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立
鲁迅文学院学员
深秋的太行山脉，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深浅不一的绿与黄交织在山峦沟壑间。远山如黛，几只叫不出名字的飞鸟舒展翅膀，在澄澈的蓝天下自由飞翔，划出几道轻快的弧线。就是在这样一个秋日的上午，来自全国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六十多名文学追梦者，齐聚在河南省辉县市三道岭文旅康养中心一座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翘首期盼着那位被称作“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的著名作家刘庆邦老师来这里开启文学讲座。当他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会场时，热烈的掌声瞬间穿透庭院里的声声鸟鸣，经久不散。
刘庆邦老师是河南沈丘人，一口带着豫东乡音的普通话，让我们听起来倍感亲切。如今他身兼中国煤矿作协主席、北京作协副主席等职，他笔下的作品早已摞成高高的一摞——长篇小说《断层》《红煤》《远方的诗意》《平原上的歌谣》《花灯调》等7部长篇小说，还有那近四百篇中短篇小说，每一部都扎根在最坚实的生活土壤里，每一行文字都带着湿漉漉的泥土韧劲，藏着底层劳动者匍匐大地却永不屈服的生命力量。他的小说《神木》曾被改编成电影《盲井》，还拿下了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让更多人看到了他文字里的重量。可以这样说，从《神木》中矿工兄弟的生死相依，到《红煤》里人性深处的微光闪烁，再到《平原上的歌谣》里氤氲的乡村烟火，刘庆邦老师一直再用一部部作品告诉我们：文学要贴着生活写，要贴着人心写。也正是这份坚守，让他斩获了全国优秀小说奖、老舍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诸多重要奖项，在中国文坛站稳了脚跟。
“各位文友，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刘庆邦老师一开口，会场便立刻安静下来，只剩下他温和而亲切的声音。“非常乐意来奔流文学院跟大家见面交流。我一直觉得，每一个愿意写作的人都是善良的人，都是高贵的人。一个人性恶的人，从来不会想到写作，更不会从事写作。”他说这些话时，眼神诚恳，语义深邃，犹如一颗颗小石子，在每个人的心湖里漾开涟漪。
刘庆邦老师说，他很早就跟年轻创作者打过交道。在鲁迅文学院，他曾受邀给学员们讲过《小说创作的实与虚》《文学语言的质感》等课程，用他的话说，“始终享受和年轻人交流的过程”。而这天，他要跟我们聊的，是他最拿手的短篇小说。
“小说按字数分短、中、长三种体裁，它们各有千秋，或者说各有各的承担，各有各的功能，谁也不能代替谁。”为了让我们听明白，刘庆邦老师围绕小说体裁，打了几个特别形象的比方，让人一听就忘不了。
第一个是“水之喻”。他说，短、中、长小说本质都是“水”，可模样完全不同。“短篇小说就像瀑布，从高处山崖跌下来，速度一下子加快，拉成横断面发出哗哗的响声，阳光一照还能看见彩虹。最关键的是，每个瀑布下面都有个深潭，深得一眼望不到底——短篇小说的结尾就该这样留足余味。”而长篇小说像大海，中篇小说似长河，“各有各的辽阔与绵长，但都替代不了瀑布的冲击力”。
第二个是“点线面之喻”。“短篇小说是‘点’，就抓住一个核心场景、一段关键情节，或者一种钻心的情绪，把这一个‘点’写深写透，写得入木三分；中篇小说是‘线’，能把几个相关的‘点’串起来，形成连贯的故事脉络；长篇小说就是‘面’了，可以铺展开广阔的时代背景，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构建一个完整的世界。”
第三个比喻更有意思，是“日月星辰之喻”。刘庆邦老师说：“长篇小说像太阳，能量大，能承载厚重的时代、复杂的命运。我当过矿工，知道煤是‘太阳石’，是植物储存了太阳能量形成的，长篇的力量也这样，能长久留存、持续发光。”他顿了顿，接着说，“中篇小说像月亮，不像太阳那么炽热，却能以柔和的光芒，照亮一段故事、一群人的心境，有自己的温润劲儿。”而短篇小说呢？“就像夜空中的星辰，虽小巧却明亮，一个精彩的短篇，能像一颗星一样，在读者心里留下长久的光点。”
他笑着补充道：“现在短篇小说数量最多，翻开文学刊物，短篇占比最高，写短篇的作家也多。可星辰虽小，也有自己的亮，太阳、月亮、星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三种体裁都值得我们好好写。”
聊起自己的创作历程，刘庆邦老师的话匣子一打开，满是温润的烟火气。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写在1972年，那会儿是文革后期，“精神生活单调得很，全国人民翻来覆去就听八个样板戏，看《地道战》《地雷战》那几部电影，作家呢，就一个浩然”。可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他偏偏拿起了笔。
有人问他当时为啥选择写作，他坦然地笑答到：“为了爱啊！”那会儿他在新密煤矿宣传队当编剧，平时写点歌词、排个小豫剧什么的，也算有舞台经验。就在宣传队里，他谈了恋爱，女朋友是报幕员。“为了显示自己能写点东西，我就开始写诗歌，跟女朋友到野地里玩，就给她写歌颂天地之美的诗。后来觉得光写诗不够，就想，要不写篇小说试试？”
写完后，他先给女朋友看，看完没舍得扔，就塞进了一个破旧的铁皮炸药箱子里。直到1977年，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开始恢复或创刊，他才突然想起箱子里的那篇小说。“翻出来重新抄一遍，润色了几句，在信封左上方剪了一个角，写上‘邮资总付’，就投给了《郑州文艺》。没想到，还真发表了！”
从那以后，刘庆邦老师的创作热情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至今已写了将近400个短篇，还很少遇到退稿。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他给《人民文学》投稿，小说编辑看完，只轻轻说一句：“是不是换一篇呀？”他一听就明白了，“这篇人家不满意”。可他并不气馁，“没问题，再给你换一篇”，退下来的那篇，就投给别的刊物。“说不定在《人民文学》没通过的作品，在另一家期刊里，就是编辑眼里的好稿子。”
他告诉我们：“遇到退稿别慌，这叫‘东方不亮西方亮’。写作几十年，我从没把退稿当‘失败’，只要稿子本身有价值，多试几个平台，总能找到它的‘落脚点’，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这话让会场的学员们听得心里暖暖的，立刻减少了几分对写作的畏惧。
聊到基层作者常犯的困惑——脑海里有生活、心里有故事，却不知道从哪下手写短篇？刘庆邦老师给出了明确答案：“那是因为你没找到这篇小说里的‘种子’。”这个“种子”，不是完整的情节，也不是某个人物，“是能让整个故事‘生根发芽’的核心：可能是一个让你心头一震的细节，一句没说完的话，或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绪。找不到这颗‘种子’，再丰富的素材也只是散沙；找到了它，人物、情节、情感才能围绕它生长，写作自然就有了方向。”
关于短篇小说的核心，有人叫“支撑点”，有人叫“闪光点”，还有人叫“诗眼”，可刘庆邦老师偏爱“种子”这个词。“种子多好啊，圆润、成熟、饱满，还能传宗接代，让万事万物生生不息。”他说得很认真，“没有这颗‘种子’，收集再多素材，也只是零散的零件；有了它，人物会顺着‘种子’的特质活起来，情节会围绕‘种子’自然展开，整篇小说才能像种子生根发芽一样，从无到有、生长成型。”
常有人说“短篇小说的种子可遇不可求”，刘庆邦老师却摆摆手：“千万别信这话！‘可遇不可求’太被动了，等着种子撞到你眼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得‘可遇更要求’，你一直惦记着，心里有准备，孜孜以求，等种子出现的时候，才能看得见、抓得住。要是光等着，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
为了让我们更明白，他举了沈从文先生的名篇《丈夫》为例。这篇小说的“种子”，就藏在对“底层夫妻关系”的细腻观察里：丈夫去船上探望做船妓的妻子，两人相处间的局促、隐忍与温情，这份核心情感冲突，就是让故事生长的“种子”。
“故事里，农闲时妻子去县城‘花船’上做活，人家说是做生意，实则是接客，还被取了‘老七’的代号。丈夫带着农村的栗子去城里找她，却发现妻子变了，描眉擦胭脂，说城里话、有城里派头，和农村时判若两人。”刘庆邦老师慢慢讲述着，“头一天，妻子忙着接客，在后舱应酬，丈夫只能待在船上，连好好说话的功夫都没有。这种‘明明是夫妻，却像陌生人’的疏离感，就是这篇小说的‘种子’。”
他说，小说里丈夫在船上的所见所闻，全是在给这颗“种子”浇水施肥。“这些情节不是凭空加的，都是为了深化那颗‘种子’——不光写夫妻间的隔阂，更写出了底层女性在权力、金钱、暴力面前的无力，也写出了丈夫眼睁睁看着妻子受辱，却连保护她的能力都没有的绝望。这种绝望，让‘身份错位’的苦，变成了更刺骨的生存之痛，也让这篇小说的力量更足。”
直到后半夜，妻子终于爬过来，把挣的钱票都给了丈夫，而丈夫用两只粗大的手捂着脸呜呜地哭。“哭过之后，第二天一早，夫妻俩一同返回乡下。这个细节，正是这篇小说的种子开花结果的样子。”
刘庆邦老师还特别提到，沈从文先生没给这篇小说里的“丈夫”起名字，从头到尾只叫他“丈夫”。“这是有意为之，他写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丈夫，而是当时中国无数个有相似遭遇的底层丈夫，这让小说有了极强的普遍性——读者能从这个‘没名字的丈夫’身上，看到千千万万个被时代裹挟、尊严被践踏的普通人。”
他感慨道：“好小说不是‘抓人’似的让你一口气读完，而是让你舍不得一下看完，要放在床头慢慢细看。”他笑着说，有人跟他说“你的书太好了，我一夜就看完了”，他听了反而“嗤之以鼻”。“不是我不领情，肯定是你看得不细，书里藏的细节、微妙的情绪，你根本没来得及欣赏。”而他最爱听作家叶广芩老大姐的话：“庆邦，我一看见你的小说啊，都舍不得先看，都是先看别人的，留下你的小说慢慢看。”“每次听到这话，我就特别开心，觉得她才是我的知音。”刘庆邦老师说，好小说就像一杯温茶，得慢慢品才尝得出滋味；里面的文字、细节，也得沉下心琢磨，才能懂它的好。
“好小说最动人的，是能让你看着看着就‘走神’——眼睛不在书上，却想起自己的往人往事，甚至灵魂像被放飞，暂时忘了自己。”他说，这种共鸣后的“忘我”，才是最高的艺术享受，而《丈夫》就有这样的力量。
聊到小说的灵魂，刘庆邦老师说，不管写什么，都该包含对生命尊严的敬畏，“绝不能糟蹋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他提到了不同作家对“生命尊严”的书写，各有各的力道。“鲁迅是‘揭露’，把那些嘲笑、欺负底层人，甚至打断人腿的恶行摆出来，连小孩欺负人的细节都写，就是要警示人们：别这样践踏他人尊严。”而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是写底层人“追寻”尊严的过程。“祥子一辈子就想攒钱买辆黄包车，他觉得有了车，就能自己养活自己、挣钱，还能娶老婆，这就是他的尊严根基。可老舍偏让他一次次落空：好不容易要攒够钱，车被抢了；再攒，又被敲诈；最后为了给虎妞治病，不得不把刚买的车又卖了。”
刘庆邦老师叹了口气：“祥子到最后也没守住那辆象征尊严的车，这种‘求而不得’的无力感，比直接的践踏更让人心疼——它写出了那个时代里，底层人想靠自己双手守住一点尊严，有多难。”但不管是鲁迅的“揭露”，老舍的“追寻”，还是沈从文的“唤醒”，核心都是在说：“哪怕是最普通的人，对尊严的渴望都不该被忽视。”
讲完别人的作品，刘庆邦老师聊起了自己与《奔流》《北京文学》等文学期刊的深厚渊源，听得人津津有味。
1980年，他在《奔流》第三期头条发表了小说《看看谁家有福》，写的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那篇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很大争议。”他回忆道，“有些评论家说看不到‘共鸣’，只觉得悲惨、沉闷；但支持的一方说，这篇小说写得特别真实，确实反映了那一段的生活。”为此，《奔流》还发了三期评论。没想到，这篇小说很快被美国的汉学家注意到，翻译成英语介绍到了美国。“后来剑桥大学出了一部厚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专门为我这篇小说列了一个条目，说‘作家刘庆邦首次写了中国三年困难时候的生活’。”
随后，他接连在《奔流》发了九篇小说，篇篇都在突出位置。也正是接连发在《奔流》上的作品，他被当时还是《北京文学》的编辑刘恒看中了。“刘恒给我写约稿信，让我给《北京文学》写点东西，还说‘我希望你的小说创作大旗要从河南移到北京来，你要用重炮向《北京文学》猛轰。只要你用重炮，我就助你得胜’。”
刘庆邦老师笑着说，刘恒可是“中国第一编剧”，很多优秀电影剧本都改编自他的小说，“他都这么说了，我能不努力吗？”有一次，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趁着星期天骑着自行车往《北京文学》编辑部送。“我家住在建国门，离编辑部不远，想着星期天不一定有人，就当溜一圈。没想到，编辑部开着门，值班的就是刘恒！”
那会儿刘恒还没结婚，正在编辑部看稿子。“他问我‘你怎么星期天来了？’我说‘溜到这儿看看’。他接过稿子就认真看起来，我就在旁边坐着等。”看完后，刘恒拿了个稿签，把稿子别好，写上题目和他的名字，说“我觉得这个小说不错，上班后就提交上去”。没过多久，这篇名叫《走窑汉》的小说就在1985年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成了他的成名作。“很多人说我靠它‘走上了知名作家的站台’。”后来，林斤澜老师还特意把这篇小说推荐给了汪曾祺先生，“算是帮我敲开了北京文学圈的门”。
从那以后，刘庆邦老师和《北京文学》的缘分就没断过。“主编跟我说‘你要接二连三给我们写，我就接二连三给你发’，我说‘好，一定配合好’。”这些年，他每年都会挑一两篇自己最满意的作品给《北京文学》，篇篇都是头条，还配发评论。“光北京文学相关的奖项，我就得了15次，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想让给年轻人，可他们总说‘今年短篇还是你这个最好’，实在推不过。”他笑着说，去年得奖的作品是《放生》，前年的作品已经传到了法国。
也正因为如此，刘庆邦老师对自己要求格外严格。“小说一发都是头条，还得被评论，绝不能干萝卜快了不洗泥的事，砸自己的牌子。”他说自己从来不应付，给每个编辑的作品都得“漂亮”，还总结了“三不放过”：“不放过每一句话，不放过每一个字，不放过每一个标点。”
为了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小说种子”，他又举了自己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的短篇小说《鞋》的例子。这篇小说1997年发表在《北京文学》第一期，后来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转载，《小说选刊》副主编肖万里还专门写了评论《这个细节》。
“这篇小说写的是我们河南老家的乡风民俗。”刘庆邦老师说，以前在周口沈丘老家，姑娘订了婚，要亲手给未婚夫做一双鞋，这是个重要的仪式。“能不能做好鞋，是对姑娘的考验：一看做鞋水平，二看手艺，还得自己动手，不能让妈妈、婶子替做，得从头到尾自己负责，有仪式感。”
这篇小说没有什么复杂的冲突，就是细细写姑娘做鞋的过程：“怎么拿鞋样子，怎么做鞋帮子，妹妹抢了一针线把她气晕，她把妹妹吵了一顿；做鞋时怕弄脏，用纱布包着；对针的花样也多，梅花针、枣花针，至少有四五种。”
鞋做好后，姑娘听说未婚夫要去当兵，就想赶紧送给他当纪念，通过媒人约好晚上在桥头上见面。“姑娘急于让小伙子试试鞋，可小伙子接到鞋后，把扣在一块的鞋分开，这个兜里装一只，那个兜里装一只，说‘不用试，肯定正好’。”姑娘不解，小伙子说“你不是托人给我大姐要过我的鞋样子吗？”
刘庆邦老师笑着揭秘：“小伙子不愿意试鞋，是心里有个小念头——他第二天就要去参加工作了，想临走时拉一拉姑娘的手。在当时，拉一下姑娘的手可是件大事，得攒好大劲才敢做，哪像现在的小伙子，动不动就抱，动不动就亲。”最后，姑娘低下头把手递过去，两手相触时，姑娘觉得手“突然一热”，还出了汗。“这一握，没有多余的话，却比千言万语更动人。”
小说正文的结尾还有个温暖的小细节：姑娘和小伙子在石桥拉手告别时，姑娘的母亲一直悄悄跟在后面，想保护女儿，见没意外才默默回去。“可真正让这篇小说‘立住’的，是后面那100字的后记。”
刘庆邦老师说，小说前面用的是第三人称，后记就变成了第一人称。“我写自己在农村老家时，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姑娘精心给我做了一双鞋。我去参加工作时把鞋带到厂里，一开始舍不得穿，想留作纪念。后来买了网球鞋、皮鞋，这双鞋就不穿了。第一次回家探亲时，我把鞋还给了她，姑娘接过鞋后，眼里一直泪汪汪的。我想到，我可能对不起那个姑娘，一辈子都对不起她。”
林斤澜先生曾说，这篇小说的写作机构可以作为写短篇小说的范文。“他说通过这个后记，一下把前面都推翻了。前面是一路和谐、一路美、一路诗意，结尾却回到了现实，让人心里沉甸甸的。”刘庆邦老师解释道，正文的美是铺垫，后记的沉重才让“种子”真正结果：“它让故事从‘别人的民俗’变成‘我的遗憾’，让读者从欣赏美好，变成共情那份一辈子的歉疚，这才是小说最打动人的力量。”
聊到最后，刘庆邦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写小说前，一定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对一个现象、一段生活，别跟着别人的说法走，要有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在‘趋同’的现实里，挖出属于自己的‘小说种子’，写出和别人不一样的、有灵魂的作品。”
他还说，小说的“种子”埋下后，不能不管不顾。“种子种上后，你得操心：发芽了没有？墒情怎么样？阳光够不够？冒芽后要防备小鸟把芽叼掉，长出来后要给它打叉。小说的‘种子’要生长，靠的是心灵的阳光照耀，心灵的雨露滋润，心灵的土壤给予，这样才有可能长成一个心灵的事实。”
“写小说的过程，就是一个灵魂出体的过程，要把你的魂附到你写的人物身上。”他举例说，曹雪芹写林黛玉，就得把魂附到林黛玉身上，写出她的柔弱与伤悲；写薛宝钗，就得揣着宝钗的温婉；哪怕写一条狗，也得让魂贴近狗的视角，既写出狗的特性，又藏着人的共情。
“写作的根本，是‘从自己的心灵出发’，凝视的是自己的心灵。”刘庆邦老师强调，“有人写一辈子却没一篇属于自己，只因文字里没有心灵烙印；有人只写过一封信，却情深意长流传下来，就因为那封信里藏着真感情。李白的《静夜思》不过二十字，却人人皆知，正是因为它精准击中了每个人心底的思乡之情——无论诗还是文章，跟自己的心灵有联结，才能让读者动心，才能真正留下来。”
他说，作家不甘心只活一辈子，而小说就是“再活一次”的方式。“只要文字在、精神在，我们就能突破生命的局限，永远活在读者心里。”
讲座结束时，深秋的阳光依然温暖，太行山脉的轮廓在远处愈发清晰。刘庆邦老师的话，像一颗饱满的种子，落在了每个人的心里。那些关于“小说种子”的感悟，关于生活与心灵的联结，关于生命尊严的敬畏，终将在岁月里生根发芽，开出属于每个人的文学之花。而我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他的文字能如此动人——因为每一个字都来自生活的沃土，每一颗“种子”都藏着滚烫的真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