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在心

在老家，方圆十里的乡人都知道有一个会拉二胡的盲人。

        他本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人儿，曾经眨巴着明亮的大眼睛，把青的山、绿的水、红的太阳和屋檐下那个灰褐色的燕窝都一一收进了稚嫩的童心里。谁料一场突如其来的病魔，近乎夺走他幼小的生命，几番折腾之后，命勉强保了下来，两个眼球却都瘪成了深陷的小坑。他只见过一千多个灿烂的日子，四岁上没有了光的抚爱，眼睛和心灵一同被可恶的病魔推入了黯然无底的漆黑里。

这种不幸本身已够残酷，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悲剧性现实是他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的。因为他太小，小的身体，小的大脑。在一个有凉风吹过的秋日，在一个有露水打草的清晨，他被泪流满面的亲人放在了异乡的小村外，失却了那条本该依托的根，里面应该是血液沽沽的啊……他成了弃儿。

既是旧日的往事，我当然不可目睹，是看山的德田老伯所言，想象力帮我完成了这段惨不忍闻的塑造。

听着那一声声无助的抽啜，看着那一线线凄冷的泪珠，围观的乡人都洒下了一把把眼泪。其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乡下的生活还异常贫苦，自家的几张嘴尚处于半饥半饱状态，草根、树叶、褪去米粒的玉米“骨头”都是粮食，若再添一张，日子就更难过了。况且，还是个“瞎子”，大了又能干什么呢？同情归同情，可怜归可怜，不得不讲究实际的人渐渐远离了泣声断断续续的地方。最后，是德田伯抱起了他，说来也怪，哭声顿时消失了。然后，德田伯抱着这条小生命一瘸一拐地上了山。

德田伯说：“这可是一条小生命啊！”

以后他就叫福贵了，是德田伯起的，里面倾注了德田伯由衷的心愿。德田伯是荣军，身体有残疾，在抗美援朝时落下的，一生未娶。回乡后闲不住，便要求进山看林。抱养福贵时，已是爬四十的人了。幸亏每月有政府专拨的十五元补助金，这一老一少总算一天一天活下来，并挣扎着向前奔。

福贵看不见一掠而过的鸟儿，却对鸟儿的鸣啭心有灵犀，张口一学，宛若原声。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感官补偿”吗？一个失去了视觉的人，上苍真的会赐与他一副超乎常人的灵敏的听觉？如今看来，确是因为一条感觉通道的受阻而强化了另一条功能所致。但我依然痴心不改，笃定那就是上苍的恩赐。

福贵九岁时，德田伯开始教他拉二胡。手把手的教，心碰心的学，两根纤细的弦拉长了岁月的影子，从当时的“红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款款深情，到山东吕剧《墙头记》、《借亲——马大宝喝醉了酒》的幽默诙谐，一直把福贵送到乡里唱大戏的“乐团”里，顶呱呱一把二胡好手。那年，福贵整二十。

1978年的冬天，一个无雪的日子，德田伯走完了他58年的人生里程。福贵在哭干了心中的泪水之后，坐在德田伯那座散发着新鲜泥土气息的坟头，拉起了那把父子相依的二胡。不是平常耳熟的曲调，但人人都能听得懂。

我知道，尊重生命——这句既凝重又深奥的哲理性语言，德田伯和福贵都说不出，但他们用自己的一生作抵押，实践了或正在实践着这一涵盖全人类的永恒诺言。

我还知道，偌大世界，风景万千。最令人回顾或前瞻的风景，不在山水之间，它就伫立在你我的眼前，像一道道洁白无瑕的栅栏，精心呵护着，甚至感化着，那一片片也许算不得高尚至极的精神领地。

风景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