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内心无处安放

人的一生，总会有那样的阶段：脚步并未停歇，内心却像秋风里的蒲公英，飘忽着，寻不到一片可以安心落定的土壤。外界的喧嚣与内在的茫然里外夹击，将人困在一片无声的嘈杂之中。

我便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日。所幸，在意识到这种悬浮感时，我为自己寻到了一处小小的、坚硬的落脚点——在儿子的书桌旁。

铺开宣纸，研墨临帖。这习惯已坚持半年，算不得风雅，倒更像一种精神的体操，在一笔一画的规矩里，为自己紊乱的心绪重新划定疆界。相较于笔墨的沉静，我更痴迷于文字的旷野。既然现实的世界让人无所适从，“读万卷书”便成了我最好的远游。

于是，在督促儿子读书的当口，我也郑重地拾起了书本。说来惭愧，前几十年，为生计奔波，心是浮的，沉不下来。如今被这股无形的茫然包裹，倒逼着我嚼出了字里行间的真味。每读完一本，胸中便似有块垒，不吐不快。妻子和儿子成了我最忠实的——或许也是唯一的——听众。我抓着他们，大谈人物命运，世道人心，也不管他们是否真听得进去。往往是我自己越说越激动，直到夜色深沉，话头还撂在半空，人却已迷迷糊糊地睡去。这般模样，想来有些痴傻，但那份从心底满溢出来的、纯粹的分享欲，却像一根结实的缆绳，将我这叶飘摇的扁舟，悄悄系稳了。

那些日子里，最沉重也最深刻的相遇，是巴金的《家》和余华的《活着》。

合上书页，心中像是压了一块湿冷的石头。我并未如众人般，激赏觉慧那旗帜鲜明的反抗。他空有叛逆的姿态，却未能真正救下任何人，在祖父的威严前，他骨子里仍是驯服的。我的悲悯，更多地给了那个大哥觉新。

他太像我们这片土地上，那些沉默的父兄了。他扛着长房长孙的责任，像一头被套上轭的牛，拉着摇摇欲坠的家族蹒跚前行。他的爱情、理想，一个个在他眼前破灭，他眼睁睁看着梅芬和瑞珏离去，那是一种凌迟般的痛楚。可他垮掉了吗？没有。在最后的悲凉里，他仍记着帮弟弟觉慧逃离这囚笼，然后，独自转身，继续承受那无尽的、沉闷的命运。

读到他，我总会想起《手套》里，那个在玉米地里独自劳作、默默承担了一切的父亲。觉新是被封建的礼教捆住了手脚，父亲则是被生活的重担磨破了掌心。形式不同，内里却都是一种东方式的、近乎悲壮的承担。

而《活着》里的福贵，则是另一种生命力的写照。他的一生，仿佛一场极端的风暴，卷走了他身边所有的亲人，最后只留下一头同样苍老的老牛与他为伴。从读者的眼光看，这是何等的凄惨。可余华先生写他，并非为了展览苦难，而是为了探寻“活着”本身的哲学。

福贵在失去一切之后，反而变得无所畏惧。他与老牛絮絮叨叨，念叨着有庆、家珍、凤霞、苦根的名字，仿佛他们从未离开。这场景，荒诞中透着巨大的悲悯，竟让我想起《生日，最好的放生》里，自己最终对母亲离世的释怀——当失去成为定局，与记忆温柔地共存，便是活下去的智慧。福贵不是麻木，他是历经劫波后，与命运达成了和解。他让我们看到，人不是为了身外之物活着，而是为“活着”本身那股子坚韧的劲儿活着。

这两部书，像两剂猛药，服下后五味杂陈。我的脾胃需要些时间来消化这浓稠的悲怆。但这并不意味着停下。阅读的闸门既已打开，思想的细流便不愿止息。

昨夜，给儿子讲完题，他睡下了。我坐回书桌，台灯的光晕像一口小小的井。手边是合上的《活着》，封面上“活着”二字，在昏黄光线下显得格外沉实。

忽然想起傍晚洗碗时，妻子哼着不成调的曲子；想起儿子解出难题后，那声小小的、得意的“耶”。这些碎片，与觉新的沉默、福贵的絮叨，毫无征兆地叠在一起。那一刻，心头那团飘忽了许久的蒲公英，仿佛轻轻触到了地面。

我于是懂了。内心的安放，从不需去远方找寻。它就在这方寸的书桌上，在每一次与书中人的悲欢共鸣里，更在共鸣之后，对寻常日子生出的那寸新的柔软与体谅。灵魂既有了它的旷野，现实的沟坎，便成了可以跋涉、甚或可以驻足观看的风景。