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沙尘暴》

《又见沙尘暴》

正读到内山完造写上海的小菜场，说那里“有着一种特别的情味”，忽然窗棂作响，起初还以为是春风，抬头看时，却见西边的天际变了颜色。那颜色不好形容，像是谁把黄赭石研碎了，撒在天幕上，又像是陈年的宣纸被火燎过，焦黄焦黄的，沉沉地压过来。我忙丢了书去关窗，窗框是热的，带着一股子土腥气。

这景象，我是认得的。

南疆的春天，这样的沙尘暴是常客。那时我们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的村子里，虽然房间的门窗已经很严实了，却依然挡不住那股子倔强的土味儿。每每鸟儿们忽然躲进核桃树丛里安静下来，就晓得要起风了。先是远远地看见一排黄浪，像是地底下有什么巨兽在翻身，把地皮都掀了起来；接着便是风，那风不是吹的，是砸的，是灌的，带着沙粒，打在脸上麻麻的，痒痒的。维吾尔族老乡们管这叫“土雨”，他们说的时候，语气平平的，像说今天会起风一样自然。

记得有一回，我们在二小队一户老乡家慰问走访。大叔大婶非要给大家煮茶，大叔笑着说：“喝口茶再走吧，你们为大家铺了柏油路，盖了这富民安居房，还这样逢年过节送来米面油，党的干部好啊！”

大婶说：“是啊，过去再大的沙尘天，我们都要去村边的涝坝里打水，现在自来水通到家里，而且干净卫生，一会儿你们喝点，味道好极了。”

不一会儿，大婶已经沏好了几碗茯砖茶，酽酽的，上面漂着枣子。外头风正紧，门缝里塞了毡子，还是呜呜地响，像是很远的地方有人在吹埙。大婶的孙女，才五六岁的样子，趴在窗口往外看，忽然回头用维吾尔语说了句什么，她爷爷笑了，翻译给我们听：“她说，天在哭呢，哭得满脸都是土。”我们都笑了。那孩子又补了一句：“可是杏花不怕，杏花明天就开了。”果然，第二天风住了，院子里那棵老杏树，真的爆出了满枝的花苞，粉嫩嫩的，顶着薄薄一层黄尘，倒像是特意搽了粉似的。

眼前的沙尘暴比南疆的要薄些，颜色也淡些，可那股子蛮横劲儿是一样的。楼下的老榆树被风揉来揉去，新发的叶子还没有长结实，有几片被扯了下来，在空中打着旋儿，一忽儿就看不见了。街上的人缩着脖子跑，一个女人的丝巾被风卷走了，她追了几步，忽然站住了，就那么看着那条鹅黄色的丝巾飘到半空里，越飘越高，最后融进了那片昏黄里。

我关上窗，屋子顿时暗了下来，书桌上的台灯照出一圈温温的光。内山完造的书还摊开着，正好翻到“书店的回忆”那一章。他写内山书店的午后，鲁迅先生常来，要一杯粗茶，坐在藤椅里翻书，有时会忽然笑起来，笑得像个孩子。外面是上海弄堂里特有的那种喧闹，卖馄饨的梆子声，小孩子的哭闹声，还有无线电里咿咿呀呀的评弹。他说那种喧闹是活的，是有体温的，和书店里的静穆混在一起，反而生出一种奇特的安详。

我倒了一杯茶，学着内山先生的样子，把椅子转向窗外。沙尘暴还在继续，天已经黄透了，对面楼的窗户都亮起了灯，一盏一盏的，朦朦胧胧的，像是隔着一层磨砂玻璃。这景象让我想起南疆的那些夜晚。风停了以后，空气里还浮着细细的尘，月亮升起来，是毛茸茸的，四周带着一圈淡黄的光晕。我们坐在院子里，大叔弹着都塔尔，唱的是《牡丹汗》，声音沙沙的，也像是蒙了一层土。那些调子悠长悠长的，在带着土腥味的空气里飘，飘过白杨树，飘过葡萄架，飘到塔克拉玛干浩瀚的沙海上去了。

忽然就明白了内山先生说的“情味”。上海的弄堂有弄堂的情味，南疆的大漠边村有沙土的情味，都是人住久了，呼吸久了，笑久了，哭久了，慢慢渍进去的。就像这沙尘暴，在南疆的时候觉得苦，现在隔着几千里地，隔着几年的光阴，再看见，倒觉得亲切了。那呛人的土味儿里，竟也渍着些说不清的东西。

风渐渐小了，沙尘却不肯散，就那么悬在半空里，把黄昏拉长了。我重新翻开书，正好读到内山完造写他第一次到上海，船进黄浦江的那个黄昏，江面上浮着一层薄雾，外滩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他说那时心里忽然涌上一句话——“我来了。”

合上书，再看窗外，沙尘暴已经过去了。天是一种奇怪的青灰色，像是旧瓷器上的釉。楼下的老榆树叶子都耷拉着，沾了厚厚的土，可仔细看，枝梢上那些新芽还是绿的，倔倔地绿着。远处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拖得长长的，在湿润起来的空气里，竟也有些水音了。

茶凉了。我又续上热水，看茶叶在杯子里慢慢地舒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