工作告一段落，区直某部门接续开展。从第三轮“第一书记”下派结束，到现在第六轮正在任中，时间已整整跨度五个春秋。今年晚秋的一天，我特地回了趟东厢，有一种女儿走娘家的感觉。吴光军骑着摩托车，刚从十八盘值班回村，他还当着护林员，还选为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说，现在回村的老人越来越少了。年纪都老了，身体弱的回不了，身体好些的即便回来，也是孩子们开车陪着，到自家的老屋站站、坐坐、看看，待不长些时候，就回了。况且，我知道的那时常回来的几个老人，有三个已经故去。他们最后一次回来，便埋在祖坟深厚的泥土里，再也不走了。

在村子里行走，大多时间是缄默的。还是那间简易的图书室，柜上的一排排书很齐整，保持了最初摆放的样子，只是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灰土。还是那条南北狭长的水泥路，两边长满了叫不上名字的杂草或灌木，低洼处开裂的缝隙里灌满了泥水。还是那片援建的小活动广场，磨平光滑的水泥地面依旧坚硬结实，高高竖起的一对篮球架早已锈迹斑驳……

在返回后的思索里，关于东厢的一切同样是缄默的。

倘若有人问起，西厢东面是东厢，东厢东面是什么？

我想，答案应该不仅仅局限在地理范畴之内，或许还有超越地理范畴的更广阔更高远的东西，比如生态保护，比如乡村振兴，再比如留得住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