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大杠

我是在八十年代东北农村长大的孩子，对“二八大杠”这四个字，有着近乎图腾般的情感。它不仅是一辆自行车，更是一段驮在钢梁上的童年，一条通往世界的颠簸小路，一种被父亲双手扶稳的、最初的平稳。

如今的孩子们，大约很难想象什么是“二八大杠”。他们出生在四个轮子的时代，连“自行车”本身，都日渐成为一种公园里的运动器械。若非要解释，只能说：那是一种车轮直径二十八英寸、车架间有一根坚实横梁的自行车。那横梁与斜杠构成的三角形，是那个年代工业设计赠予寻常百姓的礼物——稳固，承重，且沉默寡言。

在八十年代的乡村，一辆“永久”或“飞鸽”牌的二八大杠，其象征意义不亚于今日的奔驰宝马。它是婚嫁“三大件”之一，是家庭实力的无言宣告，甚至需要珍贵的票证才能请回家中。而我家的那一辆，却并非这样的“名门之后”。它是父亲用四五辆行将散架的废车，精心拼凑出的“混血儿”。车身漆面斑驳，像老人手背的斑；左右脚踏板总不一致，一只崭新，一只苍老。车座上常年裹着一块泛黄的旧毛巾，而那条横梁上，则牢牢绑着一条花纹小棉被——那是我的“专属宝座”。

从五六岁起，我的视野就和这根横梁齐平。父亲载我去赶集，杂货与牲畜的气味从鼻尖掠过；载我去乡里参加数学竞赛，忐忑和骄傲在肚子里打架；载我和母亲去十几里外的大姨家，风灌满衣衫，路长得像没有尽头。我会从前梁移往后座，鞋子也曾数度被飞转的后轮咬住，脚趾的疼记不住，倒是母亲熬夜纳出的新鞋面被磨破，能让我心疼好久。

说来惭愧，我在那根横梁上“坐享其成”的时光，远比同龄人漫长。伙伴们早在小学时，便以“掏裆”的别扭姿势，征服了高大的车架。他们斜着身子，右腿穿过三角区，像蹬水车一样嘎悠着前进，却已然有了御风而行的神气。而我，直到十二岁那个暑假，才在羞耻心的鞭策下，决心结束这段“乘客”生涯。

我长得比同龄人高，便想跳过“掏裆”，直接挑战“单腿跨越”。可那高高的车座，成了我尊严的绊马索。父亲看在眼里，默不作声地拧下了车座，又在横梁与立管处，细细绑上一层软被儿。他说：“这样，起步时腿能使得上劲，稳了也有地方坐。”我的练习场，是屋后那片狭窄的菜地，时间则选在晨光熹微或落日余晖、无人窥见的时分。父亲总是陪在一旁，一手稳稳扶住后架，跟着我歪斜的车子小跑，他的喘息混着泥土味，成了我学车背景音里最安定的部分。摔倒，擦伤，自是难免，但在父亲手掌传来的那股稳当的力道里，疼痛也变得模糊，只记得他那句：“看前面，不要只盯着前轱辘和车把子。”

初中开学前，疼爱我的大姨夫塞给我三百元的“巨款”。父亲用它推回一辆崭新的二六自行车。车身轻巧，没有横梁，银黑色的漆面亮得能照见云彩。我骑着它，像骑着一只灵巧的鸽子，再也无需担心磕绊。我飞快地驶向乡上的中学，驶向更广阔的天地，将那座笨重、沉默的二八大杠，连同它绑着棉被的横梁，一并留在了老屋的墙角。

许多年后，当我自己的孩子对着平衡车上的蓝牙音箱发问，我才蓦然惊觉，那个属于“二八大杠”的年代，已遥远得像一场默片。没有智能导航，没有速度显示，唯一的“安全系统”，是父亲那双从后架悄然松开、却始终虚护在侧的手。

我曾以为，是我终于学会了骑车。如今才懂，是父亲用他沉默的跟跑，教会了我最初的平衡术——不是身体的平衡，而是如何在生活的颠簸中，目视前方，信任自己脚下有路。

那辆拼凑而成的二八大杠，早已锈蚀在时光深处。可每当我人生行至摇晃处，耳边总还会响起那粗重的喘息，感受到那透过车架传来的、沉稳的体温。原来，人这一生，第一辆真正载你远行的车，永远不会被真正换下。它成了你骨骼里的钢，成了你面对所有崎岖时，心底那幅最稳固的三角形。

它从未被骑走。它一直在那里，驮着一个家最初的重量，和一条路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