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和小李同是美院油画系的学生,宿舍门对门。那时候画室里的日光灯管总是嗡嗡响,小李握着画笔的手总有些抖,调出来的色块要么灰扑扑像蒙了层雾,要么艳得扎眼。小王则不一样,他笔下的向日葵能透出阳光的重量,静物写生里的玻璃杯仿佛盛着流动的光,系里的老师常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孩子,是吃艺术这碗饭的料。”
毕业那年的夏天格外热,蝉鸣声里藏着人心的焦躁。小李背着画夹来找小王,说父亲托了关系,让他去省报当美术编辑。小王正对着一堆招聘简章皱眉,听了这话,手里的铅笔“咔嗒”断了芯。“凭什么?”但他没说出口,只觉得喉咙发紧——论才华,小李连他的脚后跟都够不着,可就因为有个在报社当领导的爹,大学刚毕业就能端上别人挤破头都抢不到的铁饭碗。他自己呢,跑了十几场招聘会,最后才勉强进了市文化馆,应聘成为一个没编制的合同工。
省报的副刊每月都有美术版,小李的作品隔三差五就登在上面。起初是些版式设计,后来是水墨小品,再往后竟有了整版的插画。小王每次路过报栏,都要停下脚步,盯着那些画看。看一次,心里就堵得慌一次。他会站在报栏前骂,骂世道不公,骂人情大于才华。有次文化馆的老同事听见了,拍着他的肩膀叹口气:“小王啊,别跟自己过不去。”他却梗着脖子反驳:“不是我跟自己过不去,是这社会太欺负人!”
那时候小王总觉得,小李能有今天,全是靠他爹。他看不见小李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看不见小李为了画好一幅节气插画,跑遍城郊的农田,跟着老农学辨节气、认作物;看不见他把名家的画册翻得卷了边,每页都写满了批注,连线条的粗细、墨色的浓淡都标得清清楚楚。小王只守着自己的画架,每天按点上班下班,画的还是大学时的老路子。偶尔灵感枯竭,他就把原因归咎于文化馆的工作太琐碎,归咎于没有名家指点,归咎于命运不公。
有一次,省里举办书画展,小王和小李都送了作品。小王的《秋山图》还是老风格,笔触熟练却少新意,评委看了只淡淡说“尚可”。小李的《市井百态》却让评委眼前一亮——画里有清晨的早点摊,油条在油锅里翻滚出金黄的泡;有巷口的修鞋匠,戴着老花镜穿针引线;有放学的孩子,举着棉花糖笑得眯起眼。那些人物鲜活得像要从画里走出来,墨色浓淡相宜,线条里藏着生活的温度。最后,小李的画得了金奖,挂在展厅最显眼的位置,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小王站在小李的画前,看了很久。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好好看过小李的作品了。这些年,他总在抱怨,总在讥评,却忘了艺术这东西,最是欺不得人。你下了多少功夫,笔墨里都会显出来。小李当初是靠了关系,可若他后来不努力,早就被报社的竞争淘汰了;若他只守着“关系”二字不肯进步,也成不了今天的小李。而自己呢?这些年除了怨天尤人,又真正做了些什么?
从画展回来,小王把自己关在画室里。他翻出大学时的画夹,看着那些充满灵气的作品,再看看自己最近的画,忽然红了眼眶。他终于明白,真正的不公平,从来不是别人比你多了些机遇,而是当别人抓住机遇拼命奔跑时,你却站在原地,把时间都耗在了抱怨上。
后来小王变了。他不再对着报栏骂街,也不再抱怨工作琐碎。文化馆的工作不忙时,他就抱着画夹去街头写生,从晨光熹微画到暮色四合;他主动向馆里的老画家请教,把别人的指点记在本子上,一遍遍琢磨;他省吃俭用买名家画册,熬夜临摹,连吃饭时都在想线条怎么勾勒才更有张力。有次他在街头画早点摊,正好遇到小李也来采风。两人站在画架前聊了很久,小李说:“当初我进报社,心里也虚得慌,怕自己跟不上,只能拼命学。”小王听了,忽然笑了,那是他毕业以来,笑得最坦然的一次。
又过了几年,小王的画也渐渐有了名气。他的《老街印象》系列在省里得了奖,画里的青石板路、斑驳的砖墙、窗台上的盆栽,都透着一股子烟火气的温暖。有人问他,这些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说:“我终于明白,公平不是等来的,是自己挣来的。社会上诚然有不公平的事,可若你只盯着那些不公平,就会忘了往前走。你往前走一步,就离公平近一步;你跑起来,就能把那些不公平甩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